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歐洲三大重災區”裡，截至3月17日，義大利的確診人數最多，佔中國以外確診總數的26.8%；但西班牙的新增確診數已超過義大利，不僅兩名內閣大臣確診，地方上最重要的馬德里自治區主席、加泰羅尼亞大區主席也檢測為陽性。

關鍵是，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大區此前確診數微乎其微，就知道數字有多假了。義大利反倒不是最令人擔心的，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幾萬例核酸測試，基數大，確診數就多。而西班牙簡直是巨坑，如果不是大臣中招，或許根本就不會啟動任何預案。

法國本應是歐洲最早拉響疫情警報的歐洲國家：歐洲第一例確診病例，就是2020年1月24日在法國西南部的波爾多出現的。

然而，因為最初幾例確診患者都是輸入型，且直到2月25日僅確診13例，死亡1例（中國籍），所以最初法國官方的應對是較為放鬆的。

1月25日，法國駐武漢總領館釋出公告，稱“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合作，將武漢居住的法國公民及家屬撤至長沙，並隔離觀察14天”。同日，標緻雪鐵龍公司宣佈，其在武漢合資企業（神龍汽車）工作的法國籍僱員及其家屬共38人，將在隔離檢疫後歸國。

武漢市暨湖北省和法國的交流歷史悠久，現實中也十分密切，常駐該地的法國僑民人數較多，因此最初一段時間和法國有關的防疫主題詞是“撤僑”。對遠在本土的法國人而言，新冠疫情不過是“別人家的事”，直觀影響也不過是“來巴黎旅遊的中國人少了很多”，如此而已。

時隔近一個月，法國衛生部長韋蘭2月24日首次就新冠疫情進行官方通報，基調是樂觀的。其宣佈的重點，是法國確診病例已“清零”，儼然“成功後總結”的口氣——但僅僅過了3天便形勢驟變。

2月27日，法國迎來第一個疫情高峰，當日新增20例確診（此前一共才17例），翌日又確診19例。這迫使韋蘭連續兩日出面通報，稱“疫情進入一個新階段”。當天法國政府表示，推動歐盟就應對疫情召開衛生部長緊急會議。

經過一週的疫情高峰，法國總統馬克龍3月5日首次召開應對疫情的專家特別會議，20多名防疫專家與會。會後，著名防疫學家德爾福拉西（Jean-François Delfraissy）首次表示，法國將在“數日至一兩週內”進入疫情第三階段，即需要在全國範圍內採取專門控制措施的最嚴重階段。

此時，義大利北部倫巴第、威尼託兩大區已出現疫病密集發作，法國單日確診數也開始過百（當日新增確診138例，累計423例）。這引發了一定的緊張情緒，當天巴黎街頭例行的“黃背心”示威人數大減，原定當日舉辦的巴黎馬拉松被一下推遲到了10月18日。

但在當時，法國政府對是否啟動“第三階段應急”仍然猶豫不決。由於法國的堅決反對，歐盟和環義大利各國均未能通過“第一時間關閉義大利邊界”的動議。3月6日和7日兩天，總理菲利普和衛生部健康事務總長薩洛蒙接連出面澄清，稱“目前還是第二階段、不是第三階段”，強調“社會和生活秩序不應受到影響”。

然而疫情仍在持續發展、蔓延，在連續多日單日確診破百後，法國衛生部於3月8日宣佈，取消所有1000人以上活動（當日法國累計確診病例破千）；3月9日，文化部長李斯特（Franck Riester）確診，成為全球範圍最早確診的高階政府官員之一。3月10日，法甲、法乙宣佈停擺。

3月12日當地時間20時，在提前一天預報的情況下，馬克龍首次就疫情發表重要講話，承認“這場影響所有大陸、襲擊所有歐洲國家的瘟疫，是法國一個世紀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同時承認“儘管採取了正確的組織措施”，但疫情的繼續傳播和加速肆虐並未得到抑制。他呼籲所有70歲以上老人及慢性病患者、殘疾人“儘量留在家裡、儘可能減少和外人接觸”，宣佈“自週一起”所有幼兒園和大中小學將被無限期關閉，並要求企業“儘可能安排遠端辦公”，呼籲法國人“儘量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2020年3月17日，馬克龍宣佈法國處於“戰爭狀態”，全面動員抗疫

