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歷史上有過多次著名的大集結，各個教派對於其次數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說是六次大集結，也有的說是五次大集結，還有的說是四次大集結等等。在集結的內容上，佛教內部也存在相當大的爭議，比如阿育王時期由目犍連子帝須長老主持的“華氏城集結”，有人認為集結出了最早的文字經典，也有人不這樣認為並且給出了自己的理由。但佛教歷史上的兩次大集結是被公認的，它們便是佛入滅一個月後的“七葉窟集結”和佛滅一百年後的“毗舍離城集結”，這也是佛教歷史上最重要的兩次大集結。

關於這兩次集結的內容，相信閱讀過筆者文章或者是有佛教基礎的讀者，大致都能夠說出來。第一次的“七葉窟集結”，是佛教僧團對佛陀言教的首次大彙總，這次集結由佛陀任命的“付法藏者”摩訶迦葉長老主持，阿闍世王作為集結的支持者與護法者，地點在摩揭陀國王舍城的“七葉窟內”。摩訶迦葉長老在眾多的僧人中挑選了五百位證果的阿羅漢，由“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誦出經藏，“持戒第一”的優婆離尊者誦出律藏，而後經由五百大比丘依次審定，最終合誦進行彙總，這便是“五百集結”的大致情況了。

而“毗舍離集結”是佛教的第二次集結，又被稱之為“七百集結”，這次集結之後造成了佛教的大分裂，時間在佛滅度後一百年前後。這次集結的起因是這樣的，上座部的長老耶舍發現東天竺地區跋耆族的比丘違反戒律，具體表現為“十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在“持金錢”。於是，上座部的長老和大眾部的弟子之間，派代表在毗舍離城進行辯論，一共有七百比丘參加了這次大辯論，最終的結果是上座部的長老判定“十事非法”。這一結果導致了佛教的大分裂，大眾部的比丘不服這項判決，從此以後形成了大眾部與上座部分庭抗禮，因此這次分裂被稱為“根本分裂”。

從表面上來看，第一次大集結與第二次之間並沒有太大的聯絡，但仔細研讀佛教史傳就會發現，佛教內部的矛盾一直都是存在的，這在佛陀住世期間就已經很明顯了。第二次集結引發的佛教“根本分裂”，只不過是佛教內部矛盾的一次大爆發，而作為佛入滅後僧團的實際執掌者阿難與迦葉，也沒有處理好這一遺留下的大矛盾。在第一次集結時，阿難與迦葉之間因為“小小戒”的問題爆發了矛盾，雖然迦葉長老最終勝過了阿難，但他並未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困惑僧團許久的矛盾點，那便是佛教僧團對於戒律的不同理解問題。

佛經的第一次大集結髮生在佛陀涅槃後，荼毗八分舍利供養之後的摩訶迦葉大長老，感到僧團內部對於佛陀的言教出現了不同的解釋，甚至有僧眾出現了戒律鬆懈的情況，他便開始著手佛經的第一次大集結。據南傳上座部的經典記載，當時的情況是，摩訶迦葉長老在主持荼毗儀式之後，聽到一位僧人說：“佛滅以後，我們便無拘無束了！”這使得摩訶迦葉心裡非常著急，於是在阿闍世王的供養下，摩訶迦葉率領五百僧眾到王舍城毗婆羅山側的七葉窟中，進行了佛教經藏的首次大集結。

當時請求參與集結的僧眾有很多，佛經上的記載數字是“九萬九千九百六十人”，當然，這很大機率上是一個虛數性質的描述。但摩訶迦葉長老挑選了其中證果的五百僧團核心人員，進入窟內進行了佛經的集結，這中間又有一場千年以來難以訴清的公案——阿難尊者一開始也被排除在外。關於阿難尊者一開始不被迦葉長老接受的原因，流傳最廣的說法是阿難在此時沒有證得果位，不符合進入窟內集結的條件，因此被排除在了集結僧團之外。因此阿難尊者十分羞愧，發奮精進以致於一夜之間證得阿羅漢果位，於是最終得以進入窟內進行集結。

是時，大迦葉與千人俱，到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告語阿闍世王：“給我等食，日日送來，今我等結集經藏，不得他行。”是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集和合僧。大迦葉入禪定，以天眼觀今是眾中，誰有煩惱未盡應逐出者。唯有阿難一人不盡，餘九百九十九人諸漏已盡。

這樣的說法確實是我們最常聽到的，也是最容易被人們接受的，但在邏輯上很難成立，只不過它的文學性和戲劇性實在是太強了，以致於不斷地被人們演繹。真實的情況是要複雜很多的，阿難尊者與摩訶迦葉尊者實際上代表的是僧團中的兩類群體，即摩訶迦葉長老代表的是保守勢力，而阿難尊者代表的是非保守勢力。阿難與迦葉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在當時就已經擴大了，並且深刻地影響了佛教僧伽整整百年的發展歷程，筆者在本文中將站在大歷史觀的角度為大家梳理出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什麼是阿難與迦葉之間的矛盾的擴大？我們要從與五百羅漢在七葉窟內同時進行的一次集結說起——窟外集結。

佛住世弘法四十五年（一說四十九年），其足跡遍佈於恆河流域中下游，尤其是以摩揭陀國和拘薩羅國作為其弘法的兩大根據地。那麼，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印度地區（與今天的印度概念不重合，如果還無法理解的讀者請自行查閱資料），沒有嚴謹的書寫記錄的習慣，佛陀的言教依靠的是僧眾們的口口相傳。加上當時的資訊流通極度閉塞，不同地區的不同弟子對於佛陀的言教有著不同的記憶，這也是在佛陀滅度之後，僧團內部迅速分裂的主要原因。而在由迦葉尊者主持“七葉窟集結”時，教團的領導權一直被以迦葉為首的“保守派”僧眾把持著，由此大量的僧團弟子被排除在了集結的隊伍之外。

