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陰霾籠罩了整個鼠年，戰勝疫情、全面控制新冠病毒傳播、各行各業迴歸常態成為大多數人的牛年願望。對於體育界來說，新冠肺炎已經導致原定2020年的體育大賽全面延期，2021年成為特殊的“體育大年”。業界當然不希望2021年的賽程再有擾攘。

然而，2020年底，疫情在全球範圍越演越烈，多個國家更出現傳染力更強的變種病毒。這說明此前主流防疫措施，例如注意個人防護、公共場所消毒、限制人群聚集、執行隔離政策等，雖然有助於控制疫情蔓延，但始終無法切斷病毒傳播鏈。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佩戴口罩出席活動

戰勝疫情的希望，最終寄託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大規模應用之上。當足夠比例的人群具有新冠病毒抗體時，病毒傳播渠道將被明顯限制。人與人之間的常態化交流接觸，不再像此前一樣，成為病毒流行的最佳通道。

疫苗同樣被體育界寄予厚望。不但未來體育賽事迴歸正常節奏、開放觀眾入場，需要以疫情有效控制為基礎，甚至對於延期到今年的奧運會、歐洲盃等大賽來說，疫苗才是保證賽事得以安全可控舉行的最大支援。

體育界不願承擔進一步停擺損失

時間方面，我們挑選了兩個日子對比。一個是2020年3月24日，國際奧委會宣佈2020年東京奧運會延期至2021年。對於體育界來說，這成為新冠肺炎疫情徹底撞停體育產業的標誌性事件，代表了業界對疫情破壞力的巔峰程度的理解。另一個是2020年12月31日，這是給世人留下無數悲哀、不安、恐懼的2020的最後一天。

區域方面，我們選擇了六個區域對比。“全球”代表全球的疫情形勢；美國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英國是疫情最嚴重的歐洲國家，歐洲盃半決賽和決賽舉辦地；日本是奧運會舉辦地；澳大利亞是南半球國家，2020年底當地處於夏季，理論上新冠病毒活躍程度較低；中國是疫情控制最有效的大國。

2020年兩個日期新冠肺炎疫情情況對比

從以上圖表可見，新冠病毒在2020底、北半球國家處於冬天時爆發新一波疫情。當時新增確診數和新增死亡數均遠高於奧運會被宣佈延期的時期。即使在疫情防控成效明顯的中國，也出現區域性反彈。而澳大利亞2020年底的資料較低，一定程度上再佐證了新冠病毒喜冷怕熱的特性。

假如體育界對防控疫情的態度，與奧運宣佈延期日時保持一致，2020年底體育界恐怕要重新停擺。但事實上，2020年底的疫情傳播加劇之時，歐洲五大足球聯賽、北美三大職業聯盟（MLB尚未到開賽日）、全球各項主流職業賽事，基本上都在進行當中。

可見，全球體育界對疫情的態度，在2020年下半年出現較明顯的變化。從“聞疫情色變”，到頂著疫情高峰期繼續辦賽，全球體育界的“暫停鍵”，似乎不能再被按下。

經濟衝擊是最大的考量。東京都政府稱東京奧運會延期損失可達28億美元，歐洲俱樂部協會（ECA）估算歐洲職業足球俱樂部賽事停擺損失40億歐元，體育商業研究機構Team Marketing Report測算NFL在疫情期間限制觀眾入場的措施造成比賽日收入大跌28億美元……驚人的損失額度，令商業價值再強的賽事，也難以承受再一次停擺或延期。多個賽事主辦方寧願頂住壓力，也要堅持辦賽。

2021超級碗在觀眾和“紙板觀眾”注視下開賽

除了賽事組織的堅持之外，多個國家也從政策上給予辦賽便利。典型如2月初落幕的NFL“超級碗”，賽事不但獲准舉行，還允許2.2萬名觀眾入場觀戰。比賽前一天（美國時間2月7日），賽事舉辦地坦帕灣所在的佛羅里達州新增7486宗確診病例。

疫苗才是終極武器

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全球新冠確診病例已連續四周、死亡病例已連續兩週出現下降。儘管譚德塞將此歸功於“似乎是由於各國正以更加嚴格地方式落實公共衛生措施”，但從過去一年的疫情傳播來看，新冠病毒無孔不入，“嚴格的公共衛生措施”從全球範圍來看也難以堅持執行。每隔一段時間，疫情反彈就會出現。

所有堅持在這一時期辦賽的體育賽事，都必須考慮“安全可控”的問題。體育賽事的恢復曾被視為疫情過後全社會迴歸正常的標誌，但在疫情持續爆發期，體育賽事的舉行有變成“添亂”的風險。