儘管仍未承認已進入“第三階段”，但馬克龍是較早親自、直接提出系統、積極防疫措施的歐洲國家元首，也是亞洲以外較早就疫情直接“拋頭露面”的國家領導人之一。他的出面，讓法國一度陷入混亂無序的防疫局面為之一振，也讓人一度看到了“歐洲一致防疫”的些許希望。

但正如許多法國人所批評的，馬克龍的這番講話仍然有不足之處，除了始終不肯承認“第三階段”，令此後若干天法國國內人群聚集場面仍然比比皆是外，他也同樣拒絕暫停擬定於3月15日舉行的法國市政選舉第一階段投票。此外，他在宣佈大中小學和幼兒園停課時，使用了“週一”（lundi）一詞，而發表講話的3月12日已是週四，第二天（週五）究竟還要不要上課語焉不詳，實際操作中各學校、幼兒園也莫衷一是。

3月13日，菲利普總理承認“處於病毒加速傳播階段”，法國大多數著名景點當晚起無限期關閉，100人以上集會被無限期禁止，餐廳、咖啡館、電影院、酒吧等一切非必需性公共場合自即日起關閉，“但食品店、藥房、加油站、銀行、雜貨店等提供基本服務的場所不受影響”。

政府呼籲“減少城際間旅行，保持人與人間的安全距離，在落實上述措施時表現出更多紀律性”。菲利普還抱怨公眾“對政府早先所提的防疫指導置若罔聞”。當天，他確認此前馬克龍所宣佈的“週一關閉學校”是指3月16日，“至少大學如此”。

（3月17日，在法國巴黎，警察在人權廣場值勤。法國衛生總署署長薩洛蒙17日在新聞釋出會上說，法國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730例，較前一日增加1097例。）

等到3月16日，法國政府又宣佈了迄今最為嚴厲、徹底的防疫措施，即“封禁”（confinement）：

封禁命令規定，除“對職業至關重要且由‘書面授權證明’表明無法居家工作、無法中止的商務或學術活動、必不可少的購物、出於健康必需的外出、因幫助弱勢群體或兒童而必需的緊急家庭事務旅行”外，禁止一切外出和社交活動；而任何“必需的外出和集聚”都需要獲得官方書面批准，即“例外出行證明書”，且書面批准一次有效。違反上述規定者，將遭到38~135歐元罰款。官方宣佈出動“數以十萬計”的警力和憲兵，確保“封禁”的落實。

截至3月17日，法國累計確診人數達6655例，累計死亡148例，累計治癒僅28例。公平地說，法國政府在確認疫情威脅“足夠大”後，表現出歐洲其他國家難得一見的決心和行動力，但“過長的反射弧”導致這個全歐最早“亮紅燈”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錯失了“抗疫”的先機。

在歐洲各國中，義大利其實是“亮燈”較晚的：2020年1月31日，首2例確診病例在羅馬出現，他們同樣是輸入性病例（兩名中國籍遊客）。正因如此，最初階段義大利應對迅速，但目標集中在“堵住輸入源”方面。

首2例確診當天，義大利就宣佈進入為期半年的“國家緊急狀態”，並自即日起暫停了所有往返義大利和中國大陸及港澳臺間的航班。此後直到2月6日，該國才出現首例義大利籍確診者（2月3日從武漢被送回義大利）。直到2月20日，義大利境內確診者也僅有這區區3例。正因如此，當時義大利瀰漫著“防堵成功”的樂觀氣氛。

2月21日，北部倫巴第大區突增16例確診，翌日再增60例且首次出現死亡病例。更可怕的是，絕大多數確診者並無近期出國旅行史。這足以表明，最讓人擔心的本地社群傳播，已在倏忽間“偷襲”了義大利。

義大利政府2月22日宣佈，對密集出現疫情的北部倫巴第、威尼託兩大區11個城鎮、約5萬居民實行隔離檢疫，在管制區內禁止公眾集會，取消一切體育、宗教活動，關閉學校、酒吧等場所，食品、藥品採用配送制以儘量減少居民出行；同時，所有入境前14天去過中國的旅客，必須向義大利衛生部申報並接受在家中或酒店隔離，有與確診患者接觸史者將被強制隔離14天。

