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維娜（Verena Menzel） 《今日中國》德文部記者

一週前，在德國媒體中一條大字標題讓德國海因斯貝格縣（Heinsberg）縣長施特凡·普施（StephanPusch）成為中國的網路紅人。該縣是德國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的重災區，普施先生於今年3月23日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直接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請求援助。他希望中國能援助口罩和防護服等醫用物資，也尋求開展更多的抗疫經驗交流。

德國海因斯貝格縣（Heinsberg）縣長施特凡·普施（Stephan Pusch）。

一位德國地方官公開向中國最高領導人求助，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因此，這個話題成了熱門話題，不僅在德國媒體，而且也在中國媒體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當晚，著名的德國電視主持人弗蘭克·普拉斯貝格（Frank Plasberg）在他的脫口秀節目“尖銳但是公平”中邀普施進行視訊對話，批評他的行為是“令人憤怒的事件”。在部分社交媒體中也是一片喧鬧聲，批評者大有人在。

那麼，究竟是什麼促使德國地方官員施特凡·普施邁出了這一步呢？為什麼他公開向中國求助，而不向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求助呢？他的公開信得到回覆了嗎？為了解這背後的故事，我撥通了身在海因斯貝格縣普施先生的電話。

成為德國“重災區”

在德國，海因斯貝格縣在一定意義上成了抗疫的象徵。在狂歡節週二（聖灰星期三的前夕），即歡鬧的德國狂歡節收尾之際，在這個位於德國西部縣，一對年長的夫婦新冠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之前，這兩位老人蔘加了該縣有大約300人蔘加的狂歡節活動。

就在同一天，當地成立了危機應對組，要求1000多名接觸者居家隔離，立即關閉學校和幼兒園，採取了全面的防控措施，停止公眾活動。但是，病毒已經傳播開來。截至3月29日，在海因斯貝格縣有近1200人感染，31人病逝。該縣是全德國首屈一指的重災區。

從那時起，縣長普施先生開啟了緊張忙碌的日子，因此很難接通普施先生的電話。在接受《今日中國》採訪時，這位51歲的縣長強調，儘管如此，他認為抽時間接受採訪和出現在公共場合中仍然十分重要。他說：“除了危機應對和對內溝通，還要在媒體中出現，的確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清楚地認識到，我眼下的工作就是向別人解釋，在我們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要用海因斯貝格縣的事例告訴德國其它地方，必須做好哪些準備。”

關於當地的抗疫形勢，普施先生介紹道：“就在這幾天，如同歐洲多個地區一樣，感染潮已經蔓延開。就醫護人員和呼吸裝置而言，我們縣的3所醫院已經在超負荷運轉。能推遲的手術一律延期，目的是將所有重症醫護力量全部用到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上。”

普施先生介紹說，當地的防護物資一直緊缺。上面提到的那對感染的老年夫婦在醫院救治時，該醫院“僅在兩天之內就消耗了一年的防護物資儲備”。在上週，由於防護物資尤其是防護服短缺，他們不得不關閉了三所醫院中的一所，將病人轉移到周邊地區。

“物資供應狀況從疫情一開始就沒有真正改善過。”普施先生說，他曾經因此在德國向上級機構和聯邦國防軍求助，在上週末，聯邦國防軍運來一卡車醫用物資，但“僅僅能滿足3天的需要”。這位德國地方官員的描述表明，新冠病毒使得全部的衛生健康體系——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國，還是在歐美髮達國家——都瀕臨不堪重負的邊緣。

普施先生坦言，向中國國家主席公開求助的主意一方面是出於困境。“我自己只是一位地方小官，首先必須考慮保護本縣的居民。我連續三屆被選為縣長，這說明他們信任我。”

普施先生之所以決定走出這不同尋常的一步，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對此他說：“我想通過這封公開信發出團結的訊號。因為新冠病毒，中國人受到排斥並被貼上了標籤，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對此，我個人感到非常氣憤，因為這是將罪名強加於人。與海因斯貝格縣的居民一樣，在新冠病毒和它的傳播面前，中國人民是無辜的。”

