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為現代的理論，近現代的科學哲學讓我看得一頭霧水。看完之後，我對於什麼是科學反而更加迷茫了。以史為鑑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科學哲學工作者一直以來主要的工作方向之一，作為一箇中國人，很自然的向歷史主義尋覓答案。
一、“科學”是個新詞
“科學”（Sience）這個詞出現得相當晚近，雖然在中世紀晚期就出現了源自拉丁文的“science”這一英文單詞，但是很少被使用。直到19世紀很多被後世目為大科學家的學者既不自認、也不被認為是從事科學研究的。比如，牛頓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名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道爾頓最偉大的著作之一名為《化學哲學的新體系》；英國皇家學會會刊名為《皇家學會哲學學報》。無一不標榜自身所研究的是哲學。是的，所謂的“科學”其實是哲學的一部分，準確地說叫做“自然哲學”。其實，我覺得“自然哲學”這個詞比起“科學”來更接近科學的本質，科學是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認知。事實上，到了19世紀，“Sience”才被越來越廣泛地使用和接受，但是包括開爾文、赫胥黎在內的很多大“科學家”對於這個稱謂非常不感冒，他們仍然對“哲學家”的身份感到自豪，認為稱他們為科學家降低了他們的研究層次。
換句話說，直到19世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才出現，在此之前只存在“自然哲學”，也就是人類對於自然的看法這一學問。科學的獨立和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不可分。正如軍事科學的發展過程。長久以來，戰略學都是關於戰爭的統一學問。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緻。到了18世紀中葉，隨著軍事科學的發展，戰略學已容納不了有關戰爭的一切軍事問題。19世紀中葉，在軍事知識領域中就開始逐步形成各個獨立的學科門類。開始獨立出來的是戰術學、軍械學和築城學。隨著戰爭空間和規模的不斷擴大，軍事地理學獨立了，接著軍制學也獨立了。20世紀初，戰役學又獨立了。如今，各種軍事理論學科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科學從自然哲學當中分離出來，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更好的適應社會的發展趨勢。但是這並不能否認其在本質上仍是哲學的一部分，是自然哲學的一部分，是人類認識、看待自然的一種方式。雖然科學有一些獨特的標準、約束、或者不成文的共同理念、信念，這大概就是庫恩所說的正規化吧，並不是將其與哲學對立起來、或完全獨立於哲學的理由。
二、古希臘古典科學的價值取向
既然科學的本質是哲學，那麼科學本身就是一種對世界的認識，具有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內涵。
18世紀之前，世界上沒有真正的 “科學家”，只有哲學家。古希臘的“科學家”們實際上都是哲學家，他們闡述的不是科學，而是哲學。我在之前的很多文章中闡述了古希臘古典科學的奴隸主貴族屬性（參見《古希臘古典科學的誕生——從神話中分離的理性世界觀》、《古希臘哲學的兩條進路》、《古羅馬為什麼遺棄古希臘古典科學》等），古希臘古典科學往往是支撐其奴隸主貴族世界觀的一部分理論。比如畢達哥拉斯學派，根本上是一個宗教社團，其行為的一切目的在於宗教，而非科學。畢達哥拉斯社團宣講靈魂不滅，軀體是禁錮靈魂的墳墓。在古希臘，算術、幾何、音樂、天文四門“科學”被認為是由畢達哥拉斯學派創立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對這些技藝（科學）的探究有助於恢復靈魂的純潔，從而轉世為較高等的生物，乃至迴歸個體靈魂從中“流溢”而來的“宇宙大靈魂”。這些“技藝”，不過是達到宗教神學目的的一種手段。僅就數學而言：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萬物皆數”，數學是神的語言，是神的體現。因此，他們關心的其實不是數學本身，而是數學如何構建了這個世界，透過數學這門技藝如何淨化自身的靈魂。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和規律都是由數決定的，都必須服從“數的和諧”。在這個論斷中，“數的和諧”比起從自然界中看到的表象和得到的經驗更為重要。因此，當他們發現不和諧的無理數之後，不得不殺死了那個發現無理數“不和諧”份子。
對此，古希臘的哲學家們給出了理論上的總結。蘇格拉底把追求知識和真理作為至高的“善”，是通向“永恆”的唯一途徑。而追求唯一的、永恆的不變正是古希臘主流哲學思想的主題。同樣，蘇格拉底的徒弟柏拉圖認為我們必須用心學習算學、幾何學、天文學與音學。因為那不是為了做買賣，而是一種精神追求，是培養“自由”的學問；數學“迫使靈魂使用純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幾何學“是認識永恆事物的”，天文學與音學亦應像幾何學一樣去研究。作為蘇格拉底的徒孫，亞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學》中的第一句就是：“求知是人類的本性。”在該文第一章中，亞里士多德區分了經驗、技藝和知識（episteme，也即科學）。在這三者中，經驗不及技藝，技藝不及知識。經驗實際上是不知其所以然，技藝是知道事物的所以然。但是和知識相比，技藝多是為了生活之必需，還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為了消磨時間、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日常所需為目的的技藝，才是科學。和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多次強調科學的純粹性和非功利性，強調科學是一種為了自由的探索。他說：“在各門科學中，那為著自身，為知識而求取的科學比那為後果而求取的科學，更加是智慧。”