3月18日，在義大利首都羅馬，人們戴口罩出行

接下來三天，凸顯了義大利的“生死時速”。2月23日，義大利北部、中部多個大區的學校開始停課，法庭也推遲既定工作，許多體育比賽被推遲，熱門景點被關閉，威尼斯狂歡節、米蘭時裝週等重要活動也“縮水”。24日，官方增調警力在隔離區巡邏，呼叫31間實驗室分析疑似病例的拭子樣本。25日，隔離區檢查站從15個增至35個，增派軍隊介入，隔離區內多地暫停駕照考試。

3月1日，政府和議會通過《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將義大利全境分為“紅區”（檢疫隔離區）、“黃區”（倫巴第、威尼託和艾米利亞－羅馬涅三個大區除“紅區”外的全境）和安全區。根據法令，除“紅區”繼續“隔離檢疫”外，“黃區”暫停社會和體育活動，關閉學校、劇院、俱樂部和電影院；安全區也要加強防疫宣傳和防控，並對公共交通執行特殊消毒措施。

然而，事實證明“安全區”並不安全。3月4日，義大利首次單日死亡病例過百，當天官方宣佈關閉全國學校兩週，所有體育比賽空場。鑑於醫護人員出現巨大缺口，政府3月6日釋出行政命令，緊急在全國各地徵調醫護人員兩萬，並動員剛畢業的醫學院學生和已退休的醫護人員上陣。

3月8日，包括米蘭、威尼斯、帕爾馬等在內的11座城市，被義大利政府宣佈“處於隔離檢疫的警戒狀態”，除萬不得已情況外，任何人不得出入上述地區，“直至4月3日或另行通知”。具體而言，學校、博物館、體育館、文化中心、公共遊泳池將關閉，婚禮和體育賽事將取消或空場舉行，醫院工作人員、殯儀館僱員假期推遲。

（3月14日，在義大利首都羅馬，顧客排隊等待進入超市。義大利民事保護部門負責人、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專員博雷利14日說，截至當地時間當天18時，義大利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升至21157例）

眼看義大利單日新增確診數突破1500例大關、累計確診數超過1萬，總理孔特於3月10日凌晨宣佈，將代表“封城”的“紅區”擴充套件至義大利全境。這意味著自即日起，義大利全部公共場所和所有向公眾開放的地方都將禁止任何集會，全國所有體育賽事取消。孔特言簡意賅地將這一禁令概括為“我不出門”這短短几個字。

至此，義大利成為全球首個為應對此次疫情，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封閉政策的國家。其“抗疫”措施之嚴厲，較疫情最危急時的中國大陸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此嚴厲的“抗疫”措施，迄今的收穫卻未能令人滿意。

截至3月17日，義大利累計確診27980例，累計死亡2158例，這兩項資料均高居海外之冠；當日新增確診3233例，則僅次於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二。看來，義大利的疫情離通稱的“拐點”，似乎尚有相當一段距離。

那麼，“既快又努力”的義大利，何以在防疫方面“吃力不討好”？

首先，疫情曝光之初，義大利將資源、注意力集中在中國方向的旅行路徑、人員往來的監控上，對此次新冠疫情無症狀病毒攜帶者比例高、病毒潛伏期長的特點了解不充分，對疫情很可能已經“本土化”並出現國內社群傳播的事實掌握較晚且措手不及，錯過了早期控制的黃金“視窗期”。

其次，義大利國內上至專業界，下至社會風俗，對嚴厲的“封城”和其他嚴格防疫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牴觸情緒。

因為中世紀義大利各地曾長期遭受教廷、封建領主的壓迫，因此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逆反情緒，突出表現就是十分強調“個體自由”，反對“強加控制”和“包辦一切”。這本身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但面對突如其來的烈性疫病，就不免有些“笨手笨腳”。

這種態勢導致“封鎖歸封鎖，活動歸活動”。在3月10日“封國”之前，“紅區”和其他地區間固然有了封鎖線，但“紅區”內各城鎮、社群仍然是“馬照跑舞照跳”，人們的基本生活、社交方式沒有大的改變。有當地朋友稱，除了亞裔開的商店、飯館，“紅區”其他商業活動場所在3月9日前都好端端開著，而且客人不少，只是稍稍注意了人與人間保持一定距離。

3月14日，在義大利首都羅馬，一名超市工作人員拿著手套，準備發放給顧客

直到3月8日、9日，仍有許多義大利人走上街頭，抗議實施“過分”的防疫限制措施。而在公共場合下穿戴口罩等個人防護裝置，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眾側目而視、當作另類，因為義大利社會和其他許多歐美國家一樣，認為“普通人戴口罩等於自己生了病，就根本不該出門，能出門的都不需要戴口罩”。

