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之下，人口密度高的印度，至今（3月17日）只有117例確診案例與2例死亡，確診案例侷限於具有旅遊史與接觸史的人，第三階段“社群感染”尚未發生，疫情並不算嚴重。

早先國內的報道中，印度人民的防疫手段相當奇葩，甚至有咖哩、牛糞、牛尿防毒等荒誕傳言。印度國內專家表示檢驗率低的確是很大的問題，然而過去的歷史經驗顯示，幾波世界上傳染病的大流行，如1968年香港流感，2009年H1N1，以及SARS與MERS，印度的感染率與死亡率都比其他國家低許多。

喀拉拉模式

印度前三個病例皆為來自南印喀拉拉邦（Kerala）於武漢就讀醫學院的醫學生，他們在武漢封城前逃回印度，第一個病例於1月30日確診，緊跟著2月2日又兩個確診。

雖然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尚未對全球發出警戒，該邦仍以高規格的方式對待病毒，於2月3日宣佈邦級緊急狀態，三位感染者入院治療，有直接接觸的84人醫院隔離觀察，並且回溯旅遊史，將從1月15日起有中國旅遊紀錄的兩千多人進行居家隔離。

三位感染者於二月中全數康復出院，印度維持零死亡紀錄，邦衛生大臣K.K. Shailaja於月中宣佈新冠病毒“在克拉拉邦踢到鐵板”，一直到3月2日德里出現三個境外移入確診案例，可以說印度度過了平靜的二月。

3月14日，印度喀拉拉邦戈奇，從義大利返回的旅客走下救護車前往隔離所

事實上，相對於其他邦，喀拉拉邦政府對無疫苗又無藥可醫新型病毒的來襲是有所準備且胸有成竹，若病毒從其他地方進入，恐怕會是另一種情景。

喀拉拉邦於2018年與2019年先後爆發兩次與果蝠相關的致命的尼帕病毒（Nipah）傳染危機，在因應尼帕病毒的抗疫經驗中，邦政府發展出一套針對新病毒的緊急應變模式與原則。

這些原則，除了積極尋找索引病例（即所謂零號病人）與控制傳染，包括疫情調查、將有接觸史者進行居家隔離、檢測陽性者醫院隔離，並且進行加強疫區旅客機場篩檢之外，邦政府還特別著重疫情監控、提升社會警覺避免恐慌，以及假新聞與謠言等原則。

兩次尼帕病毒的抗疫經驗使喀拉拉邦政府了解到，只要社會不進入恐慌，福斯是抗疫的最佳夥伴，然而一旦恐慌形成，民眾將會被恐懼驅使，開始搬離有感染者的社群，相互攻擊，居家隔離者也會拒絕配合。

3月13日，印度新德里，一名工作人員在地鐵站內進行消毒防疫

因此，在二月這波新冠病毒的危機中，政府特別要求地方工作者要維持社群警覺但不必恐慌，公民社會的領袖們亦向社會宣傳政府政策的目的是保護而不是懲罰任何人，防疫期間，衛生大臣一天至少開兩次記者會安定民心，並開放專線回答民眾疑惑，同時也特別關切居家隔離者的心理健康狀態。

政府組成十八人專家的小組進行疫情監控工作，小組一日開兩次會，衛生大臣至少出席每日晚間六點的會議，同時，地方公共衛生官員與鄉村議會（panchayat）代表兩人一組，主導社群監控工作。

衛生大臣更提前與地方傳統媒體領袖們取得共識，在可疑案例與死亡人數這類敏感問題上只使用官方提供的資料。同時針對種種諸如“喝酒可以阻擋病毒”、“只有吃素才安全”、“病毒是從豬來的”、“雞肉帶病毒”等社會謠言，政府亦成立媒體監控小組，追蹤社群媒體上傳播的不實報導與假新聞，二月新冠病毒抗議期間，共有三人因散播假新聞遭逮捕。

3月13日，在印度新德里一地鐵站內，民眾佩戴口罩出行

喀拉拉邦是印度南方一個低度工業化、以農漁為主的發展中的社會，印度獨立十年後獨立劃為一邦，第一屆選舉開始便長年由當地的共產黨執政，該邦發展一套強調民主參與的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發展模式，這套模式強調民主與社會參與、福斯教育、公共衛生，使得GDP偏低、大型商場稀少、沒有任何大城市的克拉拉邦，在如識字率、嬰孩死亡率、平均壽命的指數上皆可媲美已開發國家，歷來有“喀拉拉模式（Kerala Model）”之稱。

人口約三千萬的克拉拉邦的公共衛生與醫療資源全印最普及，有2700個公立醫療機構，亦提供就學兒童營養午餐。三月隨著歐洲疫情惡化，印度新的案例隨之竄升，各邦宣佈停止公共聚會與全面停課，喀拉拉邦政府宣佈，停課期間，學校依然將午餐送到家裡。

喀拉拉邦的抗疫經驗也成為其他地方政府因應的模範，泰羅迦納邦（Telangana）與德里市政府等皆派員到喀拉拉邦學習防疫與治療的經驗。

“印度風格”

三月印度出現第二波全國層次的疫情。中央政府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醫療匱乏，3月3日宣佈禁止相關的諸如退燒藥、抗生素與抗病毒等藥品與原料出口以保障內需。

