吳作棟征戰大選多年，“消失”多年的安順選區成了他選舉生涯中長達39年的痛。他的搭檔林子安用"從沒想過”來形容1981年安順區補選敗落的結果。這場驚心的角逐究竟發生了什麼？多年後，吳作棟做了這樣的回憶覆盤.......
2011年全國大選，在馬林百列這個擁有多個議席的霸型選區，當各個分割槽的計票結果開始從四面八方相繼湧入，吳作棟的情緒越發下沉。他所聽到的資料並不是自己所一貫熟悉的。他率領的人民行動黨五人團隊正面迎戰國民團結黨，雖然執政黨的原任議員團隊持續領先，但領先的幅度比預期小得多。這個國家的執政黨在選舉中往往能以壓倒性優勢勝出，而馬林百列總能以更高於全國平均數的支援率獨佔鰲頭。這一區堪稱吳作棟手中固若磐石的鐵票倉，乃至1997年、2001年、2006年一連三屆大選都沒有在野黨敢涉足這一區下戰書。馬林百列選民上一次投票是在1992年的一次補選，吳作棟團隊面對四角戰纏鬥，以72%支援率高票當選。在更早一年1991年全國大選，成績更是耀眼，得票率高達77.2%。但2011年，局面很不一樣。
吳作棟團隊引進了27歲的政壇新人陳佩玲，豈料這位執政黨新候選人因為社交媒體上的一張與名牌包包合照的自拍相在網上瘋傳，受盡冷嘲熱諷，成為眾矢之的，被網民狠批為幼稚無腦、不知民間疾苦，迅速成了選民對執政黨不滿情緒的體現。大選進入倒數時刻，有人甚至在臉書上發起“拒絕讓陳佩玲進入國會！”的主題專頁，累積了至少4萬4000個“贊”，點贊人數甚至超越了吳作棟的臉書頁面“馬林百列人”。
讓行動黨雪上加霜的是，競選馬林百列集選區的國民團結黨候選人當中也出現了一張比陳佩玲更年輕的清新臉孔，而這個女孩偏偏看似具備了一切陳佩玲所欠缺的條件。她就是年僅24歲的廣告執行人員佘雪玲。佘雪玲外型亮眼、深具個人魅力，且能言善道，論人氣，馬上就把陳佩玲給壓了下去。吳作棟在選後也承認這一點。他告訴媒體：“她的溝通能力很強，演說特別能打動年輕人……我能感覺到支援她的人不少。”他的直覺沒錯。陳佩玲佘雪玲之間的對比搶佔了馬林百列集選區選戰的焦點。選舉結果揭曉，讓好多人大跌眼鏡：吳作棟團隊只獲得56.6%選票，低於全國平均得票率60.1%——而這已是人民行動黨創黨以來的歷史新低。
這個結果讓吳作棟元氣大傷。而就在那一瞬間，他的思緒飛回到整整三十年前新加坡政治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重大事件。“2011年的那一刻，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安順區。”他在為此書接受訪問時有感而發。他說的是1981年的一場補選。“2011年的選舉結果加深了安順補選給我的第一次教訓：無論過去的政績和選情有多好，凡事都不會是理所當然的；任何時候都必須為不可預見的情況做好準備。我從未料到自己身為前總理也會差點輸掉整個集選區。可是偏偏陳佩玲和佘雪玲出現了……我們的支援率一下子下降到56%。關鍵不在於你有多得民心、能力有多強，或者你能為人民做些什麼、付出多少。一張新面孔出現，人們就有了攻擊的新目標。選舉到頭來竟成了陳佩玲佘雪玲之爭。可是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
吳作棟經歷最為嚴峻的那一場政治洗禮，就發生於1981年新加坡南端一個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選區內，稱為“安順區”。安順區緊挨著的是李光耀的政治基地丹戎巴葛區。時過境遷，安順區雖說早已在選區劃分版圖上消失了，可是“安順”這個名稱已然深烙為一個醒目的標誌，時時提醒著執政黨和在野黨，即便在相對刻板單調的新加坡選舉政治世界裡，不可預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關於安順區補選的歷史記載，毫無意外地大多著重於工人黨已故領袖惹耶勒南如何在完全處於劣勢的情況下逆勢而起成功當選，因為惹耶一舉終結了建國以來行動黨完全壟斷國會的局面。相比之下，在這場補選中失敗的一方並未獲得媒體輿論的太多關注，尤其是吳作棟在這場敗選中所扮演的角色。三十多年下來，他當年曾參與安順補選一事也早已淡出公眾的記憶。
