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面對一連串尖銳問題，中國駐美大使從容應答！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4月3日在華盛頓接受歐亞集團Quattroporte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節目連線採訪，就新冠疫情、媒體關係、中美關係等回答了提問。有關節目已於4月11日起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各平臺播出。全文實錄如下：

布雷默：是啊。首先告訴我，您最近怎麼樣？看起來您應該是在使館落實居家令。還好嗎？您現在在家嗎？

崔大使：我在使館。我仍然每天上班，因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維繫兩國政府間的溝通，幫助美國公司解決從中國運送抗疫物資到美國的具體問題，還要同媒體交流。我們在美國還有人數眾多的中國公民，尤其是留學生。坦白說，他們有些憂慮。我要照顧好他們，與他們溝通，努力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布雷默：我知道美國國務院因處理美國在外公民回國的問題已經不堪重負，也許這是過去幾周投入外交力量最多的一件事。這也是您投入最大的事情嗎——處理在美中國公民相關事務？

崔大使：一般而言，保護海外公民也許是所有政府都面臨的艱鉅任務。在這方面我與美國國務院感同身受。但我們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很多華裔人士在美國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據我了解，他們中認真考慮回國的並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接下來情況會怎麼發展。但對很多學生來說，他們遠離父母家人，其中一些人學生簽證很快就要到期，因為美國學校通常到5月份左右就會結束學期，有的甚至都沒有經濟資助了。所以，坦白說他們現在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布雷默：當然美國政府現在忙於處理這一史無前例的危機。我記得美中兩國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時候，您與姆努欽財長要保持經常性溝通，我想問的是，疫情是否影響了您或您的政府保持與美國政府適當層級的經常性聯絡？

崔大使：我要說的是，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達成主要歸功於兩國經貿團隊。他們為這個協議付出了近兩年的努力，達成協議也是為了互利共贏。據我了解，儘管過去數週我們面臨著這樣的嚴峻局面，大家還是在努力落實第一階段協議。相信我們能繼續落實。

布雷默：但美中兩國現在需要應對一系列嚴峻挑戰，難度可能超出第一階段協議的落實。美中關係現在的性質如何？您認為雙方還是保持著適度開放嗎？這種開放程度是否適宜？開放得夠不夠？兩國之間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嗎？您怎麼描述當前的關係？

崔大使：我想可能沒法用一兩句話來回答這些問題。中美關係是如此複雜且涉及方方面面。幸運的是，在領導人層面，兩國元首保持了良好溝通。就在上週，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作了一次長時間、建設性的通話，他們一致認為兩國應合作抗疫，現在是需要團結合作的時刻。

我們使館現在主要有以下三項工作，可能還不止三項。第一，我們要推進兩國抗疫合作，共同挽救生命。無論是關於醫療物資還是關於兩國疾控中心、研究機構技術合作，使館都竭力推動雙方溝通協調。上週日（3月29日），兩國疾控中心又召開了技術性視訊會議。第二，正如兩國元首之間及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達成的共識，我們要共同努力，穩市場，促增長，保就業，保民生。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個工作重點。對於我和使館來說還有一項工作也同樣重要。坦率講，就是確保一個有利於兩國合作的輿論民意氛圍，這和前兩項工作一樣很艱難，但很重要。除此之外，我們要照顧這裡的華僑、留學生，我的職責還包括照顧好使館同事和他們的家人。

布雷默：您的工作的確很多。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也許我先從巨集觀的角度談談這個事實，即中國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危機的挑戰。一開始疫情在中國暴發，現在我們在美國也面臨疫情，確診數字是此前想象不到的。我們先聊聊這個。您認為中國現在在應對疫情方面情況怎樣？您和中國人討論時有什麼感受？

崔大使：我想幾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對病毒和疫情毫無準備，因為這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幾個月前極少有人甚至沒有人對它有任何了解。這是一個不斷加深對病毒認識、不斷了解如何應對的艱難過程，是對所有人的挑戰。我們是最先應對這一艱難局面的國家之一，為此付出了艱苦努力和高昂代價。現在，中國的情況在好轉，確診病例已經較少，目前還有約3000個確診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較之前我們對如何治療已經有了更多了解。我們還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時重啟經濟，恢復正常經濟社會活動。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我們知道，單靠自己無法成功完成這項任務，我們要為國際抗疫合作貢獻力量，因為除非疫情能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控制，否則包括中美在內，沒有哪個國家是安全的。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還在努力。