印度製藥業獨步全球，以製造學名藥聞名，美國有四成的學名藥由印度提供，有“世界藥房”之稱，在這波抗疫之戰中，藥品短缺恐怕不會是印度會遭遇的問題，停止出口將會對歐美等仰賴印度出口藥品的國家帶來衝擊。

一月底克拉拉邦出現最早確診案例時，中央政府旋即禁止醫療口罩出口。然而在該邦疫情得到控制後，二月中旬再度解禁，若是個人援助國外疫情需要得以出口。直到三月第二波疫情開始，再度停止口罩出口，並禁止藥局零售商販售N95等符合醫用規格的口罩，以確保醫療院所的醫事人員有足夠的防備。

同時，為了提高社會警覺，防疫訊息可以快速觸及廣大的基層人民，印度中央政府與Airtel、Jio、Vodafone等主要電信公司合作，推出抗疫手機鈴聲，3月9日起，每撥出一通電話，在對方鈴聲響起前，撥話者都會聽見30秒的關於新冠病毒的防疫宣導，鈴聲起始於一串咳嗽聲，緊接著是避免擁擠與勤洗手等衛生觀念。

此政策雖然提高社會警覺，卻也可能引起心理緊張與恐慌，有報導指出孟買有人因為每次撥打電話都聽見一次咳嗽聲而引發強迫性的咳嗽症狀。

隨著案例增加，社會恐慌加劇，恐慌確有其“印度特色”，除了常見的口罩與酒精缺貨外，因為社群媒體出現雞肉帶病毒的謠言，雞肉價格大跌，其原因除了是有心人士刻意造謠打擊雞商，社會文化上“避免葷食”也一直是印度社會常見身體保健方針，只要有身體不適，無論是西醫還是傳統醫療，醫師時常建議病人避免吃肉。

並且開始有歧視與攻擊來自印度東北各邦的居民人的現象，印度東北地區在人種上屬於蒙古人種，與中國人長相較為相似，文化、語言、習俗與印度其他地方相異，因為經濟發展較為落後，許多東北人前往其他大城市打工，不僅被當作是印度國內的外國人，也是廉價勞工。

（印度政府11日晚宣佈，從3月13日至4月15日，除外交等部分人員外，印度暫不允許其他持有效簽證者入境。圖為3月12日，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人們戴口罩出行）

留學中國的學生攜帶回來的病毒，並沒有使印度境內中國人遭到太多攻擊，受害的反而多是印度東北地區的人，許多人被他人指著鼻子罵“冠狀病毒”。另外，區別潔淨與不潔一直是印度教文化傳統最核心的概念，將左右手區分為不潔與乾淨，只用乾淨的右手吃飯等傳統在此時可視為是帶來保護效果的“文化防疫”。

但不可忽略這些“文化防疫”也包括令人詬病的帶來社會隔離與不平等的“種姓制度”，社會恐慌是否加劇種姓歧視，也是需要關注的。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潔的汙染源”，絕非來自低種姓、低階層的社會，而是有能力穿梭於國際之間的中高階級的精英。

當確診案例達到60人時，中央政府於3月11日宣佈啟用由英國殖民政府制定的於1897年釋出的傳染病防治條例（Epidemic Diseases Act），這百年前由殖民者留下來是全世界最簡短的傳染病防治條例，內容僅一頁，共四個條文，但該條例也是殖民史上，最嚴格的傳染病防治條例，賦予國家極大的權力。

最高法院律師Abhimanyu Tewari認為這份條例除了提供國家法源基礎，在傳染病防治的緊急時期擺脫所有現行法律的限制之外，對於所有因應緊急公共衛生事件中所需的公共行政框架完全缺如。

該條例中沒有指定任何部門扮演任何特定的角色任務，也沒有為地方與邦政府預先計畫與緊急應變提供任何準則，條例本身甚至沒有明定在何時、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啟動此條文。

印度中央政府於3月12日當全國確診人數達到73人時，宣佈4月15日之前，停發所有簽證，避免任何外國人進入(包括海外外籍印度人)，並強烈建議國人避免任何旅遊，幾乎可以說是“鎖國”。

各州政府也開始宣佈全面停班停課。例如德里市政府在3月2日一位中學生家長確診之後，立即宣佈中小學停課至月底。在12日德里市確診人數至6人時，再度宣佈大專院所即刻一併停課至月底，並關閉所有電影院。在其他國家看來，這可能像是難以想像的“過度反應”。

這波抗疫中的“印度風格”表現的是其殖民與獨立後的印度政治經濟發展的特色。然而在檢測少、確診與死亡案例都不多的情況下，印度對疫情從一開始就是高度緊覺，抱著寧可反應過度也不要反應太慢的態度。

目前國內亦有專家批評防疫措施完全集中在檢測境外移入的個案與中斷感染鏈，可能忽略已然發生的社群感染。在各邦與城鄉之間不均發展的醫療體系也讓人擔心是否能承擔一旦社群感染髮生後的疫情。

然而在符合標準的檢測能量尚未提升之前，大動作的社會隔絕措施與邊境管制或許只是起到暫緩疫情蔓延的作用，使醫療體系與各邦政府有準備的時間。接下來數週或許是檢驗印度政府防疫措施效果的關鍵點。

（作者系當地在讀博士，已經於印度生活十年）

作者 | 索那瑜

排版 | 阿麗菜

圖片 | 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