然而，吳作棟坦言，當年的那一場選戰不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也形塑了他的政治傾向和政治敏感度。“要說是什麼影響和形塑了現在的自己，通常很難給出一個很明確的答案。”他說著，眉宇間的皺紋開始繃緊了。“就像是成長經歷——你究竟在哪個階段長大成人？你很難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個階段從男孩變成男人。但是你會發現，自己的想法突然在一夜間有所改變；而必定會有哪些經歷讓你有了這樣的改變。安順補選事件加速形塑了我的想法——我的定位是什麼？我究竟是誰？這肯定是我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次歷練。”
在這之前，大概沒人料到安順區補選對吳作棟會起著什麼影響——這不過又是一場補選，沒有任何明顯的特殊或不利之處需要執政黨多操一份心的。吳作棟說：“選情是平靜的，我們肯定勝出，完全沒問題。”對所向無敵的人民行動黨來說，那個年代的補選近乎是零風險的政治活動，舉行補選純粹只為領導層更新，也藉機探測民意。安順區當然也一樣，原任議員蒂凡那[1]深得民心，因為獲提名出任國家總統而不得不辭去國會議員一職；蒂凡那也卸下他在全國職工總會的領導重責，交棒給林子安。吳作棟形容：“這是領導層更新的步驟之一。”換言之，安順區補選和之前在1970年代舉行的四場補選沒什麼兩樣，也毫無獨特之處。
安順補選由吳作棟領軍統籌，人民行動黨推出的候選人是政壇新人馮金興。雖說陳慶炎在黨內排位已超越吳作棟，躍升為第一助理祕書長，但吳作棟卻出乎意料地獲得李光耀委以重任，繼續負責領導並組織補選競選活動。從旁協助吳作棟的還是林子安；這對好搭檔在1979年補選中初試啼聲，獲得佳績，隨之於1980年全國大選中再次印證這個雙人組合的組織實力。兩人信心滿滿地啟動了安順競選活動，尋求三度漂亮勝出。1980年的全國大選中，蒂凡那在這一區拿下高達84.1%得票率，遠遠超出行動黨77.7%的全國平均得票率。“1980年我們勝得相當輕鬆，所以大家當下根本毫無危機感。”吳作棟這麼說；他當時的政治職務是衛生部長。他接著補充說：“安順區原任議員蒂凡那即將就任國家總統，大家都合理推測安順區選民對於自己的原任議員當上總統，應該會感到非常自豪。所以這場補選根本不帶任何焦慮感或危機感。我只是照章行事完成任務，負責組織協調，確保最終打贏選戰。光是組織並不足夠，必須能組織而後能勝出。但必須說，知道原任奠下了多達三十四個百分點的緩衝優勢，的確給我帶來很大的安慰。”林子安也同意這個說法；問及局勢後來的演變在當時可曾流露出任何蛛絲馬跡，他說：“完全沒想到。從沒想過。”
豈料競選活動開跑後，吳作棟和林子安開始覺察到基層形勢不大對勁。吳作棟憶述：“必須坦白地說，我之前不曾摸清當地選民的情緒，是到了提名日以後，所有蛛絲馬跡統統顯現出來。”問題直透行動黨基地核心，讓當時的黨支部亂了陣腳。當蒂凡那在1979年當選安順區議員後，身邊的大批工會支持者也追隨他加入了安順區黨支部，而黨支部原有的老幹部大多在那個時候選擇離開。兩年後，蒂凡那辭去安順區議員身份、入駐總統府，他的支持者也紛紛撤出安順，使黨支部陷入真空狀態。支部祕書王雅興力勸舊黨員回巢。“但熱忱已是大不相同了。”吳作棟嘆了一口氣說。“他們並不認識馮金興，而馮金興也帶進了自己的人馬。換句話說，我們發現，黨支部並未能團結一心應付這場選戰。”
▲1981年安順區補選，行動黨意外落敗。圖源：星洲日報
更糟的是，行動黨安順區候選人馮金興似乎與基層群眾脫節。他出身顯赫，是行動黨元老級人物林金山的外甥。馮金興當時不過是32歲的年輕經理，但行動黨決定安排他上陣，對此林金山本人也抱有疑慮。“林金山本人對於馮金興是有所保留的。他說馮金興是有錢人家的孩子——‘阿舍囝’。”吳作棟引用福建話的常用語。“他適合參選嗎？這些都討論過的。可是黨祕書長李光耀認為他是個合適的人選。”吳作棟回憶起面試時候的印象說，這位候選人“形象討喜，表現自信，能言善道”。他也有國民服役經驗，而李光耀正是希望推舉一位具備這種經驗的候選人，藉此展示行動黨對國民服役制度的支援。
