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說到代價，在西方政治家潛意識裡主要是政治和經濟成本。

其它方面的成本，基本上都可以理解為通往代價的中間因素，包括人的健康和生命，都可以最終核算為政府支援率和美元的數額。

本文說的代價，恰恰就是人的健康和生命，在我們看來這不是什麼中間因素。截至北京時間3月24日早上9時許，美國累計確診4.3萬人左右。

這個數字是在前期集體鬆懈、當下檢測能力跟不上的條件下獲得的。打個簡單的比方，撒網捕魚，撈上來的魚的數量，只是湖裡魚的總數的一部分，除非確認已經把水放幹。

3月20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員通過數學模型推算，美國當下的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是確診人數的11倍。

一些預測性的數字更為驚悚，沒必要過分當真：比如如果不加控制，峰值時期日均確診可能達到50萬例——50個州，每日州均1萬例。

（2020年3月22日，美國紐約，以往繁忙的街道上車輛寥寥。特朗普宣佈紐約州出現“重大災難” ，紐約州“居家令”生效。）

這不可能，不是不可能感染，而是不可能“確診”。

這個數字超過了任何國家的承受能力。在武漢舉全國之力艱難落實“應收盡收”的2月13日，中國全國也就確診1.5萬人，這是突然消化存量條件下獲得的峰值。州均1萬例，相當於中國每個省市區每天平均增加1.5萬例左右，這種情況下政府和社會都已崩潰，不會再有什麼檢測、確診、治療可言了。

而且，現在美國政府已經開始控制。

然而畢竟已經太晚了，在時日蹉跎中，代價已經內在於時間裡——這就是我們說美國將“付出巨大代價”的意思。

這不是“大一點的流感”

西方災情最深重的義大利，重中之重的倫巴第大區首府米蘭，在封城（3月8日）前兩天，市長薩拉還錄製了一段視訊發到社交媒體，“闢謠”說“我們根本沒那麼嚴重”“一些新聞報道誤導了大家”“歡迎大家現在來米蘭旅遊，讓你們見識見識我們的特有風情、文化、設計和美食……”

這正是我們開頭所說的，潛意識裡把政治、經濟視為代價，但人命不是。

在美國也是如此。

特朗普總統正面臨連任競選，這一政治因素最為明顯地阻礙了對疫情的真實判斷，美國聯邦政府在3月之前的態度跟薩拉市長沒有根本區別。而政治表現對於特朗普而言，主要依託就是他的第一任期內強勢的經濟和低失業率。

經濟的風向標是華爾街，而華爾街對風吹草動特別敏感。很顯然，從政治利益角度考慮，這個時期最好就是不要有風吹草動，即便有，也要假裝沒有。

新冠肺炎，風來草偃。因為這種病毒的傳染力、毒性都非常強，對付它的辦法就是社會疏離、經濟活動暫停，而這必然導致增長下降甚至是負增長，以及失業率猛升。最近美國申領失業保險人數激增，學者預測美國經濟將不可避免陷入衰退，就是一個客觀結果。

3月20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唐人街，一家餐館櫥窗貼出“只限外賣，不設堂食”的通知

流感季節性爆發，是在醫療資源的日常供給考慮範圍之內的，但新冠肺炎的蔓延能力，重症患者的資源需求（病床、呼吸機、病程長度等），都遠超日常供給能力，這就像中國人平時坐火車和春運期間坐火車的區別。

流感一般不會導致社會崩潰，但新冠肺炎會。它不但會擠佔醫療資源——讓就要死的人得不到醫療救助，還會提出新的資源需求，而且會“放倒”醫護人員，讓社會免疫系統崩潰。直白點說，就是它可能讓許多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流感化”是掩耳盜鈴的最好辦法，因為西方人對流感實在太熟悉了，每年死人無數，但他們真的不會太在意。流感是無關政治的，但如果是新的流行病，那就是與政治緊密相關了。

在2月份，我們就分析過，官僚主義是個世界難題，黨派利益，就是西方民主國家官僚主義的典型視窗。

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做官第一，不為服務物件著想，用謊言、推脫、制度要求等各種手段和藉口合理化自身的不作為，從而“庶幾可以無過”。這一點在哪都一樣，只不過表現方式不同。

