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3月13日關於“群體免疫”的言論迎來了戲劇性的轉變，首相約翰遜3月16日表示：如果沒有“強硬行動”，新冠病例的數量每五到六天就會翻番。3月17日，英國抗疫策略再次升級。約翰遜終於承認如果不採取嚴厲措施來遏制疫情發展，它將壓垮世界上任何衛生系統。3月18日約翰遜宣佈關閉中小學校，5月和6月的升學考試也被取消。

政策轉向的背後，是什麼促成了改變？

根據《衛報》報道，帝國理工學院MRC全球傳染病分析中心新冠肺炎應對小組的一份最新報告——《非藥物干預（NPI）對降低COVID-19死亡率和醫療保健需求的影響》促成了政策轉向。

報告指出：原有模型對重症率的估計有誤。如果按照義大利高達30%的重症率，以及該重症率能夠壓垮任何衛生系統的實際，“群體免疫”策略將導致26萬人死亡，而這個數字令人無法接受。

自疫情爆發以來，倫敦帝國理工學院一直是為英國政府進行決策提供科學依據的團隊之一。美國媒體表示，這份報告甚至也被提交至白宮，直接影響特朗普政府採取更加積極的防疫政策，諸如出臺禁止10人以上集會的聯邦防疫指南。

這份報告的通訊作者，英國流行病學專家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負責報告中的數學建模，他過去就曾利用數學模型預測疾病爆發資料，包括2009年英國爆發的豬流感和2016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

今年二月，當英國全國只有9個病例，倫敦本地只有1個病例的時候，弗格森教授就表示，如果不加任何控制英國可能會有60%的人染上病毒，估計死亡率1%，大約40萬英國人會死於這次疫情爆發。

改變防疫策略的三張圖

該模型顯示如不採取有效措施，預計英美兩國會有81%的居民被感染。死亡率將會在3個月後到達頂峰。英國將會死亡51萬人，美國將會死亡220萬人。而且這個數字是沒有考慮醫療衛生系統對病死率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

如果沒有任何控制措施，如黑線，ICU病床會在四月第二週達到滿負荷。在爆發最高峰期間，需求量將會超出英國目前ICU病床量30倍！即使如藍色曲線，對輕症患者全家隔離、70歲以上患者進行社交疏離等最嚴格的措施，可以把高峰需求壓低至1/3，但仍然8倍於英國目前的ICU負荷能力。

除了“群體免疫”所代表的“緩解”策略，以及“強硬行動”所代表的“壓制”策略，報告還提出了“適應性政策”這一新的策略，在確保其他政策繼續執行的情況下，以重症監護病例發病率為參考依據進行政策調整。在流行初期採取了非常嚴格管控措施的前提下，社會疏離措施（加上關閉學校和大學）只有在重症監護病例發病率超過某個“開啟”閾值（100）之後才會啟用；如果重症監護病例發病率降至某個“關閉”閾值以下，則可再次放寬社會疏離措施。

“群體免疫”真的錯了嗎？

雖然英國防疫政策發生了180度的轉變，但圍繞“群體免疫”策略的爭議還在繼續。到目前為止，荷蘭依然在擁抱“群體免疫”。瑞典不再檢測輕症病例，該國流行病學家Anders Tegnell同樣支援“群體免疫”。兩國的理由與之前的英國一模一樣，認為“全面壓制會讓冠狀病毒捲土重來。”

科學的理性基於資料和模型，科學的有效性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每個國家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的國情和資源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的防控方法。

但是作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必須牢記：“因為這是威脅生命的疾病，沒有人能夠使用安慰劑來做對照組。”“任何一個國家沒控制好，這個地球就不安寧。”“任何一個國家沒有進行干預，新冠肺炎就不可能消失。”

模型和資料之外

無論“緩解”、“壓制”亦或“適應性”政策，其引發的社會倫理問題和經濟發展影響模型和資料本身無法回答，但現實中的公共政策制定者不能對此置之不理。我們向讀者推薦Springer出版的公共衛生倫理分析叢書《Public Health Ethics Analysis》，叢書涉及健康公平與社會正義、健康評估中的倫理問題等諸多跨學科主題。登入上圖專業服務門戶，搜尋Springer資料庫即可查閱。

如果大家希望更多了解帝國理工學院弗格森教授的科研成果，我們推薦大家使用Scopus資料庫進行檢索。根據Scopus資料，弗格森教授的H指數高達71，確實是國際流行病學領域的頂級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