然而，選戰一開打，馮金興形象上的弱點就暴露無遺——情況跟2011年的陳佩玲相似；在這個以勞動階層為主的選區，吃力地爭取選民的認同。“馮金興總會乘坐大汽車到來，而他那一身穿著，就是格格不入。你是個富家子，就連走起路來也跟別人有些不一樣。”吳作棟形容，有些懊悔地苦笑著。馮金興也帶來自己的人馬助選，全是衣著光鮮的專業人士。王雅興說：“他們都是開著積架轎車來的。”安順區的行動黨助選團隊猶如一盤散沙，可是他們面對的對手卻是令人生畏的工人黨領袖惹耶勒南。惹耶也是個氣場超強的演說家，這一點也像極了30年後出現在馬林百列區的佘雪玲。“我一看到佘雪玲，就聯想到惹耶勒南，兩人的口才都非常好。”吳作棟說道。“而陳佩玲則讓我想起了馮金興。”
這次補選其實是一場三角戰，但第三位候選人夏萬星一開始就被選民早早淘汰了。形勢再清楚不過：行動黨的最大勁敵還是惹耶勒南。這位在英國留學的執業律師兼前法官兩年前也曾在毗鄰的直落布蘭雅區兩次參選，均以微差落敗。1980年大選，他挑戰行動黨對手，還能取得近47%支援率，是在野黨候選人在選舉中所取得的最佳成績。
投入安順區選戰時，惹耶勒南已經歷過五場失敗的選舉，堪稱經驗豐富的沙場老將，也已儼然是島內名氣最大的在野政治人物。在吳作棟看來，是惹耶勒南的個人因素促成了安順區的補選結果：“他總有辦法展現自己能凝聚（選民）的疏離感，為民怨發聲。”話雖如此，競選活動剛開始時，無論惹耶勒南或是吳作棟，都無法預見到前者在安順區能掀起如此巨浪。事實上，惹耶勒南的支持者甚至曾勸請他放棄參選，理由是安順區是行動黨票倉，根本毫無勝算。吳作棟其實也有同感，他在記者會上告訴媒體：“我不認為惹耶勒南先生會有任何勝出的機會。”
豈料，九天的競選期爆出了兩大關鍵議題：住屋、交通，最終翻轉了吳作棟對選情的預測。首先，安順區的住屋問題讓選民覺得焦慮。肇因為安順區內一個稱為“布萊坪”的地段必須清空剷平，以興建新的集裝箱港口設施，意味著原來安置於這個地段那九座專為新加坡港務局員工而設的組屋必須拆除。而這九座組屋住著逾千名以短期租約居住的港務局員工與其他工友，他們全都已在較早前收到搬遷令。這些人要求優先獲配新組屋，卻遭到拒絕，被告知只能加入輪候名單跟10萬名其他組屋申請者一起輪候新組屋。王雅興說：“這組人怨氣最大。1000名員工加上他們的另一半，那就是2000張選票了。”這就相當於13%選票。林子安補充說，馮金興又正好與當時的港務局主席林金山有親戚關係，這就使布萊坪事件猶如火上加油般延燒起來。工友們當時的想法是：“你趕我走，我很不高興。而你現在居然還派了港務局主席的人到這裡坐鎮……天哪！我一定要把握這個大好機會來表達我的不滿！”
不光是布萊坪，安順區其他地方也同樣面對住屋問題。有不少新居民是剛從毗鄰李光耀選區內的達士敦坪新遷入安順區，他們在購買新組屋時受到物價上漲影響，都以高價買入，有些甚至高出三成五。吳作棟說明：“在過去，我們會定期統一調高全島的組屋價格，由政府操作，而不是由市場力量推動的。就是，組屋什麼時候起價，由政府決定。”毗鄰的中峇魯選區議員莊日昆指出中，即便如此，行動黨內仍有不少人相信，安順區這些新居民的選票會是囊中之物。他說：“他們認定這些居民仍處於新房入夥蜜月期，而且他們過去在丹戎巴葛區曾經是李光耀的堅定支持者，現在搬到安順區也一樣會投票支援行動黨。可是，他們的確是付出了高價買房，而且現在投票的物件已不再是李光耀！”
儘管行動黨看似大難臨頭，吳作棟還是不認為行動黨會敗選。行動黨當年正處在極端樂觀的大好時代裡，選舉對這個政黨來說就等於是一個接一個持續不斷的勝選謝票遊行。競選期中途，吳作棟與林子安、王雅興和莊日昆進行交流，分享各自對基層民情的體察與解讀。四人都預測行動黨的得票率較之蒂凡那84%的得票率會大幅下降，但大家還是認定行動黨必勝。吳作棟和林子安預測得票率會介於55%至60%，莊日昆估計至少55%。王雅興最為悲觀，他預測支援率會跌破55%。“但即使是他，散會前我再問：我們能不能贏？他認真思索了一番後說：能贏！”吳作棟說道。根本沒人預料到會敗選。林子安說：“我們都不認為情況會嚴重到讓我們會失掉議席。我當時的感覺是，人們終究還是會選黨不選人。”吳作棟向李光耀彙報了同事們的意見：“他問我什麼情況，我說，是有一些小問題。他再問：‘我們能贏嗎？’我說是。‘肯定嗎？’我說是。我告訴他，這其實不光是我的觀察，還問過其他人的。他說好，只要能勝出就好。”
