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一天的時間，已經有總數超過370萬的南韓民眾在青瓦臺的請願頁面上簽名，要求公開全部26萬參與者的身份資訊。南韓總統文在寅也發表宣告，將徹查全部會員。

如果事件裡的受害者換成了我們自己，朋友或是弟弟妹妹們，會怎樣？

無論是利用手機還是相機偷拍女友或是陌生女性，還是特意購買偷拍鏡頭記錄旅館、酒店、廁所、試衣間裡來來往往人群的隱私，充斥在聊天房的視訊片段，都是施暴鏈條上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樣的現象，不僅僅在南韓出現。全世界範圍內，幾乎每一天，都在發生。

兩週前，新加坡國立大學附近的警察，逮捕了一名非法進入女生宿舍廁所的24歲男學生。逮捕他之前，已經有學生報警，懷疑有人在女廁所的煙霧報警器裡裝了偷拍攝影機。

這不是新加坡第一次爆出這樣的事件。2018年，有學生也在南洋理工大學發現了男性偷拍的行為。

同一時間段，3月1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漢密爾頓，皇家騎警逮捕了一名27歲的男性。他被指控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期間，在自己常去的健身房安裝了偷拍攝影機，收集數段女性的視訊，並在網路上傳播。

去年三月，濟寧公安機關打掉了一個不法分子在賓館客房安裝攝像頭，偷拍賓館房客，並在網上出售觀看賬號的黑色產業鏈。被捕的犯罪嫌疑人29名，警方扣押了300餘個微型網路攝像頭，查獲偷拍的客房視訊10萬餘部。

10萬部是怎樣的概念？住店的客人，甭管老女老少，都成了被觀看的物件，而其中女性，更是被當成了截圖上的‘賣點’，成為了不法分子牟利的重點。

既然非法，那就應該有對應的法律來制裁。但遺憾的是，就如最開始的那位微博網友說的，國內現有的關於偷拍的法律懲罰條例，比起對受害者名譽和身心健康造成的損害來說，相對寬鬆。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第六項規定：對於有偷窺、偷拍、竊聽、散佈他人隱私行為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偷拍行為之外，去年《法制日報》報道的記者走訪了長沙某電子商城，發現了遍佈市場的針孔攝影頭、微型攝像頭等偷拍裝置。一個針孔攝像頭只需要320元的價格，可以通過app實時檢視。

（各種偷拍攝影機示意圖）

幾百元的成本投入，幾百元的罰款和僅僅幾日的拘留，比起售賣非法視訊帶來的利益，震懾力並不足夠。這一點，無論是中國還是南韓，還有其他國家，都有許多探討改進的空間。

前面提到，2018年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出現偷拍攝影機的報道。該事件裡的罪犯Koh Kah Hock，偷拍了數名男性洗澡的畫面，並儲存在自己的電腦裡。他最終只被判了24天監禁，罰款2000新元（約9738人民幣）。

（法律規定，罪犯將面臨最多兩年的刑期，和鞭刑或者罰款的懲罰。如果受害人小於14歲，那麼必須服刑兩年，接受鞭刑或罰款。）

但男性針對男性的犯案，促成新加坡去年修改了偷窺法律（今年1月1日生效），將受害人的性別限制解開，將男性也放進了受害者的選項。

這不得不讓人想到，也是2018年時，南韓的情況。

2018年5月，一名25歲的南韓女性偷拍了一名為藝術生做裸體模特的男性後，迅速被捕。南韓警方對男性受害者反應迅速，卻對每一年數以萬計的女性偷拍受害者案件的輕視，引發了當年的三次女性示威，將南韓的偷拍問題，撕開了給全世界看。

上十萬的南韓女性，舉起“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的標語，在首爾的大街上奔走相告，希望引起南韓政府和各個行政司法部門的正視。一位組織活動者對《衛報》的記者說：“在男女極度不平等的這起案件裡，是植入根基的性別主義。”

當一個女性成為偷拍的施暴者，施暴物件是男性時。她得到了迅速的處罰，男性成了完美的受害者。

事實上，資料統計，2017年，南韓5437名被逮捕的嫌犯中，最終只有大約2%的人被最終定罪。角色一變，受害的女性，舉報過程裡遭遇‘你裙子太短活該’、‘你太騷’了這樣的羞辱已經不再是新聞。

2018年示威後，南韓的公共場所裡，時常都有拿著鏡頭探測器的女警察，在公共場所的女廁所進行檢查。為了保護女性如廁時的隱私，公共部門還給門的縫隙裝上了鐵板。

可緊接著第二年3月，男愛豆集體偷拍散佈性愛視訊的新聞，刺激了人們的神經。

今年，‘n號房事件’，再次震動了韓網。

報警了，拾起法律的武器試圖保護自己的南韓女性們，她們等來的改變，為什麼會是這樣？

每當出現這樣的事件，許多文化語境裡的第一條總是教導：女生，要學會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當然沒有錯。但在一個不能解決源頭的買賣問題、銷售監管問題，以及最重要的，改變根深蒂固觀念的環境裡，保護自己，或是大聲呼救，都不能成為真正的救命稻草。

（“我的人生不是你的色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