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在社會轉型期，思想才是那個最終的決定性力量。

我們都知道，西方民主價值體系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礎之上的，因此西方文明也被稱為“基督文明”。而這個基督教，指的可不是中世紀基督教（天主教），而是加爾文教。甚至不少西方人士宣稱：加爾文才是真正的美國之父。

“加爾文主義解放了瑞士、荷蘭、英國，也為清教徒先父們發展美國的繁榮提供了動力。”——凱波爾《加爾文傳》

每一任美國總統就職，都是一手按著《聖經》宣誓的

加爾文教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這一切都要從加爾文在16世紀建立日內瓦神權共和國說起。

一、資產階級“成功學”的理論依據

1、路德的侷限：破壞容易建設難

1517年，路德在德意志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宣稱“因信稱義”，每個人只要內心虔誠信仰《聖經》，靈魂就可得到拯救，不必按照教會要求行事；每個人都有權自己解讀《聖經》，從而直接與上帝上流，而不必通過教會。這就直接否定了教皇和教會的權威，甚至連教會都沒必要存在了。算是要了羅馬教廷的親命了！

在路德以前，個體層面，個人侍奉教會，教會指導人們的思想活動；國家層面，教會與政府是一種共存與互相牽制的二元關係。路德摧毀了天主教，那麼就需要重建在個體層面和國家層面中的信仰與世俗關係。

也就是說，新教否定了教會權威，人與上帝直接交流，但是誰也沒見過上帝，那麼，人們怎麼做才算正確？怎樣才能知道上帝對我滿不滿意呢？以前這個資訊是教會告訴我的，現在誰能來告訴我？價值判斷標準沒了。對於國家而言，統治的合法性在哪裡？以前是教皇的加冕和認可，現在怎麼判斷呢？不解決這個判斷標準，那就意味著誰都有理由來當統治者。

路德是怎麼解決的呢？很遺憾，鎮壓農民起義後，他就倒向了新教諸侯，成為一個依靠世俗統治者的國家教會。在個體層面，沒了教會的指示，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會被拯救，我只能盡我所能加深我的信仰，上帝的救贖是一場被動而不確定的等待，宗教還是佔據人們生活的重要地位。

人們的價值取向和政權合法性還是天主教那一套。因此，新瓶裝舊酒，路德教帶有濃厚的天主教成分，從此以後失去了活力，傳播範圍侷限於最初的德意志和北歐，沒能進一步擴大。

最後是加爾文接棒路德，著手解決這兩個問題，主導了之後的宗教改革，從而影響了整個西方文明。

其實，路德是一個順應歷史的人，而不是創造者和革命者。他的“因信稱義”並不是原創，他只是在恰當的時機再次喊出了這個口號。他也沒有建立新教的理論體系和教會體系。

2、出世變為入世

加爾文出生於1509年的法國，父親是公務員（主教祕書），母親是酒店老闆的女兒，典型的官商結合家庭。中上階層的出身，使得加爾文受到良好的教育，成為一名法學家和神學家，為他日後的宗教實踐打下基礎。

宗教改革之風吹進法國後，受到人文主義薰陶的加爾文成為一名新教徒。與德意志的王權虛弱不同，法國已經形成君主專制，國王自然不能容忍這種意識形態的煽動，1534年加爾文識趣地逃到瑞士的巴塞爾避難。

1536年，加爾文寫下了不朽著作《基督教原理》，在路德的基礎上彙編出清晰而全面的新教神學體系，提出了“先定論”：上帝預先安排好了對人的拯救，並不以人的善惡功罪為轉移，取決於上帝預先的揀選。

可不要以為他是在宣揚“宿命論”，實際上他很巧妙地從神學角度論證世俗生活和個人奮鬥的必要性、合理性：

1、上帝已經預訂了人的永生與永罰、成功與失敗、甚至貧富，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天主教所提倡的各種教會儀式是無用的；

2、上帝把人預先分成兩類：選民和棄民。選民是上帝挑選的人，註定會成功，棄民註定會失敗。上帝挑選的人是有標準的，他必定是一個內心信仰上帝而外在事業又很成功的人；

3、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選民，所以他必須奮鬥。奮鬥成功了，就證明他是上帝的選民；反之就是棄民。

既然人的命運已經前定，要想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那就讓自己在塵世生活中取得成功。個體層面的價值標準就有了，一套“仰望星空、腳踏實地”的資產階級成功學建立起來了。