布雷默：中國在應對這一危機方面比其它國家積累了更多經驗。您對美國政府接下來如何應對有什麼建議？有什麼經驗教訓？

崔大使：在公共衛生方面我給不了任何專業建議，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我們從本國及其他國家經驗中了解到一點，那就是必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價都要做到。我們要挽救生命，保護人民健康，尤其是保護好弱勢群體，包括老人、有基礎性疾病的人和窮人。我們要把這一點作為重中之重，為此不惜代價。

第二點，我們確實需要加強國際合作。要摒棄利用他人苦難謀取政治私利的行為。遺憾的是，在這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還是有人企圖這麼做。我們要共同努力，堅決反對這種圖謀。長期來看，還要從此次疫情中吸取經驗教訓。過去數年，很多人都在討論大國間的戰略競爭，討論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等，但很少有人預計到這樣一種看不見的病毒會對我們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所以，必須認真思考我們面臨的真正威脅是什麼？真正的敵人是什麼？共同利益在哪裡？應該如何在世界範圍內應對諸如此類的全球性挑戰？

布雷默：您感到憂慮嗎？這是個全球化的時代，擁有即時化且有效的供應鏈，中國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組成部分，但這也意味著如果出現任何問題，中國也會受影響。所以，現在又有人在推進本地化，在消費者所在地生產更多產品，這就能較大幅度地減少美中經濟相互依賴。您怎樣迴應對即時化供應鏈的擔憂？公司應該怎麼做才能減少受到這些突如其來的衝擊影響？

崔大使：我認為這是經濟學家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必須承認，當前病毒傳播速度遠超供應鏈變化速度。同時，全球化程序是受經濟效率和技術驅動的，是客觀力量作用的結果，不是什麼人能夠人為設計出來的，我們無法真正阻止這些基礎性力量發揮作用。當然，我能理解人們希望供應鏈更加多樣化，這樣面對危機時他們仍能保證供應。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應該這樣做，但也許只能在一定限度內，因為顯然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國界之內。

疫情再次證明，這是一場全球性挑戰。病毒不分國界，不分政治體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樣方式攻擊所有人，所以我們才需要更加緊密有效地全球合作。如果說，過去的全球化程序是有問題的，現在我們就應該使其更加開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顧好弱勢群體，照顧好孱弱、窮困的人群。這是我們修正全球化缺點和不足時必須要做的事。同時，疫情再次證明全球各地是緊密相聯的，當我們面臨這樣嚴峻的全球性挑戰時，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緊密團結呢？

布雷默：您已多次提到，我知道您已清晰表明這是一場全球性危機，我們需要開展全球合作來應對，但我們目前還沒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國集團已召開數次會議，表示將繼續關注局勢。二十國集團也已召開會議宣佈將繼續關注局勢發展。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貨幣領域還是衛生領域，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協調，看到的是各國各自應對。您認為中國具體能做些什麼來推動國際協同應對？

崔大使：你說得對。當然，以視訊形式舉行的G20特別峰會很成功，作出了一些明智決策，當前任務是落實這些決策。儘管如此，我認為全球治理的現狀特別是其不足能促使人們對你提出的“G0”觀點有更多認真思考。無論在全球經濟還是公共衛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沒實現良好執行，人們必須認真思考應該建設怎樣的全球治理？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已歷經數個危機。從911恐怖襲擊，到金融危機，再到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經歷了安全挑戰、金融動盪以及現在的公共衛生危機。儘管我認為我們早就該覺醒了，但如果我們還沒有開始覺醒、還能稱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麼現在是時候我們來付出努力、構建一個良好的面向21世紀乃至未來的國際治理體系了。

同時，這也取決於我們的目標是什麼。如果我們想要的仍然是基於某種政治體制或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我認為我們不會成功。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新型國際治理體系，各國相互尊重，充分認同文化、文明、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的多樣性，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我認為建立一個有效的新型國際治理體系已經具備條件。我們現在必須作出正確選擇。

布雷默：大使，我非常明白您的觀點。您說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現有機制將無法有效地發揮作用，您指的是佈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嗎？這是您所指的嗎？