美國人這次吃了大虧，也是吃的官僚主義的虧。

官僚主義從不偏愛任何制度，就像病毒不偏愛任何膚色一樣。但這不是我們足以自慰的理由，而是必須時刻提高警惕的原因。

官僚主義總是和真實資訊的傳遞緊密相關。中國與西方，在這方面各有各的短處。

我們的短處在於核心資訊和釋出渠道太容易被壟斷，因而資訊很可能被扭曲和隱瞞，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滯後，從而帶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代價。

而在西方，言論自由，各說各話，雖然很難隱瞞，但卻相當程度上用各類資訊淹沒了真實資訊，每一個人都根據立場需要釋放偏頗的、情緒化的、立場化的甚至是虛假的資訊。在這樣一個“東北亂燉”一般的輿論場裡，權威還是被重視，但權威自身的立場卻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比如特朗普、蓬佩奧。

所以，總的來看，導致的結局也跟扭曲和隱瞞差別不大，誰也別嫌棄誰身上有股味。

關鍵是，一旦真實資訊呈現在眼前，你會怎麼做？

怎麼做，決定了最後會收穫怎樣一種局面。

中國的確錯失了最佳時機，張繼先、艾芬、李文亮、8名被訓誡的醫生……這都是我們錯過了的。

另一方面的資訊也不應該被淹沒，那就是在這些“吹哨人”發出警示的時間段內，甚至更早，流行病學調查已經展開，病人的相關標本也已經被提取、分析，對病原的檢測也在進行——這些都有時間軸的證明。

單說結果，如果不是前期已經在緊密工作，病原體的確認和病毒基因序列的測定也不可能如此神速——相對SARS而言。

然而必須承認，後者是不能替代前者的功能的。後者代表的是科學和政治，科學是嚴謹的，這一點舉世皆然；而政治是嚴肅的，至少在中國是這樣。但是，社會的自我動員和防護卻是越早越好，不一定非要獲得一個滴水不漏的答案才開始行動。

科學的不嚴謹和政治的不嚴肅，可能會造成恐慌和失序，從而危及地方決策者利益，這種擔憂符合邏輯，也給一些人提供了政治避風港（至少自以為是）。但等到科學嚴謹和政治嚴肅具備了條件，足以對外宣佈結果的時候，往往就已經太晚了，代價已經內在於時間之中。

轉折點就在於鍾南山，直接肯定“人傳人”，然後在於李蘭娟，建議中央下決心封城。短短數日，扭轉局面。

接下來怎麼做，我們都已經非常清楚。

全國動員，嚴厲防疫；舉國援鄂，“圍城打援”。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結果——中國的多數地方和多數人，沒有遭受病毒侵襲。

2020年3月10日，武漢所有方艙醫院全部休艙，醫護人員在武昌方艙醫院前揮手慶祝

美國，以及它所代表（理論上如此，也許現在已經無法代表）的西方，原本是佔盡天時地利的。

而且，坦白說，包括本文作者在內，我們中國人對他們是一直心存敬畏的，畢竟他們是現代化的先行者。我們真誠地相信，彼種社會制度，可以避免此種社會制度的一些弊端，反過來亦然。

現實讓人大跌眼鏡。放到全球視野裡，可以把中國理解為全世界的張繼先、李文亮，並且我們已經在他們面前表演了一遍，如果你不當回事，那麼後果會怎樣。

但他們真的僅僅就是在看錶演，鬨堂大笑，過後一無所獲。

1、《華盛頓郵報》說，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

4、中國第一時間分享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讓各國可以據此生產檢測試劑，以及推進疫苗研發程序，特朗普在前期誇中國透明，後來又說中國不夠透明，“更透明一點就更好”。

7、中國宣佈武漢封城，美國輿論開始講人權、自由；中國建設戰時醫院，美國輿論開始講集中營、精神病；中國動員全國資源援助湖北，美國輿論質問世衛組織官員：這難道不是因為專制？

9、美國疫情開始蔓延，特朗普說，他不會為此承擔任何責任，這是因為前任欠賬太多，而事實上，奧巴馬設立的一個可以協調全國醫療衛生相關部門的“全球衛生安全和生物防禦辦公室”已經在2018年被特朗普解散，導致應對疫情群龍無首；

