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儒家文化圈的國家抗疫更具優勢？

還有些國家乾脆“棄考”，不再統計確診人數，甚至不再治療輕症患者，直到情況惡化，才開始嚴肅對待。

反觀自詡為“發達”經濟體的歐洲諸國，卻亂成了一鍋粥，攔截抗疫物資，怨聲載道。

01

1月18日，鍾南山院士一張無座高鐵票馳援武漢，2天后捅破了飛沫傳播的窗戶紙，又過了兩天，1月22日深夜，武漢封城。

更有硬核如河南，自行阻隔交通，最大程度避免了人員流動和人群聚集。

很快，“宅在家就是對社會做貢獻”的風潮席捲全國，即使有些地方沒有采取強制措施，大家也都紛紛宅在家裡。

以至於後來各個小區採取人員出入管控時，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

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史教授霍華德·馬克爾聲稱中國的檢疫隔離“不科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共衛生法律與政策中心主任小詹姆斯·霍奇則表示封城是“過激的反應”。“人權觀察”組織執行主任肯尼斯·羅斯2月初也曾譴責中國的做法，還斷言“這種隔離方式通常不會奏效”。

以上看法被隨後發生的鐵一般的事實擊碎，3月8日義大利迫於無奈也選擇了封城，隨後紐約時報的雙標報道（盛讚義大利封城，卻繼續貶損中國的封城）引來廣大網友的群嘲。

這些國外專家媒體的偏見無非集中在大家宅在家裡的動機，他們認為我們是被迫關在家裡，是出於對國家的恐懼才不敢出門。

這種偏見在我們看來很荒誕，除了惡意抹黑，還可能出於對中國人和中華文化知之甚少。

雖然今天我們不一定每個人都會遵循儒家對君子所要求的“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隱含在這個準則背後的大局意識，卻深深刻在中國人的骨子裡。

我們主動在家，絕不是出於對權力的恐懼，甚至不一定出於對病毒的恐懼，而是因為我們的責任感和大局觀。

就我所知，選擇春節不回家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最主要不是怕自己不幸感染，更主要的是怕自己在路途中感染，回家後再傳染給家人。

同理，在家隔離，乃至於中國情況好轉後大家出門主動戴口罩也是一樣，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社會責任感，不給別人添麻煩。

這一點上，日本、南韓也是一樣。尤其是日本社會，給別人添麻煩是一件天大的罪過，這一點在平時，日本比中國體現的更加淋漓盡致。

而這種社會共識的源頭，無疑都是以“禮”為核心的儒家文化。

雖然現代社會，個體的天性和創造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這樣的思潮發源於西方，對儒家文化圈也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反觀義大利的封城，遭遇了監獄暴動（因為探監活動被禁止）、民眾不戴口罩上街抗議等在我們看來匪夷所思的抵制。

殊不知他們對抗的不是國家，而是自己和親友的安危。

02

“如果你的國家確診了100個冠狀病毒病例，你會立刻封鎖各個城市和區域嗎？很大程度上來說，這取決於你對其他國家的預期。

隔離和封鎖對阻止流行病傳播至關重要，但當國家之間彼此不信任，每個國家都覺得自己孤軍奮戰時，各國政府就會對採取嚴厲措施猶豫不決。”

這完美闡明了歐洲國家難以下決心封城的實質——歐盟國家間的彼此不信任。

事實也驗證了這種不信任，地處中歐的歐盟老大哥德國頒佈了口罩等醫療物資的出口禁令，甚至對過境的醫療物資一律攔截。

英國政府幹脆採取“群體免疫”的綏靖政策，希望通過病毒大規模感染和人體自然免疫來消極應對。

據估算這種措施可能導致44萬人死亡，要知道整個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死亡人數不過40餘萬。

但這種措施其實是符合英國一貫奉行的核心思想的，即達爾文的天演論。近代英國殖民擴張的血腥道路上始終貫徹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

然而在現代社會，沒有人願意成為物競天擇的犧牲品，被輿論炮轟一週後，英國終於改變了抗疫方針，實質上放棄了群體免疫。

回看儒家文化圈的國家，以中日韓三國為例，由於西方勢力的長期介入，其實三國關係經常處於危機之中，但每次遇到大災大難，它們往往能攜手同心。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日本送來的物資上寫著只有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我們才能心領神會的詩句。

南韓向中國捐贈物資的同時，南韓總統文在寅直言“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

病毒肆虐之時，中日韓卻上演了一場溫馨的“詩歌秀”。

03

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其實也是一部與傳染病對抗的歷史。就像臭名昭著的歐洲黑死病大流行一樣，這次新冠肺炎也將改變人類歷史的程序。

但鮮有人知道，其實黑死病在歷史上一共爆發了三次，其中第三次就有中國成功抗疫的先例——

第一次黑死病爆發在公元6世紀，此時的中國處於大唐盛世，而在歐洲，黑死病讓不可一世的拜占庭帝國由盛轉衰；第二次爆發從14世紀一直持續到17世紀，直接將中世紀歐洲1/3的人口從地球上抹去，在中國，這場瘟疫加速了元的滅亡，並在明末再次爆發，成了壓倒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最後一次爆發始於1894年，1910年疫情波及東北，此時已是風雨飄搖的清廷卻只用了3個月、6萬人（考慮到此次爆發共造成千萬人喪命）的代價就基本控制了疫情，這又是怎麼做到的？

黑死病又稱為鼠疫，顧名思義，老鼠是其主要宿主，它們汙染水源、啃噬食物，或者經由跳蚤，將病毒傳向人類。

當第三次鼠疫在中國東北爆發時，病毒已經過多次迭代，演變出可以由飛沫傳播的肺鼠疫，致死率變強的同時傳染力大幅提升。

當時覬覦東北的日本和俄國分別派了細菌學家前去研究，他們按以往經驗，採用如滅鼠之類的傳統鼠疫的防治方法，自然沒有效果。

清政府這邊派出了歸國華僑、劍橋醫學博士伍連德，他一到東北，得知老鼠沒有攜帶病菌，推斷有飛沫傳染的可能性，就主張先進行一些常規操作：隔離病人和戴口罩。

外國專家卻不聽，結果其中一位不戴口罩檢視病房後，感染肺鼠疫身亡。

事後證明，伍連德的推測完全正確，因而隔離和佩戴口罩的措施也起到顯著的作用。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屍體的處理，在抗生素髮明之前，肺鼠疫的死亡率接近100%，病人死亡後，屍體只有焚燬才能徹底切斷感染源。

那時的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還很重，屍體火化阻力重重，此時攝政王載灃力排眾議，毅然決定：燒！

不願變革、搞出了皇族內閣的晚清政府，給人一種極度保守的印象，但是它的核心，儒家文化卻是實事求是、不拘小節的。

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顯得不堪一擊的清政府，卻能正面迎戰鼠疫，除了近代醫學的加持，更因為有著伍連德這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國士，以及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了正確選擇的清廷統治者。

04

本文絕不是要說明儒家文化或者儒家文化圈的國家比起其他文化和國家更加優越。

誕生於春秋時期的儒家思想歷經多個階段，曾被統治者作為政權合法化的依據；也曾束縛天性，被魯迅視做“吃人”；更抑制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但是此次疫情中儒家文化圈所展現出來的優勢，證明了儒家文化經過2000多年的嬗變，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人民也經過同樣長時間的耳濡目染，其中最為精華、核心的理念，在此次疫情抗擊中起到了難以否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