然而，行動黨的選情卻急轉直下，居民的冷漠和疏離逐漸演變為公開宣洩不滿情緒甚至挑釁。林子安回憶說：“有居民看到我們來就大力把門關上，我和作棟都吃了不少閉門羹。”吳作棟則說，行動黨的一次群眾大會上，有居民從周圍的組屋扔下垃圾。“有一回正在演講，突然聽見‘叭哴’一聲巨響，有人從高樓丟下一包炒粿條，居然還有空鐵罐。還有空的餅乾鐵罐。情況堪憂。”群眾大會反應很冷清，他也說得很白：“出席的可能大多是自己的朋友。我學著李光耀的做法，刻意走到臺側觀察。有時會去得稍遲，從場子後面進來，穿過群眾感受一下氣氛。這時候我會發現好多人蹲著聊天，根本沒興趣聽臺上的人在說些什麼。”
到了10月31日投票日當天，白衣人陣營殘留的任何一絲希望也蕩然無存了。“我們走出投票站時，人們跟我們沒有任何眼神交集，就只是一味地快步擦身而去。接收到這些點點滴滴的資訊，我們感覺到這場仗恐怕是要輸掉了。”吳作棟憶起當時的情景。“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估計情勢會是五五開。最多隻能是險勝。”李光耀也得到了情報，卻並非來自吳作棟。他近中午時分打了通電話給王雅興，要他據實報告。王雅興掌握了紅山一帶卜基（非法賭檔）的賠率情報，他說：“我坦白告訴他我們的勝算只剩五成，勝負差距不會超出千票。他問我還有機會翻盤嗎？我說我會盡力。”對於李光耀的從旁勘察，吳作棟並不感到意外：“他私下向雅興和日昆打探選情，我並不意外。我之前也說過了，相信，但也須查證。他會查證。”
無論如何，一切都太遲了。當晚，吳作棟領著行動黨的一支小團隊到安順路上顏永成中學計票中心等待選舉結果揭曉，那裡早已擠滿了人，工人黨支持者的人數以三對一的比例遠遠超過行動黨支持者。莊日昆形容，當時的場面相當緊張。“如果工人黨沒勝，很可能就會發生流血衝突了。他們的支持者手中的旗杆全是尖頭的，暴動一觸即發。”吳作棟說當晚的氣氛極度緊繃。“畢竟是補選，行動黨支持者來的並不多，我們站在後方邊上，對方陣營佔據了前方。”當年沒有手機，兩方支持者只能耐心等待成績揭曉。吳作棟說：“裡面的情形究竟怎麼樣，外頭的人是毫無頭緒的。不像現在，人人有手機，可以時時通過簡訊互通訊息。”
深夜10時53分，補選結果公佈：
夏萬星：131票惹耶勒南：7012票馮金興：6359票
現場歡呼雷動，淹沒了擴音機傳出的成績報告。歷史在此刻改寫了。人民行動黨在同一個選區的支援度，短短十個月內驟降了足足三十七個百分點，堪稱新加坡獨立史上最戲劇性的一次選情大逆轉。馮金興想上臺發言，卻被群眾轟下了臺，這位自1965年以來行動黨首位吃敗仗的候選人灰頭土臉地悻悻然離場。顏永成中學這一晚的情景成了吳作棟多年的夢魘。“噢，現場是一片歡騰！可是並不是我們這一邊。”說著，他側著頭墜入了回憶深淵。“群眾都在高喊：‘惹耶！惹耶！’每一次有巴士經過，都會有人追著巴士跑，邊跑邊喊：‘惹耶！惹耶！惹耶贏了！’群情激昂。而行駛中的巴士也會鳴笛迴應。有些剛巧經過的車子聽見了也會鳴笛同慶。”問他，民眾為行動黨的挫敗展現這等欣喜若狂的反應，他看在眼裡，心中是什麼樣一種滋味，他回說：“唔……就是淒涼。”
而他的煎熬仍未結束。保鏢告訴他，李光耀要找他談談。當年沒有手機，附近的商店也全打烊了，他得步行超過一公里回到行動黨安順支部。他腳步飛快，腦海中只想著一件事：“要怎麼跟李先生交代呢？”電話接通了，李光耀問他怎麼回事。“我的回答是：我們輸了。”他說道。“我提出了幾個之所以落敗的理由。我說我們並沒有料到會輸，但是結果顯然比我們預想的還要糟糕。繼續尋找各種藉口是毫無意義的。我不怪任何人，也沒說是候選人表現差勁，我們就是輸了——就是時機不對吧。也並不是馮金興的錯。表象底下其實暗流洶湧，人們心裡埋著不滿和怨氣，只是我們沒覺察罷了。李先生說，沒事。他問起馮金興，我說他們全在裡頭，看起來還好。他並沒有生氣。那種時刻，你才真正見識到什麼是領導人的真正風範——木已成舟，接下來該何去何從？你要繼續往前看。”