正在舉行中的澳網，嘗試驗證一種效果：疫情期間是否能可控舉行有觀眾入場的大型體育賽事。主辦方原本預估比賽期間會有39萬人次觀眾進場。雖然該數字只是2020年賽事的一半，但至少幫助賽事得到一定程度的門票收入補充。假如賽事按計劃落幕，澳網可被視為成功透過摸底考：在得當的措施支援下，體育賽事可以開放觀眾入場。這對於年中奧運會、歐洲盃兩大賽事來說均屬喜訊。

作為摸底考，澳網既有典型意義，又有有利條件。典型意義在於，賽事將接待來自包括疫區在內的多個國家的球員和工作人員，他們是防控措施的重點關注物件。有利條件在於，澳大利亞目前處於夏季，賽前當地每天新增感染數字控制在個位數範圍內，相對於其他歐美國家來說堪稱“太平”。

然而即使具備有利條件，澳網仍然出現疫情反彈風波。首先是指定隔離酒店內部出現感染案例，然後一名隔離酒店工作人員的朋友染疫，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大幅增加、多個市區地點被官方指定為高風險地區。澳網舉辦城市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州，最終宣佈從2月13日起緊急封城五天，澳網也從當天起空場比賽。

封城令下澳網臨時採取空場措施

假如封城五天後疫情未見受控、澳網維持空場狀態到比賽結束，摸底考的結果可以說不太樂觀。澳網的措施已經比較嚴格，以包機方式接載球員抵澳。如果所在航班有確診案例，球員需要在酒店隔離14天，期間不能離開酒店。然而有如此措施，仍無法阻止墨爾本出現境外輸入病例，並且蔓延到隔離酒店以外的區域。

相比澳網，奧運會面臨更高的疫情防控壓力。奧運會的挑戰在於要接待比澳網更多的客人，單是參賽運動員就多達1.1萬名。大量外來人士入境，奧運期間東京當地的輸入性案例風險遠超當下的墨爾本。

歐洲盃則是戰線太長。2020年歐洲盃原定由歐洲11個國家的12座城市共同辦賽。表面上看，現正舉行的歐洲俱樂部賽事也有較多跨國旅行的情況，歐洲足球界已積累疫情下比賽旅行的防控經驗，有助於歐洲盃維持跨國舉行的計劃。但是歐洲盃賽程集中，球隊旅行密度更大，因通勤而帶來的感染或傳播風險也更高。1月27日，歐足聯主席塞弗林聲稱堅持跨國辦賽的計劃，看來歐洲足球界還是要“向難度挑戰”。

體育大賽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競賽、裁判、媒體與傳播、市場與商務、後勤、綜合……總系統下有分系統，分系統下有子系統，如此層層往下。每一套子系統需要獨立順利執行，同時與其他子系統順利匹配，賽事才能正常運作。系統層級和分支越多，出現區域性執行問題的可能性越大。防疫控制也是同樣原理，辦賽環節越多，越可能留下病毒傳播的途徑。

單純靠事無鉅細的防疫規劃來堵住病毒傳播漏洞，存在明顯的執行難度。而且系統工程龐大，有的漏洞可能難以被發現。當賽事規模越大、防疫風險越高時，採用有效工具大幅降低疫情感染機率，才是效率最高的防疫策略。疫苗就是這樣一款“終極武器”。

為體育場消毒的工作人員

無論病毒隱藏在系統中哪個環節，它需要最終進入人體才會造成感染案例，而以疫苗有效率最低要超過50%才能獲得認證來計算，當相關賽事人員全部接種疫苗後，至少有一半人即使接觸過病毒存在的環境也不會感染。再配合嚴格的防疫措施，剩下一半有感染風險的人，真正染疫的機會也會大大降低。對於奧運會、歐洲盃這種龐大的賽事系統來說，疫苗在人體上設定最後一道抵擋病毒的關卡，對系統區域性故障或漏洞的擔心可大大降低。

長遠來說，疫苗當然更是推動各行各業迴歸正常狀態的關鍵。當接種疫苗後擁有病毒抗疫的人達到足夠比例、人類的新冠病毒實現群體免疫時，數萬觀眾現場歡呼、運動員與觀眾的直接互動的場景，都可以再現於體育賽場上。

大賽使用疫苗有三大阻滯

中國、美國、歐洲、日韓、印度等多個全球重要的經濟體，都已經開始執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種。不過這距離體育界獲得疫苗支援，還有一定距離，所以奧運會和歐洲盃是否能樹立起疫苗擋箭牌，也是未知之數。

首先是疫苗供應優先順序別的問題。疫苗上市早期，其供應量難免有限，接種疫苗的物件挑選也十分嚴格。目前各個國家和地區主要考慮優先為高風險群體接種疫苗，如醫療系統人士、老年人、物流人員、冷凍品管理人員等等。運動員暫時不在此列。