10、美國老百姓能不能免費檢測，誰來付費，長時間裡沒有答案，不管何種方式檢測，排隊時間很長，另一方面，高收入人群的檢測都很順利，包括社會地位很高的罪犯；

11、到了疫情已經全國蔓延也無法繼續輕描淡寫（隱瞞）的時候，特朗普和蓬佩奧吃了頓飯，新冠病毒就變成了“中國病毒”；

12、《野獸日報》曝出訊息，美國聯邦政府要求全國官僚系統統一口徑，把責任推給中國，要求（號召）群起而上抹黑中國。

以上是一個美國過去2個月時間裡的官方行為的梗概，當然還有一些未盡之處。

我們無意拿這樣一些表現來否認民主自由的崇高價值。事實上，這些行為本身跟民主自由已經沒有絲毫關係——至少在中國社會許多人一直崇仰的外部價值系統當中，這些都不在預期之內。

以上列舉的12個表現，多數都針對中國——作為一箇中國資深媒體人，我至今還不能理解中國到底哪裡得罪美國這麼深，讓它無論什麼情況，都是針對中國。

且不管它，反正，這麼做沒有意義。如果事情是純政治性的，怎麼做都好理解，國際政治本來就沒有公正可言。然而，現在面對的是病毒。

病毒，一種介乎生命和非生命之間的東西，它不可能考慮你有什麼政治需要。

結果就是現在美國的情況，其實是它自己把自己擺到這個位置上。違背客觀規律，必然遭受規律的懲罰。

這不是幸災樂禍，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天下之苦，皆我之苦。然而大千世界，大部分事情你我都無力改變，眼睜睜看著它如是發展。

原本，不至於此。

在好多年前，我發明了一個詞語，叫做“軟世代”。

什麼意思呢？人類的文明史，不過一萬年，在這一萬年中，絕大多數時間裡，人類多數人是吃不飽穿不暖的。

但今天，情況改變了。“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

這意味著，人人不餓的世界，並不是幻想。

現實也是這樣，今年，其實是中國的發展戰略當中非常關鍵的一年——全面小康，告別絕對貧困。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完成這一步，也就意味著非常大的一個貧困基數被消滅。

“軟世代”的意思就是，物質條件是易得的，食物可以隨手摘取，冷暖無須憂心；從而，精神上是鬆懈的，意志上是薄弱的，理想上是沒有的。

我本來說的只是某一部分年輕中國人——也不一定對。無意擴大範圍，但在這場全球抗疫之戰中，反而處處看到了“軟世代”的影子。

人類世界，越是往後發展，社會建構變得越重要，而我們所信奉的那些信條，都建基於一些並不實在的基礎——它是社會的，卻不是自然的，所以它無力應對自然。

比如，佔優勢的那一部分人類，建構出一種白人至上主義。這是一部分人類自身的設想，但和自然無關，和人類進化史無關。然而，當自然問題襲來的時候，他們就試圖用它來解釋和應對，然後步步崩潰。

病毒不管你是哪國人，什麼膚色，什麼主義，我們早就強調過了。

如果人們習慣了這樣一種意識體系，他們就會變成世界範圍內的“軟世代”——自認沒有一種現實資源可以對我構成威脅，該幹什麼幹什麼。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副教授威廉.哈納奇接受中國媒體採訪，對於美國的失誤是非常坦誠的，同時也表示，“雖然這種病毒的確很危險，是一種真正的威脅，但我們也珍惜我們的自由”。

我們完全能理解自由的需求。就像我們在前面的文章裡說過的，洛克以來，生命、自由和財產，就是基本權利，西方人認為三者平行，中國人認為是梯次關係。這個是國情和文化，不可勉強。

但我們要知道，病毒可不管你信奉什麼，你處於什麼社會制度之中。

應對它的方法，是科學決定的——“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不管任何社會制度，必然殊途同歸。這一點可以拭目以待，事實上也已經被許多國家的現實所印證。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手段，但根本的方向不會有差別，差別只在於付出的代價大小。

特朗普，現在是不能逃避了，他只能背水一戰，這關係他七十多歲的政治前途。煮熟的鴨子——只剩下嘴硬，那是另一回事，現實畢竟擺在面前。

目前的資料是基本真實的，但也不完全可信。其中有很多因素影響，比如消極檢測——日本、英國、瑞典、瑞士，比如沒有能力應檢盡檢——美國、伊朗，比如隔離措施實施障礙導致社群傳染很難預計——如義大利，法國。

這些，也叫做“國情和文化”問題。

沒問題，你可以、也只能這麼做。但是，我們還是得申明一點，病毒的特性是一致的，不會根據國情和文化而改變。

“四早方案”，殊途同歸，勿謂言之不預。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李少威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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