答：事後檢討。就是這樣才能從失敗中學習。很簡短地進行了事後剖析，敗選的理由大家其實都心裡有數。但整個基調是前瞻性的。我們都學到了一點：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我們召開了一次全體國會議員大會，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接下來在安順區應該怎麼做？我們是繼續管理安順區的民眾聯絡所嗎？還是讓惹耶勒南接手管理？我覺得理應交給惹耶來管理，許多年輕議員也有同樣想法。我認為應該公平行事——他贏得了議席，所以區內的一切都該而由他接管。民眾聯絡所也屬於安順區所有，理應轉交給他。英國國會的規則不就是這樣——接受選舉結果，與對方握個手，給他寫封祝賀信等等。這是年輕一代議員的想法。
李光耀並未斥責我們，不過他問了老將們怎麼看這件事。他們說不，我們不可能交出聯絡所，這是我們的基地。聯絡所一旦由他接管，他就有了紮根的平臺，我們從此就再也難以收復失地了。這絕對不成。所以你就學到了箇中道理。那，有什麼理由可以讓我們堂堂正正地繼續留守聯絡所？聯絡所屬於政府設施，你不會把政府設施交給反對黨管理。我們這批年輕人很天真地以為聯絡所是隸屬於選區的單位，所以認為理應由當選議員接管。老一輩議員則說：不行。
問：這個道理也一併適用於人民協會屬下的所有其他單位如居民委員會、公民諮詢委員會嗎？
答：沒錯，這些全是隸屬於政府的單位。可是你也得公平行事。任何人只要願意推動政府的政策和計劃，就可以使用居委會和聯絡所。但是這些單位不能用來推動政黨政治。反對黨不可能來推動政府政策，而我們卻會這麼做。現在這些規則變得越來越清楚了。因為在最初階段，我們都會一身白衣白褲走進聯絡所。可是一旦反對黨進來了，我們就必須嚴守規矩了。我們制定了一套公正的行為準則：禁止任何人穿著白衣白褲走進聯絡所。起初我對此很不滿，告訴他們我偏要找來一個萊佛士書院的男生[4]走進聯絡所，看你能拿他怎麼樣！可是哪怕我們再不便再不悅，人民協會還是必須嚴格執行這些條例。
問：所以人民協會與人民行動黨政黨分離，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自此就成了常態？
答：是的。我們那個時候開始區分政府與政黨。我們沒把民眾聯絡所轉交給惹耶勒南是正當合理的，因為聯絡所屬政府所有。同樣的道理，也不能將聯絡所交給人民行動黨管理，這個不妥當。必須一視同仁，公平處理。
問：後來您當上總理，也沒覺得有必要對此作出改變？
答：不。這是不可能改變的。因為背後的理據是：這些設施單位屬於政府所有。你身為政府職員，也就必須嚴格遵守規則條例，才不會給敵對陣營落下話柄。你留意到了嗎？我們的基層活動的宣傳佈條都不能以議員身份署名，只能打上“基層組織顧問”字樣。因為如果議員可以用這些設施，那在後港[5]，反對黨也可以使用了。所以我們說不行，只有基層組織顧問可以使用這些設施。你說這不公平，我說這很公平啊。
問：您會認為這個做法形同於你們對“忠誠的在野黨”其實並無概念嗎？
答：我們有啊。但怎麼可以允許反對黨接管政府設施？這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這可是政府單位。
問：我想，這個問題還可從另一個角度看：所有國會議員，無論在野黨執政黨，都屬於這個體制。國會裡有了來自不同政黨的議員，國家才能受益。在野黨議員也和執政黨議員一樣，共同隸屬於這個體制。所以，當在野黨候選人在選舉中成功當選，政府理應給予他們相同的待遇，畢竟在野黨議員的存在同樣有利於整個國家。
答：你投入一場公平的選戰爭取勝利，而所得的戰利品……只要能保住，就一定要力保。如果保不住，就合法地交出去。我們當年如果把安順區的民眾聯絡所交出去，那建屋局分局也要交出去；萬一我們失去更多選區，我們就得向對方，也就是阿裕尼[6]和後港，送出越來越多的戰利品。關鍵在於維持公平原則和統一標準。市鎮理事會，我們交出去了。你不能說市鎮會也屬於政府。就市鎮會而言，誰當選誰就接管。而我們知道他們會利用市鎮會招聘人手、建立實力。市鎮會僱員多半都會成為政黨的忠實支持者，因為如果政黨輸了選舉，他們也會丟失工作。這是一把雙刃劍。所以，反對黨市鎮會的員工支援工人黨的程度會比我們的市鎮會員工支援行動黨來得更甚。