崔大使：憑心而論，這些機構都在盡最大努力改革和改進，來適應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份額制度及如何迴應成員國需求等作了重大改革，它們作出了很多努力。這些機構在最近的G20峰會上也表示要提供幫助，願發揮應有作用。我們當然要鼓勵它們做得更多。對世貿組織而言，很遺憾多哈回合談判沒有成功。（世貿組織）很多規則是在新技術出現之前制定的，我們確實需要支援它改革，使其與時俱進，更有能力應對挑戰。公平地說，這些組織裡的人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我與多邊機構打過多年交道，我知道有一種說法：國際組織的成效取決於其成員國。因此，我們成員國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布雷默：我要問的是，展望未來三五年時間，正如您所說，一些由一兩個國家主導的國際機構已不足以應對當前任務，這個論斷很直接，那您認為這些機構經過改革之後會具備足夠能力嗎？還是我們需要新的架構，來自中國或其他一些國家？您認為我們將沿著這二者中的哪一個方向走下去？

崔大使：坦率地說，如果現有國際機構能夠對其成員國的需求和願望及時有效迴應，我指的不僅是其中幾個而是所有成員國，那麼它們就可以通過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職責。否則，成員國就會被迫考慮建立新架構的可能性。但我確實希望我們可以對現有國際機構實行改革，使它們變得更好。

布雷默：我們來說說美國和中國，顯然這兩個大國有能力實施刺激性措施，確保我們度過這場經濟危機。您和我都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具備這種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準備籌集大量資金，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避免其走向崩潰。當我們開始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最糟糕的經濟狀況時，是否應該期待中國更多地扮演領導角色，並提供更多資金，為緩解危機作出貢獻？

崔大使：事實上，中國一直非常積極地參與這一程序，特別是過去十年積極參與了國際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努力。我們增加了對這些機構的出資，現在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繳納國和第二大維和經費出資國，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最多的國家。我們的貢獻在增加，正竭力為國際社會做更多事，因為我們堅信各國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緊密相聯，休慼與共。當然，也希望美國能繼續做更多的事情。

布雷默：這些機構設立的時候是西方機構，如果現在中國人在出資和貢獻方面佔據最大份額了，可能會要求附帶什麼樣的條件呢？例如，在這些組織負責人的任命上擁有更大發言權，或者改變投票權和份額，或者是還貸方式和附加條件？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扮演更大角色，中國政府是怎麼考慮的？

崔大使：不同組織擁有不同架構。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是基於成員國的認繳份額，因此如果我們貢獻更多，投票權自然更大。對於聯合國而言，所有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因此在聯合國大會，中美兩國同其他所有國家一樣只有一票。當然安理會不是如此，我們是常任理事國，有更大責任也確實需要貢獻更多。但中國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我們希望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得到廣泛遵守。如果這些原則能在全球範圍內得到落實和尊重，僅就自身而言，我們並沒有更多別的“追求”。

布雷默：顯然，我們看到在這場危機之後，中國經濟恢復最快。中國對於醫療物資和醫護人員的分配也至關重要。您是否認為中國在全球舞臺上扮演著與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認為中國藉此次危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為全球領導者？如果是這樣，這是精心部署的戰略嗎，還是隻是被動反應？您認為中國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稱：這是中國應該發揮領導作用的時刻？

崔大使：如果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當然希望這一切不要發生，因為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場巨大危機。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因為我們堅信各國同屬人類命運共同體，只要還有一個國家發生疫情，就沒有人是安全的，我們必須幫助別人。我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正竭盡全力幫助他人挽救生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在幫助自己。如果其他國家仍在苦苦掙扎，中國就無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們在幫助他人，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通過幫助他人來幫助自己。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所謂的“世界領袖”，因為我們從不相信世界需要一個領袖國家，我們堅信所有國家一律平等。當然，有些國家更強大，能力更強，應該作出更大貢獻。我們願意作出貢獻，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間真正的尊重，同時希望大家能充分認識到國家間的差異會繼續存在，我們應該將這些差異視為多樣性、互補性，而不是對抗或衝突的來源。

布雷默：世界各國對中國有怎樣的迴應？我們看到中國的公共外交非常活躍，積極給予各國人道主義支援，特別是美國的主要盟友歐洲。這些政府具體作出了怎樣的迴應和反應？

崔大使：大家當然歡迎我們的幫助。我們也在盡最大努力提供技術支援和醫療物資，並與他們分享抗疫經驗。但我們也清楚地表明，中國採取的措施是基於中國的國情與環境，例如我們人口眾多，許多國家並沒有那麼大的人口規模，我們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因此，對中國有效的措施不一定適合其他國家。我們一直在說，各國必須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一套適用自己國家的整體策略。但是，就技術和醫療援助而言，我們願意提供幫助。