我在《古希臘哲學的兩條進路》中提出，古希臘哲學有兩條進路，一條以巴門尼德、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為代表，是古希臘哲學的主流，追求永恆不變的真理，他們所追求的“科學”，是純粹的、自由的、非功利的，單純的為了知識而知識，而且必須有閒，當然還要有錢，最起碼不為了生活而苦惱；另一條則以普羅泰格拉和高爾吉亞為代表，是古希臘哲學中的非主流，一般被稱為“智者學派”，是古希臘哲學的有益補充，只在古希臘哲學中佔據很小一個章節，甚至被一帶而過，成為古希臘主流哲學的背景板。智者運動與古希臘主流哲學相對，他們肯定人的經驗，肯定人的活動，把人的經驗作為一切真實存在的基礎，把人的活動當作判斷的價值根源；他們對看不見、摸不著、從經驗世界無法證實的唯一真實存在持懷疑態度。他們居無定所，知識是他們謀生的資本，對他們而言，知識（科學）就是功利的。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古希臘古典科學就是一群有閒的奴隸主（或自由民，雅典當時的自由民由城邦透過奴隸的勞動養活，沒有生存問題）一種“高階”的精神追求。因此，很容易引發對於知識的“高階性”和純粹性的自豪感，而勞動人民的經驗和技藝則是低階的。
古希臘古典科學很顯然是有其世界觀和價值觀的。
三、現代科學與古希臘古典科學在價值取向上大相徑庭
按照較為原教旨的科學觀點去看，與古希臘古典相比，現代科學雖然號稱與之一脈相承，但是其實從階層的角度看，倒是平民色彩更重一些，區別明顯。
首先，二者對於理論和實踐的側重不同。現代科學注重實證檢驗，注重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注重經驗和觀察。也就是說，你假想什麼不重要，你甚至可以假想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但是這個假想必須經過實證的檢驗，必須用確定的事實排除不靠譜的形而上學。這是偏向於平民的方法，和奴隸主貴族式的坐而論道，單純的理論探討，即與形而上學、或者是清談，有著根本的區別。古希臘古典科學是奴隸主貴族階層消磨時間的“高階”精神活動的一部分，他們對於勞動人民從勞動中得到的經驗、以及從經驗中總結出的技藝懷有鄙夷，認為那是“低階”的。他們不重視勞動實踐經驗，認為世界是由先驗的神創造的，只有明瞭那個永恆不變的真理，才能認清這個由永恆不變真理幻化出來的大千世界。
其次，二者對於歸納和演繹兩種邏輯方式側重不同。雖然科學離不開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但是現代科學明顯注重歸納邏輯，古希臘古典科學則注重演繹邏輯。現代科學方法要求實證，注重經驗的總結，因此歸納邏輯更為重要。而古希臘古典科學則繼承了其哲學思想，預設世界上有先驗的、唯一永恆的真理——那就是真神，從這個真理可以演繹推匯出世間的一切，因此演繹邏輯在他們的哲學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再次，二者對於科學功利性和純粹性的態度不同。現代科學有著很強的功利性。現代科學研究日益向宏觀、微觀和更深入的理論發展，往往需要巨大的經濟投入，但是各國政府或經濟體、個人卻肯於大筆投入，是希望從科技的發展中獲取更大的經濟或社會效益，有著強烈的功利性。所謂“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師”，都是這種功利思想的反映——科學不但是有用，而且是極其有用的。而對於古希臘古典科學而言，是恥於談及功利的，他們視科學為純粹的精神活動，是通向自由和真理的唯一途徑。歐幾里得的一個學生詢問幾何學有什麼用，歐幾里得大發雷霆，不但聲稱要把這個學生趕出門，而且還要給他幾個錢以示羞辱，最後自我標榜教授的知識（幾何學）是無用之學。
四、新時代科學的價值取向
自科學革命以來，以邏輯和實證為基礎的科學理念帶有明顯的平民色彩。這和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最初的資產階級並不是什麼大資本家，而是普通勞動者，如英國的清教徒、瑞士和荷蘭等地的加爾文宗、德國等地的路德宗等，都體現出蓬勃的朝氣，他們所面對的是當時還十分強大的封建保守勢力。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領袖，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美國以清教徒精神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已不適應形勢的發展，亟需變革；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實現普惠，人群間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人們對待同一事物產生了不同的認識和看法。再加上當時經濟在飛速發展後有所停滯，人們生存壓力變大；但是由於美國霸權的建立，社會整體生活水平並不低，導致雖然社會動盪，但是很難形成本土的革命風潮，社會變革最明顯的標誌就是類似“嬉皮士”這樣的社會運動，以及在思想界的質疑和變革。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傳統價值觀保持一致的傳統科學觀受到了波及和挑戰，波普爾及其否證主義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實休謨早在200年前就已提出“歸納問題”，後來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都有再論，但是卻在20世紀由波普爾的提出而引發巨大爭論，除了波普爾對於理論有更為深入的探討外，不能不說時代背景有著巨大的影響。