問：這是很精明務實的政治手段。是您所經歷的政治教育教會您的？
答：是的，全都得學上來。起初，你會有點天真，光是靠著書本上學來的知識，希望把這些理論付諸實踐。但真正深入政治沙場，才發現情況截然不同。但是最終，我也說過了，一定得是一場公平競爭。當然，我們身為執政者，必定佔有一定的優勢，這個在所難免。我們可以由部長級人物領軍到集選區競選，這也是我們的優勢。有人說這不是一場公平的競爭。但你們陣營裡頭沒有部長，難道也是我的錯？[7]讓我們正面看待丟失阿裕尼集選區一事。我們很不希望這樣，但從此以後我們就能理直氣壯地說：集選區並不是專為行動黨而設的。反對黨一樣拿得下。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有沒有部長級人物，反對黨都有勝出的機會。集選區制度可從來不是障礙。
問：安順補選結果還在哪些其他方面促使人民行動黨做出改變？
答：李光耀的說法是，我們輸掉的並不只在於區區一個議席；在國會裡丟了一個議席根本不算什麼，我們當年總是囊括國會的所有議席。我們輸掉的，是行動黨給予外界所向無敵的觀感。這是我們承受的最大創傷。在那一刻之前，我們是堅不可摧的。政府想做任何事，無論政策是否討好，如果必須這麼做，一旦決定了，我們就勢在必行。所向披靡。無論我們做什麼，人們都願意支援，對行動黨全然信任——執政黨堅不可摧。人們認為行動黨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所以，這次敗選之後，就必定會有更多的失敗接踵而來。
要怎麼制止失去更多議席？行動黨議員必須能在國會中暢所欲言，直言不諱。不然，這個角色就只會由惹耶勒南來扮演。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得精明地扮演好反對黨議員的角色。這是為了展示，行動黨議員完全可以在國會中向政府提出尖銳質詢，而不只是全靠唯一的反對黨議員提問。就這樣，我們變得更有“反對黨意識”，乃至當中的一些人開始把自己視為反對黨人，投身總統選舉與行動黨對立。[8]
問：看李先生與惹耶勒南在國會辯論中過招，滋味如何？
答：很不自在。就有這麼一場辯論，雙方的遣詞用字……可以這麼說吧……並不是國會一般的慣常用語。[9]在場的好多人都覺得很難堪。李先生的遣詞用字非常強烈，卻又不至於觸犯國會規則——近乎人身攻擊，非常侮辱性的字眼。惹耶勒南試著反擊，但他並沒有使用類似狠話。簡直是咄咄逼人。放馬過來吧！李先生會這麼說。你我勢不兩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差點要起身說，夠了。對我們而言，這根本不是國會辯論該有的方式。那也許是其他國家的國會運作的方式，但我不習慣這樣的作風。
問：您那個時候可曾同李先生分享過您的感受？
答：他沒問。他要是問了，我會說他有點過度了。那是他那一代的政治風格，你要贏，就得狠。但我們這一代不同，性格也很不一樣。我們不會使用他那樣的語言。顯龍的口才很好，但他的語言風格迥然不同，畢竟時代改變了，對手也換了人了。
這就是國會議長和我們這一代議員努力維持的行為準則。後來的國會辯論，我們都避免使用人身攻擊的語句；任何人想效仿惹耶勒南或李光耀相互辱罵，國會議長必定會制止，人們也會同意這並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國會辯論方式。辯論再激烈都無妨，但是請把個人仇恨先抽掉，大家就事論事。可是，一旦碰上了一個頻頻作人身攻擊又難纏的反對黨對手，那總理就必須要有回擊的能力。如果總理是個翩翩君子，就另外找個能回擊的人代勞，也就是“打手”，如副總理或律政部長，他們都可以幫你出招。
問：李光耀是不是想向年輕一代的未來領導人示範該怎麼應付這一類的政治對手？
答：是的。他並沒有要我們學他這一套，但大家都目睹了惹耶勒南不好對付，而就是要以這個方法才治得了他。而當我們跟詹時中[10]過招，你知道的，那完全是另一種非常友善且毫無敵意的方式。我並沒有模仿李光耀進行人身攻擊的方式。你知道自己不是李光耀，所以最好也別有樣學樣。