布雷默：讓我來問一些更具挑戰性的問題，也許從中國內部事務開始。顯然有很多批評認為中國政府最初對於疫情的爆發式增長有所隱瞞，尤其是對“吹哨人”李文亮的做法。他雖然後來被當地政府“平反”，但一開始是被噤聲的。中國政府從疫情應對的早期失誤中吸取了什麼教訓？

崔大使：我想說的是，美國媒體的一些報道或者美國政客們聲稱的一些事情並不符合事實。我來和你談談事實。你提到李文亮醫生，他是個好醫生，是個好人，很不幸他去世了。李醫生是一名眼科醫生，並不是病毒方面的專家。他的確向同事發出了警告，但事實上他並不想將自己的警告公之於眾，不知何故這條資訊傳了出去。

其實在他之前，武漢就有一位女醫生收治了三個不明原因發熱的可疑病例，她馬上上報，一兩天之內當地疾控中心就派專家到醫院調查。第二天，也就是這位女醫生上報三天後，當地疾控中心向當地所有醫院發出提醒，提示發現不明原因發熱的可疑病例。當時是12月底，首次上報是在2019年12月27日。之後的2020年1月3日，中方就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這一特殊情況，也就是說幾天內我們就向所有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通報了資訊。第二天，中美兩國疾控中心專家舉行了首次溝通。我不是醫學專業人士，無法告訴你這樣的通報應對是否足夠清晰、足夠好，但我認為，就時間而言，這些事都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的。

然後，在人們意識到這種病毒可能人傳人之前，中央政府派出了專家組到武漢調查這些可疑病例。當他們意識到這種病毒的確可以人傳人後，我們對擁有1000萬人口的武漢實施了封城，實際上，擁有6000萬人口的整個湖北省也基本處於封省狀態。武漢封城兩天後，美國宣佈撤離在武漢的總領館人員和美國公民。2月初，美國宣佈禁止所有（過去14天）到過中國的旅行者入境，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總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布雷默：中國政府當時反對這項政策。

布雷默：有些道理。特朗普總統在最近新聞釋出會上表示，中國受到的疫情影響十分嚴重，所以他不認為中國政府是故意這麼做，不認為中國事先知道會發生疫情。但特朗普總統也說，中國的病例數有些偏低。就在最近，媒體報道美國情報機構一份機密報告顯示，實際上中國政府隱瞞了疫情的嚴重程度。您每天處理這些問題，肯定已經看到這些報道了，您對美國政府這些直接指控有何迴應？

崔大使：事實是我們從疫情最初就開始每天向媒體通報情況，現在仍在這樣做，每天釋出最新情況，包括診治病例數、確診病例數，等等。早在1月份早些時候，中方就向世界公佈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分享自身抗疫經驗。我們甚至公佈並不斷更新所有可能的治療方法，包括如何使用中藥治療病人。所有這些資訊和經驗一律公之於眾。對於那些所謂中國隱瞞病例數字的指控，大家想想看，中國有這麼龐大的人口，這麼大一個國家，是沒法隱瞞惡性病毒病例的，因為有病人就是有病人，有人感染就是有人感染，怎麼可能把他們藏起來呢？

布雷默：可以把他們統計到別的數字裡啊。最近俄羅斯一直在少報病例數字。伊朗更是嚴重少報瞞報，衛星影象顯示伊朗挖掘了大型墓坑，但伊朗政府並沒有告訴伊朗人民和其他國家當地疫情多麼嚴重。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很多人沒有得到檢測。通過很多方式都能使公佈的病例數字不一定反映真實數字。我只是說，如果美國情報機構和特朗普總統都對中國提出直接指控，對我來說，能給中國駐美大使一個直接回應這些指控的機會很重要。