對於中國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海因斯貝格縣的居民也感同身受。“當時我們的呼吸裝置有限，幾天之後，我們不得不將病人轉移到周邊地區醫院。人們將海因斯貝格縣的患者稱為‘新冠人’，周邊醫院很不情願收治患者入院。”普施先生說，“國家機構高度評價我們縣出色的危機管理。儘管如此，仍然有人對我們指手畫腳，好像我們做錯了什麼事情似的。這使我很痛心，也與中國人民有同樣的感受。”

來自中國的援助很及時

“當我發出不同的求助呼籲之後，兩週前我接待了一箇中國代表團意外的來訪。他們給我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物資。他們是在德國工作的中國商人。當他們獲悉在我們縣發生的事情之後，自發作出決定，將公司中庫存的一些物資贈送給我們。這是非常美好的一次經歷，我對他們表示了衷心的感謝。”他還補充道：“現在加強團結尤為重要，人們應該相互幫助，而不是一味指責別人。”

在德國工作的浙江商人自發組織向海因斯貝格縣捐贈醫用防護物資。

3月23日，普施先生還將公開信通過電子郵件傳送到中國駐德國使館，他很快就收到了回覆。“就在發出電子郵件的當天就有了反饋。我接到中國駐杜塞爾多夫總領館受中國大使館的委託打來的電話並告知，他們願意幫助我們。”普施先生說，“對如此之快的反應我感到非常振奮，它超出了我的預料。”普施先生說：“像我這樣的小縣長向中國政府請求幫助，當然非同尋常。對我的呼籲作出如此之快的反應，表明了中國人處事靈敏並且務實。”

“德國加油！”中國人為處在困境中的海因斯貝格縣快速提供了幫助。

後來，普施先生也獲得了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衛生部長卡爾-約瑟夫·勞曼（Karl-Josef Laumann）對他行動的支援。

針對將中國視為這場世界危機的“肇事者”的指責——認為中國政府對危險的“反應太晚”——，普施先生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事情不在於相互推諉責任，說誰在某一個時間點錯過了哪一步。如果人們誠實地對待自己，許多人都必須自責，沒有儘快地或者是儘可能堅決地作出反應。”

“將責任強加給別人那就是人們能夠做的最愚蠢的事情。作出如此這般反應的人就是那些自己搞不定危機管理的人，因為他們最終需要一個替罪羊。”普施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

希望與武漢結為“姊妹城市”

普施先生與妻子和三個孩子生活在海因斯貝格縣。與其他居民一樣，他們的日常生活同樣因疫情受到各種限制。“就在幾周前，德國人還認為，疫情離我遙遠，不會降臨我頭上。我在我們縣的經歷肯定使我個人更容易理解中國人看待疫情的視角。”他說，“有人說過，如果你沒有穿過這個人的鞋走路，就不要對這個人作出評判。也就是說，如果站在遠處、脫離實際去評價中國人做對了些什麼或者做錯了些什麼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要真正去感受中國人經歷了些什麼，貫徹那些限制人民生活的強硬措施如何之難，如何獲得人民對這些措施的理解，只有人們置身於同樣的環境才可能做到。”

普施先生忙碌的工作之餘，還積極在媒體節目中呼籲其他地方做好應對疫情準備。

普施先生在任16年，具有前瞻視野，是真抓實幹的人。他非常重視推動事物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他充滿自信地處理上文提到的社交媒體上的嘲諷——“海因斯貝格—武漢的夥伴城市”。為什麼就不呢？作為迴應，他在公開信中果斷地提出作為團結互助的標誌，希望與中國這座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城市真的結為“姊妹城市”。

海因斯貝格僅有25萬人口，而武漢的人口超過千萬，在數量級上二者相距甚遠。但是，普施先生解釋道：“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共患難者。就經濟和合作而言，我們現在共同走過低谷。為什麼像海因斯貝格這樣的縣就不能與武漢或者武漢的一個區建立夥伴關係呢？”他說，“在戰勝疫情之後，人們必須用另一種維度來思考，是各國如何重建經濟，如何相互幫助，都需要更開闊的眼光來看待”。

關於未來，這位德國地方官員說：“我認為，相互信任、彼此開誠佈公的交流是共建未來的開始。在現在的形勢下，對我來說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中國人公開地表示，要迅速和便捷地為我們提供幫助。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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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黃 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