儘管義大利政府三令五申，如果擅闖“紅區”封鎖線，將適用義大利刑法第656條“破壞公共秩序罪”，最高處以3個月拘留，外加不超過309歐元罰款，但仍有許多人罔顧禁令，甚至將自己“巧妙通過”檢查站的照片、視訊和“事蹟”在公共網路平臺炫耀，居然也能贏來不少喝彩。

而在2月27日，世衛組織義大利籍專家沃爾特·裡恰爾迪，仍在質疑“對那麼多疑似者進行試劑測試是否有科學依據、會不會起反作用”。如此氛圍下，防疫也就難免吃緊。

第三，防疫“框架”早早到位，但“實質性內容”欠缺。

早期“封城”主要依賴地方政府和警力，但地方政府對防疫重要性的理解參差不齊。警察多是當地人，“鄉里鄉親”不願抹下臉來“嚴防死守”，結果便是“封而不死”，封鎖線漏洞百出。

“封城令”前後三次頒佈、擴大適用範圍，但每次都在頒佈和生效時間上留下一個不小的“視窗”，導致大量“紅區”內民眾驚恐逃出，非但未能隔離疫情，反倒人為製造了一次又一次便於疫情集中相互傳播的“人員大聚集”和“大串聯”。

第四，義大利政體較為特殊。

一方面，該國是單一制共和國，很多行政規則要由中央政府來制訂；另一方面，為照顧義大利歷史上長期邦國林立、地方特色鮮明的傳統，中央政府賦予地方過多自治權，而在單一制政體下許多地方政府偏又“班子不大”，結果在需要行政高效率的防疫“戰爭”中，就不免出現“上下誰也管不利索”的尷尬。

對於地方自治的上述弊端，孔特政府曾多次表示要“整改”，但他本人就是包括地方主義派系在內、執政聯盟內部多個勢力平衡下所推出的折衷人物，執行力有限，對此也只能是有心無力、徒呼奈何。

第五，醫療體系被“燒穿”。

此次和此前多次疫情的防治經驗表明，重症率和死亡率上升最快的階段，莫過於既有醫療體系因疑似、確診人數突然暴發，而在極短時間內不勝負荷，出現被“燒穿”現象之際。

義大利儘管是歐洲典型的福利國家，醫療體系完善，但自2008年歐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為配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的紓困計劃，該國不斷削減包括醫療衛生投入在內的公共開支，導致醫療衛生體系即便在常態下都處於繃緊狀態。

（3月19日，第二批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抵達義大利米蘭，隨機攜帶了呼吸機、雙通道輸液泵、監護儀、檢測試劑等9噸中方捐助的醫療物資）

官方資料顯示，最近5年義大利被迫關閉各類醫療機構758家，最近10年義大利醫生、護士缺口分別高達5.6萬和5.0萬。這種狀態應對平時、常態下的醫療護理壓力尚能湊合，但突如其來的疫情暴發，一下就導致了“燒穿”現象的發生，重症率、死亡率也就一發而不可收拾。

還應指出，義大利政府對疫情的反應雖然很快，但預判、決策缺乏前瞻性，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犯了“逐次添兵”“逐步升級”的兵家大忌，結果便是亦步亦趨卻仍然次次“晚到半步”，起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

新冠疫情在西班牙的“落地”相當晚：直到1月31日，才有第一例確診出現，且患者非本國人（德國遊客）、確診地也不在西班牙本土（在西班牙位於非洲大西洋上的海外領土加那利群島上）。自此直到2月25日，西班牙全境累計確診數也才剛剛爬到10例。

但當時已有許多歐洲防疫學專家對西班牙疫情前景表示擔憂。他們的理由是，首先，西班牙前10例確診者都系歐洲區域內傳播，這表明該國很容易受到鄰國疫情的影響；其次，西班牙境內社交活動密集，民風“奔放”，行政部門執行力相對較差，且中央和若干地方間矛盾重重，難以集中力量應對；再次，作為西歐經濟發展較滯後的國家，西班牙的醫療衛生基礎較周邊歐洲國家薄弱，一旦疫情大舉突襲，容易被打個冷不防。