布雷默：我不知道現在允不允許我去。最近實施了簽證限制，我想我不會被認為是必要人員。

崔大使：大家真的很擔心病毒會從境外輸入到中國。這些都是人們採取的合理預防措施。但不管怎樣，如果你看媒體的報道，中國人民正努力重啟經濟，恢復經濟和社會活動。許多公司重新開業，商店重新開張，一些省份的學校也重新開學了。如果對控制病毒沒有信心，就不會採取這些行動。中國的感染人數正在下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布雷默：我知道中方一直擔心疫情再次暴發，大家都想努力避免。中國政府曾採取了一些步驟，包括開放部分景點、開放電影院等，然後又迅速叫停，這是因為中國出現新的病例了嗎？

崔大使：不是，我們只想確保不會出現所謂第二波疫情。我們非常謹慎地對待這樣的可能性。你看，有的感染者可能沒有症狀，如果出現無症狀感染者，他們會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然後再傳染給更多的人，我們對此要非常小心。但我認為這些措施都是基於科學知識和醫療需求而採取的。對於那些指責中國隱瞞事實的人和機構，你看看他們自己的歷史吧，通常他們自己才是慣於對公眾隱瞞的。我不知道在他們骯髒的地毯下藏著什麼，也許你可以去看看。

布雷默：我再快速問一下，武漢封城以後，武漢市市長提及在該市封城前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我們知道當時疫情已經開始暴發。我們能知道這些人去了哪裡嗎？其中有多少人已返回？

崔大使：首先，我不在當地，不掌握具體數字。其次，即使在武漢封城前有很多人離開，絕大多數人是沒有簽證的，無法去其他國家。因為如果是匆忙離開，他們肯定沒有時間申請簽證。所以如果他們離開武漢，絕大多數人肯定仍然留在中國。如果你留意相關資料，包括中國其他省份甚至是武漢相鄰省份的確診病例資料，會發現它們的確診病例數並不是很高。那意味著我們已有效遏制了病毒在全中國範圍內的傳播。因此，不應將在那些遠離中國的國家中病例數的增加歸咎於中國，也許這是源自其他地方。

布雷默：談到中國經濟重啟和今年的增長預期，您預計供應鏈將在什麼時候完全恢復？您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是多少呢？中國經濟增長情況會怎樣？

崔大使：說實話，我認為全球經濟面臨巨大挑戰。我現在還無法預測到今年年底世界經濟表現如何，中國正在盡最大努力恢復供應鏈，恢復生產。但這是全球供應鏈，中國一家不可能什麼都做得了。供應鏈有上游，也有下游，必須確保一切都正常執行。因此，我們在努力保證供應，銷售商品特別是醫療物資。我們還同其他國家合作，確保全球供應鏈重新運作起來。

布雷默：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剛剛能讓人們逐步返回工作崗位，您認為中國什麼時候完全恢復正常運作？5月份？6月份？還是更晚？您怎麼看？

崔大使：我們還沒能全面恢復產能。可能有一些省市已非常接近完全恢復，但全國範圍內還沒能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加快這一程序，儘快全面恢復產能。我們將拭目以待。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抗疫努力，要確保不會出現第二波疫情，同時也取決於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程度，所有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如果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就肯定會波及到我們的經濟、製造業和金融領域。我們與世界各國緊密聯絡，大家必須互幫互助，共克時艱。

布雷默：面對所有這些不確定性，您一開始談到要共同努力，希望仍能繼續落實好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但當時作出很多承諾，是因為當時對經濟的預期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您認為這是否意味要靈活落實協議？雙方是否都能實現協議的目標呢？

崔大使：據我所知，中方仍在執行協議內容。比如說，我們仍在從美國採購一些農產品，正在取消外國公司進入中國金融市場面臨的一些限制。這些事情我們都在做。當然，正如你所說，全球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所以我希望我們兩個經濟團隊能坐到一起，或者就開個視訊會議，他們能夠很好地評估不斷變化的形勢，並協調應對。

布雷默：我還想就兩國之間的信任問最後幾個問題。我們知道兩國一些政界人士相互指責。中方最近收回了所有《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駐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記者的簽證。您對這個決定感到驚訝嗎？這一決定還能被撤回嗎？

崔大使：坦白說，我並不驚訝。事實是，並非所有人的簽證都被終止。相關媒體仍有一些人在中國工作，不是所有人的簽證被終止。但這一決定並不讓我感到驚訝，因為這是美國挑起的。看看美國政府是如何對待我們在美國的記者的。他們驅逐了約60名中國記者，藉口是記者們代表著或信仰了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但我知道的是，不能基於政治信仰區別對待記者。他們可以有任何政治信仰，但他們的職業仍然是記者。看看我們的記者在這裡的遭遇，就知道我們所做的只是迴應。