只要你的生活上堅持沒有瑕疵，你的事業上所獲的成功就正是你被上帝選中的證明。因為你的每一分財富，都是上帝上帝賜予你的。所以，你不能滿足，必須利用現有財富去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樣你才能夠自大限度的向上帝證明自己，從而更加確信自己被救贖者的地位。這就是後來無限資本積累與財富創造等資本主義精神的直接來源。

世俗本身就是宗教實踐，宗教世俗化，將基督教從出世轉變為入世，一下子解決了個體層面世俗與信仰的衝突問題。這對於基督教是劃時代的意義。伊斯蘭教直到現在也沒搞明白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看“先定論”，肯定覺得有點扯淡。當時資產階級雖然已經獨立出來了，但最廣大的平民已在天主教中浸潤了一千多年，資產階級若直接提出自己的現世主張，平民也難以接受。必須藉助上帝的權威來宣揚資產階級的入世精神，所以才強調天命論來肯定看重現實世界的合理合法性。通過把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客觀必然性蒙上一層神聖的外衣，為反對舊思想提供理論依據。

二、上帝之城，資產階級民主的首次實踐

如果說路德摧毀了天主教的“身體”，那麼，加爾文就是摧毀了天主教的“心靈”，加爾文教成為與天主教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體系。

《基督教原理》呈現的完整理論體系，解決了個體層面的信仰衝突問題。在國家層面，當時的德意志正因宗教分裂而內戰，法國在嚴厲迫害新教徒，導致人心不穩、社會動盪，宗教改革事業和國家發展都受到較大影響，那麼，在全新的意識形態中，原有的教會與國家關係不再適用，但路德教依附於封建諸侯，這種過時的教權依附王權肯定不滿足資產階級的要求，這就亟需建造一套新的體制和秩序，實現教權與政權的穩定。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就是這樣的一種試驗。

日內瓦聖皮埃爾大教堂，加爾文傳教的地方

1、為什麼是日內瓦？

先說瑞士。瑞士原本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1499年瑞士同盟戰勝哈布斯堡家族，實質獨立。但與英法德等國有共同語言、統一組織和國王不同，瑞士沒有國王，而是一個抵禦外來入侵、保護自身獨立的鬆散聯邦，連統一的語言也沒有。沒有君主的阻力，改革難度大大減少。

瑞士北部是與德意志接壤的德語區，是最早受到德意志宗教改革影響的地區之一，與路德、加爾文齊名的茨溫利就是在這裡的蘇黎世領導了宗教改革運動，然後擴散到整個瑞士。

1536年新教擴張鼎盛時期的瑞士信仰地圖，綠色為天主教，黃色為新教，陰影為信仰混合/爭奪地區

日內瓦是一座2萬人不到的小城，受到薩伏伊公爵和主教和雙重統治。隨著資產階級的壯大，1526年，日內瓦推翻公爵和主教的統治，實行議會制。這算是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了。

這三個因素，就給了日內瓦的資產階級社會改革足夠大的舞臺。面對全新的局面，由於革命沒有學習物件，日內瓦人有點手足無措，日內瓦很有可能陷入極度的混亂和困惑中，革命果實得而復失。

他們便找來了當時的新教領袖和天才加爾文。

2、藉助宗教的民主實踐

1541年，加爾文開始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主要有兩大目標：

1、廢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一個不屬於主教也不屬於世俗統治者，而是屬於全體信徒的民主教會；

2、以加爾文教為意識形態，重建穩定的社會制度。

在第一個問題上，加爾文建立長老制教會。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12位長老和5位牧師組成的長老會，長老由議會選舉產生，每年重新選舉一次。所有的神職人員都是選舉產生，全體信徒都有實質的選舉權，從而徹底將天主教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等級制，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扁平結構民主制。

如果說主教制是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在教會體制中的必然反映，那麼長老制則代表了一種更加民主的教會管理模式，因此這場教會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在這種情況下，加爾文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教會矛盾就進一步演變為民主平等與君主專制之間的矛盾。

“加爾文的教會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恩格斯

在第二個問題上，既然教會是民主共和的，人間王國也得一樣。他以《聖經》和《基督教原理》指導人們的生活規範，政府的最高權威機構是大議會和小議會，類似英國的下議院和上議院，由市民選舉產生，議會下設具體的執行機構政廳。