儘管如此，西班牙仍然嗅到了一絲不安：2月12日著名的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在召開前夕被取消。

（3月18日，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警察與一名違反“封城”令的男子交涉。西班牙衛生部18日公佈的資料顯示，西班牙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數增至13716例）

果不其然，自2月24日一名來自義大利倫巴第地區的醫生在西班牙海外領地特內里費（位於非洲）度假時被確診起，不斷有涉及義大利的輸入性傳播病例在西班牙各地曝光。但西班牙中央、地方政府和衛生部門反應遲緩，遲遲不對疑似病例進行普遍隔離和及時核酸測試，導致“紙面上”西班牙確診資料長時間“低位徘徊”，實際情況卻是危機四伏、暗流湧動。

3月9日，馬德里地區宣佈所有學校自11日起停課兩週，隨後各自治區相繼跟進。同日，西班牙政府宣佈暫停往返義大利的客運航線至3月25日，西甲聯賽空場兩週，瓦倫西亞法雅節等大型活動也告停。

西班牙的疫情首次引起國際關注，恐怕是其社會平等大臣伊萊娜·蒙特羅3月12日確診。由於其6天前出席有國王夫婦參加的活動，且照慣例和王后行貼面禮，立即引發軒然大波。她的同居男友、西班牙第二副首相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 Turrión）宣佈自行隔離，國王夫婦也接受了核酸測試。

當天稍晚，領土政策和公共職能大臣達利亞斯和多名政治、文體界名流確診。原本一直因低測試率而被壓低的確診數，此後連日在首都暴增。

同日，一直在確診數上申報寥寥的加泰羅尼亞地區，宣佈四座城鎮為“紅區”，從而在全國搶先“封城”。這也讓人們對該地區、乃至整個西班牙疫情通報資料的可靠性，產生了極大懷疑。

3月14日晚，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的妻子貝格利亞·戈麥斯確診。加上此前一天西班牙單日新增確診1800例以上（且主要是首都及周邊的資料），西班牙全境陷入對疫情的恐慌。當晚，桑切斯宣佈了內閣緊急通過的“緊急狀態行政命令”，宣佈西班牙自即日起進入為期15天的國家緊急狀態。

根據“緊急狀態行政命令”，西班牙全國自3月16日當地時間8時起“封國”（繼義大利、捷克後世界第三個）。

在此期間，除不得已工作、買藥和購買必需品外，全國範圍內禁止任何人外出，博物館、文化中心、體育場館和學校關閉至另行通知，餐廳、咖啡館只能外賣，但銀行、加油站等“提供基本服務的場所”仍然開放。

（3月14日，西班牙巴塞羅那市老城區內一座教堂因疫情暫時關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4日宣佈，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西班牙即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為期15天的“封城”措施）

這是西班牙自1975年擺脫佛朗哥時代以來第二次宣佈全國緊急狀態。上一次是2010年，原因是“空中交通管制員大罷工”引發全國交通混亂。

之所以只確認兩週的緊急狀態，是因為兩週是內閣繞過立法程式、直接通過行政命令確認實行緊急狀態的最長時限；如果繼續延長，就需要議會表決通過法案。

目前，西班牙的情況十分嚴峻——甚至可能是最令人擔心的歐洲國家。

截至3月17日，西班牙累計確診數高達11178例，累計死亡491人，這兩項資料都高居中國以外第三（僅次於義大利和伊朗）；單日新增確診3425例，也怵目驚心。

更令人擔心的是，相對於義大利等國的大規模高密度篩查，西班牙的核酸測試基數仍然偏低，且至今仍存在嚴重的地域不平衡，具體表現就是大多數確診病例仍然集中在馬德里及其周邊。

桑切斯首相在3月14日公開呼籲“打破黨派和地域畛域”，恰恰表明了“黨派和地域畛域”在西班牙是何等根深蒂固。

和周邊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西班牙此次防疫應對顯得倉猝、被動和情緒化，儘管幾經周折並在兩位閣員和首相夫人相繼確診後，“一步到位”實現了“封國”，但國內疫情的真實情況至今仍難言摸底。

許多人擔心，該國最佳的防堵時機，已在漫不經心中悄然流逝，而這很可能意味著今後必須為防疫付出更沉重的代價、努力，甚至犧牲。

作者 | 陶短房

編輯 | 謝奕秋

排版 |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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