布雷默：您認為美中之間是否還有任何轉圜餘地？我認為現在是我們經歷的最大危機時刻。兩個國家採取的具體舉措並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對抗。圍繞媒體的決策只是其中之一。您有沒有看到兩國有任何顯示出相向而行的具體行動，也許是我不知道的？

崔大使：任何時候，我都不希望兩國出現任何關係緊張的情況，特別是在此關鍵時刻。我當然不想看到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我也在竭盡全力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但令我震驚的是，有時一些人、一些政客可以如此卑劣，令人著實震驚。

布雷默：您是說那個認為病毒產自武漢生物實驗室的參議員嗎？

崔大使：我不想指名道姓。

布雷默：我提到這個，是因為中國政府也曾有過類似指責，而且是正式的。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說這種行為出自美國單方面，其實雙方都是如此。

崔大使：事實是，這些不斷升級的指責不是我們挑起的，我們沒有挑釁。但如果別人選擇這樣做，我們不得不迴應。

布雷默：我們怎樣才能擺脫這種惡性迴圈？

崔大使：讓我們聚焦積極的事務，關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攜手努力應對這場全球危機，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經濟的未來，拯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布雷默：兩國元首通話前，特朗普總統曾將病毒稱為“中國病毒”，通話後他不再這樣做了。此次通話中有什麼讓您有理由相信兩國將再次走近？

崔大使：從我本人經驗看，兩國元首保持著良好、有效的工作關係，每次會晤和通話都富有建設性，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落實兩國元首共識，切實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必需要做而且是具有建設性的事情上來。

布雷默：兩國元首有否提出可能開展合作的具體方式？是否會舉行任何峰會？或者任何給我們希望的事情？因為和我們都很熟悉的工商界領袖和決策者交流時，我們都感受到，他們對兩國關係順利發展不抱太大希望。

崔大使：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人提供思想引領，促使人們向前看，擁有廣闊視野，充分認識到21世紀世界不斷髮生變化的現實，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遊戲，因為那些都是19世紀或20世紀初的思維方式。

布雷默：大使先生，如果您指望我，我們就沒戲了。

崔大使：我對你寄予厚望。

崔大使：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真正談談G0機制，談談有利於各方的“某種機制”。

布雷默：您認為“某種機制”是什麼？如果必須要選擇，它是什麼？

崔大使：正如我前面說到，我們確應看看需要什麼樣的全球治理。這種全球治理應該建立在承認多樣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更加開放、包容，任何單一國家都不應謀求主導。

布雷默：那它是否是我們要求的新的大國集團機制？

崔大使：這不是某種集團機制，而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

布雷默：但您也認為現在世界上有的領導人思維方式並不到位。

崔大使：我認為實際上很多條件已經存在，現在需要的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願景，這取決於我們能多快、多好地作出反應。現在缺乏的就是這種真正的願景。或許有些人已經有了這種願景，所以我們才會說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我認為不是所有領導人都有這種願景。

布雷默：這很有趣。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美國和中國，如果我們暫時放下這兩個國家，看看其他國家，誰已經建立這種願景？在您看來，除了美國人和中國人，哪個政府，哪個領導人，哪個人現在擁有這樣的願景？

崔大使：某種程度上說你是對的。我們是兩個大國，承擔重大責任。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但的確有一群知識分子或在智庫工作的學者，他們每天都在思考這種巨集偉戰略，這樣的思考到處可見。但對其他國家，較小、較窮的國家，或在國際決策中無太多發言權的國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性，意識到當前缺乏有效、高效和公平的全球治理體系，但他們無力改變。所以他們寄望我們引領國際努力，為大家共同構建良好的國際治理體系。

布雷默：您還是未給出具體人的姓名。這次對話對我而言著實費思量，這是我們諸次對話中我說話最少的一次，讓我頗費腦力。但沒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下次見面再解決。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面，現在的情況真是一團糟。

崔大使：是的，我也希望我們能很快再見面。

布雷默：感謝您接受採訪。

崔大使：紐約仍是我最喜愛的美國城市。

布雷默：我也是。所以我哪兒也不去，就在紐約。

崔大使：我們祝紐約和所有紐約人好運。

布雷默：當然。您的這句話我們要播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