在機構設定上，加爾文用心做到政教分離，宗教與世俗互不干擾，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長老會成員也是議員，對議會施加決定性影響。這樣，日內瓦教會和世俗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意識形態上，無論是宗教領域還是政治領域，都是以加爾文教的神學體系為中心，加爾文神學成為人們的道德標準。日內瓦成為實質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

它的政治體系和教會體系，以民主和平等觀念為根基，全體信徒都有實質的選舉權，從根本上消除了專制成分，因此稱之為“神權共和國”，多了“共和”兩字。

但它所有的官職都是自下而上的選舉產生的，它的選舉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實質，嚴格按照規定執行。加爾文是長老會和議會的最高統治者，這種領袖地位是精神層面的，他的權力被會議所分解和制約。在長老會和議會裡，資產階級居於主導地位，這場改革實際上是一場資本主義改造。

以現代人的眼光看，神權國家總免不了僵化與愚昧的色彩，為什麼不直接建立人類理性之上的民主制呢？其原因跟加爾文的“先定論”一樣：平民的覺醒還達不到資產階級那樣的開化程度，必須藉助宗教外力來建立民主。

秩序和權威的形成是以人們的普遍信任為基礎的，它是一種自願服從的力量，靠武力和強迫是不可能維持一套自下而上的體制的。若強制推行政教分離，教會可以實行民主制，但政權沒了意識形態根基，就只能實行強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專制。在找到可替代性的意識形態（17世紀自然理性）之前，上帝至上成為最佳的利用工具。

這就是中東國家總是依靠軍方來推行世俗化改革的原因：稟行的世俗化與伊斯蘭教違背，它必須依靠武力強制推進。這也是為什麼中東現代化總會功虧一簣的原因：現代化理念沒有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支撐，一旦出現問題，老百姓只會選擇自己相信的伊斯蘭。所以，伊斯蘭一日不進行宗教改革，中東就一日無前途！

3、教權與王權的分離

教權與王權之爭是西歐中世紀的政治主題，就像一場拔河，總是處於不平等、不穩定的狀態。10世紀以前，教權受到王權制約；11-13世紀，教權佔據上風，發生了“卡諾莎之辱”；14世紀開始，教權又被王權控制，發生了“阿維尼翁之囚”。

德皇在雪地赤足三天，只為求得教皇原諒；法王將教皇囚禁在阿維尼翁，不讓回羅馬

教權高於王權，教會干涉世俗統治，就會帶來教會腐敗和信仰倒退，社會烏煙瘴氣。王權控制教權，教會管理受控於世俗統治，意識形態就會變得保守而僵化，改革將十分艱難。

加爾文建立的神權共和國，這種神權統治並不是說教會取得統治權，教權勝過王權，而是教會和國家處於一種平等的均勢狀態，它們都是為神（上帝）服務的，是神治理世界的兩個工具。這種以政教平等為基礎的政教合一，表面上看是神權統治，其精神核心是政教分權。

“人類位於雙重統治之下——世俗政府的統治和上帝的統治，基督的國度與世俗政府的權力是完全不同的。”——《基督教原理》

1、加爾文承認教權和政權的存在合理性。他把上帝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政權是以上帝的代理者身份來維持社會秩序和維護純正的教義，那些無政府主義的信徒，就是拒絕上帝的管教；教權是上帝體恤人類的懈怠和軟弱而給人們的信仰提供的外在援助，上帝的旨意和救贖雖然不再由教會說了算，但教會可以時刻督促和鞏固人類對上帝的純正信仰。無論是教權還是政權，都是為了培養對上帝的虔誠。

2、教權與政權的權力是平等的，不存在誰大誰小的問題，都是為上帝服務。二者管轄的範圍不同，不能出現越權。

在加爾文的思想中，明顯劃分了精神與世俗的區別，反對教會與政權干涉彼此的的事務。在人事分配上，有些人同時是牧師和官員，但職能分配上，教會與政權是兩條線。雖未做到政教分離，但已然邁出了一大步。直到自然理性建立後，政教分離才真正得到解決。

三、日內瓦的憲政思想

加爾文教不僅以“先定論”的“天職”觀念為個體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合理性根據，而且以政教分權的思想為西方現代憲政體制奠定了重要的神學基礎。從而，引申出一種以上帝權柄作為保障的民主觀念。