部分賽事方倒是考慮將運動員標榜為“示範性人物”，希望透過運動員接種疫苗的宣傳，來增加民眾對疫苗的信任度。例如，美國黑人可能因為整體居住環境和經濟條件的限制，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率比白人高。據波士頓大學研究，前者死亡率是後者1.5倍。但因為各種原因，不少美國黑人對接種疫苗持保留態度。NBA就希望，假如詹姆斯、杜蘭特、哈登等球星接種疫苗的話，喜歡籃球的美國黑人群體會更願意參與疫苗接種。

假如詹姆斯較早接種疫苗，

可能是為了降低公眾對疫苗的不信任度

不過這種示範性標榜也存在爭議。一種聲音認為，這只是運動員獲得“接種特權”的一種藉口。美國醫學倫理學家邁克爾·古斯馬諾說：“（黑人群體）的一種反應可能是：看，如果你有特權，你就有疫苗。”

古斯馬諾還提出另外兩種可能出現在黑人群體中的想法：有人會說，黑色和棕色人種不能享有平等的治療權，除非他們能為白人提供娛樂，白人就會給他們疫苗，好讓他們繼續幫白人賺到億萬財富。有人會說，他們在拿有色人種運動員做實驗。

上述五花八門的倫理爭議，本質上是疫苗產能不足的產物。當疫苗供應量增加時，運動員接種的爭議會相對平息。不過即使疫苗產能提升，疫苗在體育賽事的使用還面臨下一項挑戰——有效性問題。

在新冠病毒疫苗之前，歷史上開發效率最高的疫苗是20世紀60年代的腮腺炎疫苗，開發時間為四年。一般來說，一款有效的疫苗需要三個階段臨床試驗的結果支援，才能獲批上市，所以疫苗從研發到上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新冠疫苗僅用了一年開發，雖然“破了紀錄”，但存在“特事特辦”的特點，例如一邊進行臨床試驗、一邊申請有條件上市。在試驗時間有限、試驗樣本有限的情況下，新冠疫苗的實際效果尚需時日驗證。

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滅活疫苗，

第三期臨床試驗中保護效力達79%

距離歐洲盃和奧運會開幕只有四五個月時間。只有這段時間內推廣疫苗接種的地區疫情明顯受控、且有合適的論證支援這與新冠病毒開始接種有關，才能給疫苗的有效性做比較好的背書。也只有有效性這個前提成立，利用疫苗降低大賽病毒傳播風險才有立足之地。

確保疫苗有效性後，體育大賽要如願運用疫苗武器，還有最後一道阻滯——賽事相關人士的態度問題。其中運動員作為體育賽事最主要的參與主體，對疫苗持有多種意見。前文提及美國黑人不信任疫苗，部分黑人運動員也有這種態度。上世紀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實驗，美國公共衛生部以“免費治療”為名，利用黑人做醫學實驗，給美國黑人造成巨大心理創傷，也誘發了其不信任疫苗的思想。另外還有網壇名將德約科維奇也曾發表過“疫苗無用”之類的言論。

還有運動員顧慮接種疫苗可能造成的日程影響。受產能、物流、貯存等因素影響，接種疫苗並非隨心所欲，而是需要預約，而且預約的計劃隨時可能改變。接種疫苗後，接種者可能會出現區域性身體反應。對於運動員來說，計劃的變化以及副作用呈現，都將影響其訓練或保持狀態。尤其對於奧運專案的運動員來說，四年一次的奧運會需要有針對性的備戰。當中有一部分人不願因為疫苗而影響備戰計劃、最終影響其在奧運舞臺上完成夢想的機會。

運動員的種種疑問，對賽事方推動疫苗接種帶來阻力。事實上，不少運動員對於現時賽事的必要防疫措施，已經心懷不滿。澳網期間，有隔離運動員抱怨無法訓練、拖累狀態，極端如法國球手佩爾雷甚至批評主辦方“無恥”。C羅則曾經在社交網路上稱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胡說八道”。這些聲音難免為賽事方帶來壓力。假如賽事方要力推強制接種疫苗，一定會爆發更多爭議。

C羅有關核酸檢測的言論是錯誤示範

其實說到底，疫情爆發後，體育賽事已經進入一種被動的變革狀態，這勢必要求無論賽事方還是運動員，都要接受現實。上述一些所謂憂慮，其實還是憂慮者停留在疫情前的思維，未能真正適應變化。例如擔心疫苗影響狀態，那麼假如全體參賽者接種疫苗，大家都有可能狀態受影響，公平性其實不會太明顯的變化。只要比賽能在更低風險狀態下舉行，所謂的“狀態下降”，又有什麼值得過於計較呢？

但願疫苗確有奇效，成為啟用推遲一年的“體育大年”的真正“強心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