波普爾不僅是個科學哲學理論家，也是個社會政治理論家。不僅著有《科學發現的邏輯》《猜想與反駁》等科學哲學著作，也著有《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社會政治著作。在科學哲學理論和社會政治理論上，波普爾有一些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特徵，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反對絕對真理，科學不是真理，自由和平等也不是絕對真理。在政治上，波普爾的觀點中間偏右，認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在科學哲學上，同樣具有中間偏右的特徵，波普爾認為科學不是絕對真理，也就意味著科學不是絕對正確，當然也不會是絕對錯誤，而是相對正確；科學源於假想，而不是源於經驗，這在實際上就排除了勞動人民從勞動實踐中獲取的經驗上升為科學理論的可能性。我們不妨簡單對比一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實踐觀，可以非常清楚的發現二者間的區別。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認識的來源，是認識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闡釋二者的關係說道：“透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透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迴圈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也正因為波普爾認為認識在實踐之前，雖然沒有像巴門尼德和柏拉圖那樣將認識絕對真理化，但是更為重視演繹邏輯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需要反對既有學說和約定俗成，波普爾的學說有著強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至於波普爾的學說又被稱為“批判理性主義”。波普爾的否證理論，事事從扭曲的反向來論述，把證偽、批判、革命等方面強調到不恰當的程度，抹殺了正向科學活動的合理性和建設性。雖然符合了時代質疑傳統價值觀的風潮，雖然換了一個角度重新審視科學，對於科學的認識更加深入，但是難免陷入了將矛盾的次要方面當成主要方面來論述的困境。
費耶阿本德則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或者說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反對一切對於自由的限制，也自然反對一切政府實施的控制。他在科學哲學領域的代表作就叫做《反對方法:無政府主義認識論綱要》，旗幟鮮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觀點。這些政治觀點也同樣反映到他的科學觀中。費耶阿本德解釋了兩種框架，即以肉眼觀察的事實為依據的亞里士多德的地球靜止不動的框架，和透過望遠鏡獲得的觀察事實支援的哥白尼的地動說，他把它們解釋為實際上是相互排斥的思想學派。到此為止，費耶阿本德的思想和庫恩的思想差別不大，亞里士多德和哥白尼的理論，可以看作是兩種不同的科學體系框架，這和庫恩的正規化說相一致。但是庫恩透過訴諸社會共識重建規律和秩序，是一個有建設性的方案。而費耶阿本德則拒絕了庫恩對科學共同體的社會共識的訴諸，部分原因在於，他認為庫恩沒有對獲得共識的合理與不合理(例如，殺死所有敵手)的方式進行區分，還有部分原因在於，他並不認為訴諸共識就能夠把科學與諸如神學或有組織的犯罪等其他活動區分開。費耶阿本德認為，他本人已經證實，那種把握科學知識特有的、表明它優越於其他知識形式之特徵的嘗試失敗了。費耶阿本德關於科學的論點，充斥著對秩序和規律的解構，體現了他在政治上無政府主義的觀點。
費耶阿本德的科學理論置身於一種高度評價個人自由的倫理學框架內，它包含了一種被費耶阿本德描述為“人道主義態度”的看法。按照這種態度，個人應當是自主的。從這種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費耶阿本德為他的無政府主義科學觀提供了證明，而他所依據的理由是，這種科學觀可以使科學家擺脫方法論的束縛從而增加他們的自由，更一般地說，它可以使個人有自由在科學與其他形式的知識之間進行選擇。在費耶阿本所想象的自由社會中，將不會使科學具有超越其他知識形式或傳統的優越地位。在自由社會中，一個成熟的公民是“一個學會了自己作決定的人，因而是一個已經決定贊成他認為最適合於他的事物的人”。也就是說，人在國家中可以自由的選擇科學，或者是巫術，而不是被強迫在課堂上學習科學。從意識形態上講，國家在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是中立的，以便確保個人能維持選擇的自由，並且不把某種意識形態在違揹他們意志的情況下強加給他們。
五、總結
按照現代人的普遍看法，科學是一種確定性的、地位崇高的真理，或者是有限真理，從古至今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從庫恩正規化理論的角度來看，現代科學只不過是人類歷史上在近現代形成的正規化的一種，並不能代表科學歷史規律的全部。而我在這篇文章裡說的是，科學是哲學的一部分，從未完全脫離過哲學。只不過是社會生產力發展之後，因社會分工從哲學中分離出的一門學科。它有著自身特定的正規化，從而將它與一般性的哲學學科和古典科學區分開來。因此，不能將現代科學等同於古典科學，因為二者的正規化不一樣；或者取代哲學，因為科學隸屬於哲學，沒有哲學就沒有科學。科學隸屬於哲學，不同的哲學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會得到不同的科學觀。科學並不是真理，在不同人的眼中，在不同的需求下，科學的內涵是有區別的。古希臘古典科學和現代科學相比，幾乎有著背道而馳的社會觀念和基礎。二者是否均屬於科學範疇可以討論，但是將二者等同起來是非常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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