問：您也提到，李光耀對惹耶勒南有一種近乎個人的仇恨。那您本身呢？
答：我對他並沒有同樣的感覺。其實我跟他不算熟，就是在政壇上相識。我知道他有些妄自尊大，說話的姿態等等，但不至於討厭他。我對他也算不上友善，就是把他當成敵對陣營的對手。我的意思是，見面時我們還會說話的。但如果讓李光耀看到任何人在跟惹耶說話，他就會質問那個人：為什麼要那麼做，難道不知道惹耶勒南是什麼樣的人嗎！
問：但是您會同意李光耀所說，惹耶勒南並不是預期中理想的反對黨議員嗎？
答：的確如此。我從旁觀察他，發現他對流氓惡棍特別有號召力。他總愛談刑法那些課題，多少是向他的支持者暗示自己在為他們說話。刑法和各類警方案例，他都會觸及；有關警察濫用權力的申訴，他也會處理。因為他就是想建立起那樣的群眾基礎。你可以去查閱他在國會上提出的質詢，大多都是代表社會低下層，為那些心懷不滿的一群發聲。我認為他是相當危險的一號人物。群眾大會時也同樣看得出來，出席者很多都是流氓惡棍小混混。
你以為選舉就那麼簡單？現在，在選舉結果公佈現場，警方執勤人員會把兩個敵對陣營分隔開來。過去，如安順補選那一次，兩邊人馬都集中在同一個地方。其他選舉也一樣，我們扛著大旗，反對黨支持者也扛著大旗。我們的旗杆底部是扁平的，對方陣營的旗杆底部卻是尖的。他們把削尖的那一頭插進土裡。但是一旦拔了出來，隨時可以用來做武器！我們就是這樣學上來的。你們以為選舉都是平靜的？是我們促使選舉變得如此平靜！確保警方告誡他們不準帶尖銳的東西或尖頭旗杆進場。政治並不是大家想象的那麼簡單的。今天之所以風平浪靜，其實是我們善加管控的結果。過去，選舉場面是非常粗暴的。反對黨陣營有好多流氓惡霸。我們這邊的則多是斯文人。李光耀對我說，去找幾個空手道高手，安排他們站在最前排，有必要的話讓他們再強硬一點。那麼對手才懂得害怕。按規矩走？這就是規矩。你耍狠？我比你更狠！
問：安順事件對您個人而言又有哪些影響？
答：李光耀說過，選舉失利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拉惹勒南也是這麼說的。政治上而言，我們不可能在每一場選舉中都囊括所有議席。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不符合人性。敗選遲早是要發生的。只是這個失敗來得比我們預想的快得多。政壇元老說：“那也無妨。”也正好讓我們這些年輕一代有個機會學習如何處理失敗，又該如何打選戰。所以前輩們把這一次敗選當作我們的政治課。
對我的影響就是，讓我明白了現實政治是怎麼一回事。這並不只是攸關組織能力、統籌能力。我身為組織祕書，到了安順補選的那個時候對輔選早已駕輕就熟了。可是安順區教會了我，政治這門學問遠超組織層面，你必須勝出。但是，要怎麼才能在合乎規矩的情況下勝出？你必須能體察民情。你必須有能力建立支援基礎，你必須能說服人民。可是在這之前，先得確定政策的方向是正確的。一旦發現有任何真實存在的不滿情緒，那就努力找出原因，妥善處理和緩解，再舉行選舉。如果覺得氣氛不對，那就千萬別馬上舉行補選。
安順區敗選後的幾天，行動黨內雜音不斷，大家都在揣測吳作棟的政治生涯將到此為止。李光耀並不是一個對失敗者很有耐心的人，這個政黨13年來第一次競選嘗敗績，幕後總舵手肯定要為此付出代價。“很多議員都以為我就這樣完了。”吳作棟聳了聳肩說道。“在國會與我擦身而過時，都是瞥了我一眼就走。我看得出來的，我又不是個毫不敏感的人。一些人會走過來跟我說兩句表示同情，說一切都會沒事的。其他人則以為我完蛋了。這是因為我們從未輸過，這是第一次吃敗仗。而李先生，你知道的，他從來不會輕易容忍失敗。”
李光耀確實不會輕易接受失敗，尤其是以這種方式敗選。他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這麼寫道：“我感到不安，倒不是因為行動黨落選，而是從吳作棟那兒我從未得到過我們可能會吃敗仗的訊號。我為他的政治敏感度而擔憂。新聞祕書傅超賢告訴我，行動黨領袖在競選期間表現得過於自信，引起一般民眾的反感。”[11]但無論是他或者黨內其他元老都沒有怪罪於吳作棟。
