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演關羽“大意失荊州”，有呂蒙設計，白衣渡江的場面。連劇組中都有人拍完後一直在疑惑，那麼一彪人馬，都穿著整整齊齊的白色衣衫，好嘛，這不整個是一支白盔白甲的軍隊嗎？荊州守衛者再傻，能這麼放心地讓他們過江嗎？

這的確是電視劇無數令人遺憾的錯誤之一。其實《三國志·呂蒙傳》裡說得很清楚：“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舟＋冓）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關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三國演義》“演義”這段故事，說得就有點含混了：“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即將精兵伏於（舟＋冓）艣中。”（毛宗崗批本）《三國志》裡說的“白（讀如bó）衣”是指平民百姓，所以特別有“作商賈人服”的解釋，傳統戲曲裡是搞清楚了的。中央臺的電視劇雖說不愁經費，但總不值得白花置裝費，專門去犯錯誤吧？這是當今“搞文化而不懂文化”的又一例證。

“白衣渡江”是三國爭雄無數謀略奇計中的一個。《三國》多奇謀，諺語說：“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我想是因為老年人閱歷本多，再弄上一肚皮謀略，操心不利於養靜。而青少年血氣方剛，學梁山好漢拔刀相助、使勇狠鬥那一套，容易惹事。這當然是舊時世故之言，今天的人們未必會同意。

書攤上的“謀略熱”已經火了好一陣了，聽說看《三國》電視劇，又掀起了一輪新潮。商場本是戰場，雖然時與勢移，不可能在市場競爭中也簡單模仿“白衣渡江”，但是“兵不厭詐”的原則，總還是通於古今中外的。外國人看《三國》，也有這方面的關心。澳大利亞搞《三國》的女學者馬蘭安就說過，外商希望從《三國》裡瞭解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好到中國來賺錢，可見易地而皆同。前幾年一位瑞士漢學家把中國的《三十六計》中的十八計翻譯成外文，在西方世界引起相當反響，認為從中可以知道東亞在世界商戰中致勝的奧秘，證明有類似想法的老外，決非孤例。

中國謀略文化確實源遠流長，非常豐富，老莊孔孟都談到過。而且也泛化了，實際上中國人在在娛樂方面的發明，如圍棋、撲克、麻將也都是這方面的思維訓練。至於經商方面最早的故事，恐怕要算范蠡用韜晦計和美人計幫助越王勾踐臥薪嚐膽，興兵滅吳，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又以謀略成為鉅富陶朱公。至今無錫的蠡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現在猛然間講起市場經濟，大家都開始重視用謀略搞經營管理，這當然不是壞事。但是也有一種誤解，以為知識分子下海，以高智慧高計謀經商，就可以稱為“儒商”了。前一陣有一部電視劇叫《儒商》，敘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還有新聞界以此許人的報道。其實“儒商”是指以商為業，懷“儒”（經世濟民）之心的有識之士。比如清末狀元張騫，他憤於國事日非，痛於外侮日甚，而懲於當時士大夫侈談無根，束手無策，遂提倡“實業救國”“工業救國”，並身體力行，開始募資在家鄉南通建立新式紡織企業，從而掀開近現代民族資本新篇章的。他自奉甚儉，從不以聚斂私財為目的，這種風習曾影響過一代民族資本家。往早了說，則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貢就是富商，他發了財又來執禮問道，說不定當年夫子周遊列國就是他贊助的。

又有論者以漢代有”士農工商”的”四民說”為等級劃分觀念，論證中國儒家一向輕視商業，恐怕也有誤解。至少明代新理學的代表人物已經明確提出了“新四民說”，講過“異業同道”的道理。實際上中國的謀略文化從來不是單純提倡用計用謀，更不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謀略”去坑蒙拐騙賺黑心錢。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也許有人不信，日本自“明治維新”走向近代資本主義，最初的思想武器是朱熹的“尊王”學和王陽明的學說。鼓吹富國之說的代表人物澀澤榮一，則大力主張以“《論語》加算盤”作為興建企業的起點。據說日本人認為松下幸之助無愧“儒商”，他創辦的高層經理人員研修學院裡指定的兩部教材，就是《論語》和《三國志》。

記得前幾年“謀略熱”初起時，書攤競相賣過一本“奇書”《厚黑學》，大概說《三國》人物裡劉備臉厚，曹操心黑，故能成大事。如果對劉、曹兼收幷蓄，做到既厚且黑，則“事業”當更上層樓矣。一些人讀後深以為然，似乎還有好事者作續。其實這部書是李宗吾在抗戰期間痛恨於政府腐敗，和官員無恥而作的激憤之語，正話反說，罵起來尤其酣暢淋漓。也因之很快就被國民政府列為“禁書”，留下“奇書”之名。他本人雖然自稱“厚黑教主”，賞識“以罵成名”（這一點卻頗類“擊鼓罵曹”的禰衡），實則仁厚君子。參看南懷瑾一篇回憶文章《李宗吾與〈厚黑學〉》。

當然，秋風蕭瑟，換了人間，今天退下來的老同志希望發揮餘熱，多為社會作貢獻，是誰都可以理解的。他們身當的時代變遷大，起伏多，既經歷練，已不必從《三國》裡面討教智慧謀略了，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