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來，輿論場上一直有種觀點，解決臺灣問題不要急，等中國實力超過美國就不是問題了。 此言邏輯是什麼？有何謬誤？簡文以解析。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熊玠認為“兩岸問題中經濟是關鍵因素”，大陸將在2030年趕上美國的GDP，人均收入亦將超過臺灣，屆時統一問題就會“水到渠成”。其給出的主要依據是，其一，由於經濟安全的比重遠超過軍事安全，隨著大陸持續發展，臺灣與大陸經濟發展對比必定會明顯改變。其二，如果中國大陸於2050年後真如美國智庫預測，替代美國成為世界首強霸主，美國也就無法不接受這樣事實的轉移。

大陸專家持類似觀點的也不少。比如有論者認為，臺灣問題長久不能解決，最重要原因就是中美實力懸殊。但當中國經濟軍事等實力有一天趕上或者和美國持平時，作為“實力原則”的崇尚者，相信美國的精英層會無條件承認中國崛起。

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角度看，中國實力能否超過美國具有不確定性，即便超越，恐怕也需要較長一個歷史時期。如果按照“實力超越決定論”的邏輯推斷，如果50年不超過美國，那麼臺灣問題還要再擱置50年嗎？

所謂等實力超過美國解決臺灣問題就水到渠成，這是過度放大外部因素影響的反客為主式的邏輯，也是輕視主觀能動性刻舟求劍式的思維。在實現統一的過程中，統一的主體——祖國大陸的發展進步才是決定性因素，中美實力對比只是一個參照值而已。

美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重點

解決臺灣問題，需要對美開展激烈的博弈和鬥爭。但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什麼時候解決，採取什麼方式解決，需要服從服務於民族復興戰略大局，不取決於絕對實力是否超過美國，是否居世界第一。

當前，中國有足夠的實力和自信解決臺灣問題，任何外部勢力也阻擋不了。但推進統一需要全盤考慮和統籌安排，既要確保國家發展戰略機遇期和民族復興不因臺海生變而中斷，也要顧及解決成本和統一後的對臺治理問題。“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祖國大陸硬軟實力的全面發展和提升，不僅將大大增強對臺灣的影響力控制力，也將相應降低美日等外部勢力干預臺灣問題的能力和信心。

客觀來看，美在一個時期內綜合實力尤其是科技和軍事實力仍將強於我，但正如毛澤東主席指出的：“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美國統治集團有發動戰爭的動因和和軍事幹預臺灣問題的野心，但其實他是最怕死人和怕做賠本買賣的。我們在臺灣問題上佔據法理、道義制高點，也擁有明顯的地緣優勢和較強的對美製衡能力，因此在中美實力縮小的情勢下，在臺灣問題上塑造和擴大對美戰略優勢是可能的。

當前，要透過正確的戰略決策，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條件和因素，在持續破除臺灣拒統謀“獨”實力和心理障礙的同時，儘量增加美國干預臺灣問題的戰略風險和戰略成本，這是擊穿美國“干預恫嚇”乃至“邊緣戰爭遊戲”的關鍵。

美艦穿越臺灣海峽常態化

美國插手臺灣問題和打“臺灣牌”主要基於戰略利益。1950年前後，杜魯門從打算“棄蔣”到派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正是出於“遠東整體戰略的考慮”。1970年代，美國選擇與中國接觸並建交，與臺灣當局“斷交”，也並非因為中國實力有多強大，而是因為其有開展對華戰略合作的利益需要，但美仍然出臺了“與臺灣關係法”，留下了插手臺灣問題的空間。

1979年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大體上是維持現狀和搞“戰略平衡”。但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和兩國利益關係的重大變化，美國已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或者最重要的“競爭對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對華立場和態度上形成了高度一致。所以，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政府，都主張運用全政府手段對華開展“大國競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來牽制、打壓和遏制中國，包括制裁中國的科技實體，把中國限定在產業鏈低端，干擾中國的治港治疆，不允許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大的衝擊。在這一背景之下，美國決策與戰略界不僅不會在臺灣問題上讓步，而且“重新發現了臺灣的戰略價值”，這也是拜登團隊屢次強調對臺灣的承諾“堅如磐石”的原因。

退一步來說，即便美國真的衰落了，中國實力接近於甚至與美國平起平坐，美國也不會停止與中國的戰略博弈，美國式的競爭思維，反而使其更傾向於拿臺灣問題做戰略籌碼。

未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若選擇戰略妥協包括“棄臺”，要麼是因為中國推進統一的意志和行動足以讓美國相信會付出重大代價，要麼是因為兩岸自行統一將導致美國從中榨取收益的機會和份額將越來越小，及早獲利了結或是優先選項。因此，單純以實力對比作為分析強敵會否干預的依據，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

美國極力打壓中國科技競爭力

中美實力差距縮小是現實也是趨勢，高估或低估中國實力的做法均不可取。高估容易滋生自滿自大情緒，低估容易助長恐美崇美心理，而這二者均容易導致戰略誤判，從而影響戰略決策的科學性。

在遭遇全球性的、百年一遇的疫情衝擊下，中國成為了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經初步核算，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101.59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70%。根據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測算，2021年中國GDP增長有望達到7.8%以上，一些國際組織預測，中國GDP有望在2028年趕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經濟實力的提升有利於增強世界影響力，有利於為解決臺灣問題提供強大的財力物力軍力支撐。但實力不僅僅是GDP，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也不意味著就是世界第一強國。在很大程度上，國際規則制定權、科技主導權、局勢控制力和重大事務話語權才是評判實力的核心指標。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即指出，美國在進行實力評估時，需要切記，美國擁有的某些優勢將不受中國影響而長期存續，包括地理區位優勢、能源獨立優勢、美元的地位、關鍵技術優勢等。而且當前和未來，美國為扼殺中國的科技競爭力正無所不用其極，中國做實內功和追趕這段路程絕非像GDP增長那樣容易和迅速。

美國在太平洋地區至少部署2艘戰備級別的“俄亥俄”級核潛艇

而就關鍵的軍事力量對比而言，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4倍，在海空等核心硬實力方面對華具有較大優勢，而且在西太平洋地區擁有美日、美韓、美菲等諸多同盟關係，前沿部署重兵雲集，遠中程戰略馳援能力正在提升。美為軍事幹預臺灣問題做足了各種準備，旨以維護和攫取最大的戰略利益。

所以，不經過長期艱苦的對美鬥爭，不僅難以動搖美國干預的意志，而且難以實現區域性的力量對比轉化，因為美國不會坐視臺灣問題的解決從而喪失遏制中國的最大籌碼。那些認為“等中國實力趕上或者和美國持平時，美國會無條件承認中國崛起”或者“兩岸統一水到渠成”的想法，是主觀臆測和一廂情願。

做好軍事鬥爭準備、持續戰略進取是推進統一的必要條件

有鑑於此，要堅決摒棄“解決臺灣問題一定要等到實力超過美國”的片面孤立思維。要站在國家安全發展和軍事鬥爭全域性的高度，一方面盡最大可能發展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要抓住對解決臺灣問題有決定作用的基本因素，在維持核戰略制衡的基礎上，在臺海方向累積和擴大對美優勢，最大程度增強其介入的戰略風險，為推進統一創造更有利的戰略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