因為，在敗選的那個夜晚，李光耀看出了吳作棟擁有的某些特質：他始終保持冷靜，一肩扛下所有責任。當時也在顏永成中學計票現場的傅超賢事後向李光耀彙報：吳作棟始終鎮靜沉著，不亢不卑。“那個時候我才更了解李先生。”吳作棟這麼說。“他並不會因為一次失敗而怪罪於人。他更感興趣的是，你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想看看我的反應，他是在考驗我。我們輸了，這是事實。但失敗背後的負責人，他能繼續充當團隊的領導嗎？我想這才是他真正感興趣的。”而弔詭的是，吳作棟雖然輸掉了安順補選考驗，卻順利通過了政治領導能力的考核。而李光耀則早已為他備妥了一系列更大的挑戰等著他去迎接。
[1]蒂凡那（Devan Nair）是新加坡第三任總統，也是首位印族總統。工運領袖出身，1954年參與創立人民行動黨，1961年協助成立全國職工總會（簡稱“職總”），1979年出任職總會長。同年當選安順區議員。1981年辭去國會議員出任總統。1985年，以健康欠佳為由辭去總統職務。2005年於加拿大病逝。
[2] “Bus fare hikes ‘willhit pass holders hardest’” [巴士車資上漲，“月票持有者首當其衝”], The Straits Times,October 27, 1981, p. 1.
[3] Cheong Yip Seng, OBMarkers: My Straits Times Story [言論界限——我的《海峽時報》故事] (Singapore:Straits Times Press, 2015),pp. 177-178.
[4]萊佛士書院的男生校服正是白衣白褲。
[5]後港是新加坡東北部選區，自 1991 年大選中由工人黨奪下，蟬聯執政至今。
[6]阿裕尼是新加坡東北部的一個霸型選區，人民行動黨在 2011 年大選失掉這個霸型選區，由工人黨奪下。
[7]集選區制度（Group RepresentativeConstituencies，英文簡稱“GRC”）指的是毗鄰的幾個選區聯合組成一個集選區，由幾位議員組成團隊參選，當中至少一位須為少數種族（馬來族／印度族／歐亞裔等）候選人；集選區內的選民再一人一票選出團隊。按官方說法，這是為了確保少數種族在國會中有一定比例和代表權。新加坡自1988年大選開始實行集選區制度，劃出13個三人集選區，在國會81個議席中佔了39席。二十年來集選區規模不斷擴大，2015年全國大選共劃出16個集選區，當中包括兩個六人集選區，佔了國會89個議席中的76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的慣例是在每屆大選中派部長級候選人到各個集選區充當領軍人，以提高甚至“保障”勝算。惟2011年大選，由工人黨黨魁劉程強和主席林瑞蓮率領的四人團隊在阿裕尼集選區勝出，使行動黨折損三位部長。工人黨團隊繼而在2015年大選成功連任。
[8]吳作棟所暗示的，是前行動黨資深議員也是吳作棟少時好友陳清木投入2011年總統選舉，挑戰行動黨推出的候選人陳慶炎，陳清木最後以0.35%的微差得票率落敗。
[9]那是1986年財政預算案辯論，惹耶勒南就削減部長薪資課題在國會中向時任總理的李光耀發出挑戰。李光耀形容惹耶勒南的指責出自“the distorted workingsof a sick mind”（一個變態者扭曲的思維）。而後當惹耶勒南三番四次打斷李光耀發言，李光耀進而稱他為“the heckles of a streethustler”。（街頭騙子在起鬨詰問。“hustler”一字也有“皮條客”、“男妓”的含義。）
[10]詹時中是繼惹耶勒南之後第二位擠進新加坡國會的在野黨議員，於1984年在波東巴西區當選，連任六屆至2011年為止，是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新加坡國會在野黨領袖。
[11]李光耀著，《聯合早報》編務團翻譯，《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