雖然加爾文的民主觀念是依據基督教信仰的“權力神授”，而不是近現代基於普遍理性的“權力民授”，但作為西方最早的民主實踐，它的這種聖約民主理念還是深深影響了西方現代憲政體制的發展。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將《聖經》作為至高無上的客觀標準，為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提供絕對的道德標準，只有上帝才是絕對的權威。所以，加爾文就提出了三個核心的政治觀點：

1、基於《聖經》關於人類墮落並充滿罪性的思想，主張一種相互督促、相互制約的政體；

2、強調國家的權力來自上帝，上帝通過人民選舉出自己的政府官員；

3、政教分權。

對於第一點，《聖經》宣稱人類墮落並充滿原罪，不要對人本身抱有任何幻想，所以最好的統治方式是許多人一起統治，好讓他們能夠彼此幫忙、彼此教導以及勸勉對方；且若一個人想做不公正的決定，另外還有其他的統治者可以約束他的悖逆。

在日內瓦神權共和國的體制構建上，教會由12位長老和5位牧師組成的長老會管理，國家由200人大議會和25人小議會管理。沒有人能一家獨大，所有的大事都是大家一起商議決斷。

對於第二點，在新教教義裡，人類與上帝直接交流，不需要通過教會、君主等中介，所以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組織都不能代替上帝來審判自己，它們跟自己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僕人，這就有“天賦人權”的濃重思想。因此，民眾用投票的方式選出自己的代言人，組成自由而明確的政府，去幫助自己達成上帝的意志。

在日內瓦神權共和國，所有神職人員和政府官員，都是選舉出來的。沒有民眾同意，任何體制內的人員都不能自主安排人事。

對於第三點，加爾文一直在宣揚“兩個國度”的主張，即世俗的國度（國家）與靈魂的國度（教會）應該彼此獨立並且相互扶助。這在上一節已經講過了，不再重複。

自此，上帝至上、政教分權、權力制衡、有限政府，一套憲政體制出現了，這極大鼓舞了資產階級，並很快向西歐各國傳播，衍生出胡諾格教、長老會、公理會、清教徒等諸多分支，日內瓦成為“新教的羅馬”。

當然，加爾文帶有濃郁神學色彩的民主意識是不能與西方現代民主意識相提並論的，這種民主權利的根據是上帝，而且必須符合基督教信仰的規範。因此，加爾文對於異端是嚴厲的。抹去神學色彩，要等到一百年後自然學派帶來的人類理性覺醒。

四、意識形態中心，日內瓦的高光時刻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將宗教改革帶到一個新高度。它的傳播在法國引發了持續迫害和鬥爭，不久在尼德蘭、英格蘭和蘇格蘭開花結果，並隨著清教徒傳播至北美。更重要的是，加爾文教內涵的政治理念（民主共和、天賦人權）推動了近現代國家的形成，以至於德國曆史學家蘭克說：“加爾文是美國的真正建立者。”

1、宗教改革的中心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的建立，是民主平等觀念的第一次實踐。在16世紀歐洲君主專制和封建等級制的時代，這對於信徒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對於窮苦的下層平民而言，能被人當人看的平等觀念，比填飽肚子更有誘惑力。進步的思想沒有國界，加爾文使得宗教改革成為波及整個西歐的開放式運動。

紅色是加爾文教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建立後，法國新教徒放棄路德，轉而接受自成體系的加爾文教的理論指導，建立了長老制教會。新教徒有了統一的思想和組織，迅猛發展：1555年法國只有5個新教教會，1559年超過100個，1562年超過2000個，人數達到二百萬，佔法國總人數的10%左右。這就是胡格諾教，意為“日內瓦宗教改革的追隨者”。

之後，胡格諾派與法國統治者進行了殊死搏鬥，直到1598年《南特赦令》確立胡格諾派的合法地位。

英格蘭國教雖然脫離了羅馬教皇，採用新教組織，但宗教理論還是天主教那一套，這就是安立甘宗。加爾文教傳播至英格蘭後，一部分要求徹底改革的新教徒建立長老制教會，從安立甘宗獨立出來，這就是清教徒，引發了英格蘭的資產階級革命，他們後來還成為移民美國的主力，對於塑造美國的未來奠定了基礎。而安立甘宗也受到加爾文教的影響，吸收了“先定論”的觀點。

諾克斯是蘇格蘭宗教改革的英雄，1559年，諾克斯從日內瓦回到蘇格蘭，建立長老制教會，以加爾文教成功領導了宗教改革：1560年，蘇格蘭國會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加爾文教的國教地位。

日內瓦在政治上反對專制、經濟上追求財富、宗教上實行民主，極大地滿足了尼德蘭反對西班牙專制統治的需要。到16世紀70年代，尼德蘭北部廢除天主教，實行加爾文教的長老制，引發尼德蘭的資產階級革命，1581年尼德蘭北部建立荷蘭共和國，成就17世紀荷蘭“海上馬車伕”的黃金時代。

加爾文教還向鄰近的德意志傳播，雖然遭到天主教和路德教的雙重阻礙，但加爾文教還是在德意志佔有一席之地：1561年，普法爾茨地區放棄路德教，轉信加爾文教，為三十年戰爭推波助瀾。

日內瓦既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也沒有強勁的經濟實力，它只是一個小城，卻能成為西歐宗教改革的中心，這背後就是與時俱進的先進思想和資產階級的極力支援。

2、清教徒，美國的源頭

1620年9月，一批遭受到英國國教迫害的清教徒從英國的普利茅斯乘坐“五月花號”船向美洲新大陸進發。於當年11月11日到達馬薩諸塞的海岸（後來他們這個登陸地點也叫作普利茅斯）。

他們堅持加爾文的民主共和理念，致力於在這片遙遠的土地上建立日內瓦式的神聖共和國。在到達北美之前，他們已經在船上籤訂了《五月花條約》：以上帝名義組建民主社會。無意間開創了一個先例：政府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奠定了北美殖民地民主自治和契約精神的基礎。

這個信念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清教徒紛至沓來，在1629-1642年期間，就有25000名清教徒來到北美殖民地，清教徒成為北美移民的主流。

由於在北美殖民地不存在一個強有力的集權政府，也不存在組織嚴密的教會，“兩個國度”之間的關係相對簡單，人們便可以通過契約方式來共同締造一個公民社會。

他們後來又和北美各殖民地簽訂盟約，如《康涅狄格憲章》（1662年）、《羅德島憲章》（1663年）、《馬薩諸塞憲章》（1692年），逐漸建立起一個在契約關係——人與上帝的契約（聖經）和人與人的契約（憲法）——之上的新社會。

從加爾文教的人與上帝的契約關係，到美國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因此，當加爾文教建立神權共和國的信仰與北美憲政建設的實踐融合時，一個憲政民主的美國社會就應運而生了。

“我們在向全世界宣揚一個真理：一個政府沒有國王和貴族的統治，比有國王和貴族統治工作得更有果效；一種宗教信仰沒有政府的介入，比有政府的介入發展得更加興盛和純潔。”——麥迪遜總統

3、與現代民主的殊途同歸

在日內瓦神權共和國，雖然人民權力的終極根據仍然是上帝，但是現在強調的重點已經不是上帝直接把世俗之劍交給君主，而是上帝通過人民把權力賦予世俗統治者，因此人民就成為隨時可以收回君主權力的更高主權者。這樣一種以宗教信仰為根據的主權在民思想，與從自然理性立場出發的現代民主理論已經是殊途同歸了。

它們的差別僅僅在於，權力的終極根據到底是《聖經》中的上帝，還是自然理性？

由於這種差別只是一種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差別，而問題的實質卻在於，在現實層面，到底是君主對人民擁有更高的主權，還是人民對君主擁有更高的主權？。所以，至於權力的終極根據究竟是上帝還是自然理性，這已經沒有實質影響了。

當17、18世紀的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等思想家，虛化上帝、淡化法律的宗教背景，轉而重視從普遍理性出發的權利觀念，從而形成了一種以普遍理性作為根據的世俗的法權理論，為西方現代憲政體制提供了思想依據。但是這種世俗化的法權理論，最初顯然是受到了加爾文教民主觀念的諸多啟發，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小結

日內瓦神權共和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藉助神學和上帝，在現實世界的第一次民主試驗。在實踐上，它並不完美，但民主和平等的精神核心，使它如磁場般吸引著別人的嚮往，又如太陽般輻射整個西歐。

這種最早的民主平等觀念，使得日內瓦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市，一躍成為歐洲一顆耀眼的星星。自身吸引力，加上加爾文積極主動地傳教，日內瓦成為宗教改革時代歐洲的傳教中心和意識形態輸出中心，主導了西歐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成為西方民主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