“窟外集結”本質上是對“保守派”把持教權的極大反抗，而迦葉尊者與阿難尊者之間的矛盾點也爆發了出來，但不如“窟外集結”那般明顯和強烈。那麼，迦葉尊者和阿難尊者爆發矛盾的直接原因在哪裡呢？答案是“小小戒可舍”。

什麼是“小小戒”呢？關於它的來歷是這樣的，迦葉和阿難尊者在七葉窟內集結時，由優波離尊者誦出律藏，阿難尊者誦出經藏，阿難尊者在會上提出了“小小戒可舍”是佛遺言的意見。但是，面對迦葉尊者的發問——“什麼是小小戒”，阿難尊者一時語塞沒能做出回答，於是摩訶迦葉大長老便裁定為“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然後便宣佈結束了此次實際上沒能完成的辯論。負責誦出律藏的優波離（或作“優婆離”）尊者，在當時選擇站在了摩訶迦葉長老一邊，這實際上也起到了相當大的裁定作用。

在這裡筆者要強調一點的是，關於這件事情的記載很多也很散亂，而且由於一些內容分散在律藏中，本文不方便摘錄出“出家戒”文字中的原文。但是，為了論證的嚴謹性，在論據方面筆者還是會列出相應的文字（在家可看），以起到增強可信度的作用。《巴利律藏》、《摩訶僧祇律》和《五分律》等上座部的律藏經典中，關於小小戒問題的記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阿難尊者當眾宣佈了佛陀的遺言：“阿難！自今日始。聽諸比丘舍小小戒。”

但是，這些經典中都沒有提及到“小小戒”具體的指向，這也證實了上文中的說法，即阿難面對摩訶迦葉長老的詰問無法回答，此次辯論實際上是不了了之的。但摩訶迦葉長老就此事，提出了三條根本性的限制，對佛教後來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如佛所教，應謹學之。”

在南傳上座部的很多經典中，我們都能明顯地看到這種分歧，即關於佛教戒律的解釋角度不同，隨後所造成的不斷的分裂。當然，佛教的分裂在後期並不是以戒律為主，但早期的佛教分裂都是圍繞戒律產生的，尤其是第二次集結佛經時所造成上座部和大眾部的分裂，這也被稱之為“根本分裂”。摩訶迦葉長老與阿難尊者之間所爆發的矛盾，或者說是關於戒律的分歧，在很大的程度上為100年以後的“部派分裂”埋下了禍根。當然，這不是兩位尊者所能決定的，這與佛教內部的僧團以及古印度文明有很大的關係，或者說是最根本的關係。

我們暫且以“七葉窟集結”為根本點，梳理一下佛教前後發生的兩次大事件，在前的是提婆達多的反佛事件，在後的就是上座部與大眾部的“根本分裂”。提婆達多反佛事件，是佛陀晚年遇到的重大挫折，險些使得佛教陷入了覆滅的境地，提婆達多帶領僧團出走，公然選擇與佛陀分庭抗禮，在阿闍世王的護持下與佛陀所主持的僧團對立。提婆達多所造成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唐朝的玄奘三藏在抵達天竺那爛陀寺之後，發現不少的地區依舊有“提婆達多教派”的存在，這被他記錄在回國後口授由弟子辯機筆錄的《大唐西域記》中。

提婆達多教派的特點相當容易辨識，即堅決的苦行一派，具體的表現在五個方面：第一，必去只能居住在荒郊野外，不能進入城市；第二，比丘只能穿破爛的衣服，不能夠穿完整的好衣服；第三，比丘只能託缽乞食，不能夠到俗家聚餐或者是自己烹煮食物；第四，比丘只能露宿，不能居住在房屋之內（或作，不能居住在好房子內，只能住在破爛的房子內）；第五，比丘終身不能吃葷腥，只能茹素（甚至是牛奶、鹽巴也不能食用）。

除去提婆達多持有“順世論”的個人觀念外（順世論，即否定來世只認今生），他與佛陀教團更直接的衝突在於戒律，而且是相當激烈的衝突，是旗鼓相當的對立。事實上，提婆達多所持的觀點，佛陀在成道之前也實踐過，甚至比他還要極端。但佛陀在後來發現，這樣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於是便放棄了這種極端的苦行的方式，接受牧羊女的供養之後便在菩提樹下成道了。

佛教作為古印度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智慧果實，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那片土地的色彩，尤其是佛陀住世期間的佛教。在佛陀成為公認的大聖人之前，古印度一直以來都有著苦行的傳統，其中最極端的便是“裸行外道”，這實際上是古印度沙門思潮影響下的文明形態。直到今天，我們仍舊能夠在南亞的土地上，見到形形色色的“苦行僧”，他們未必是佛教徒，但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苦行派。而且古印度的苦行方式非常奇特，他們認為“火”代表著光明，而只有乾燥的物體能夠著火，於是他們便覺得不吃不喝消耗人體的水分，能夠使得自己迅速接近智慧。所以，南亞地區的“斷食理念”與中國還是很不同的，我國的斷食比如“辟穀”，是站在另一個角度闡發而來的。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佛教本身就是古印度“沙門思潮”中的一支，而且吸收了大量的外道沙門。“沙門思潮”是古印度文明的一次大叛逆，它是為了反對婆羅門教而出現的，最早“外道”這個詞也包含了佛教。佛教典籍中的“六師外道”，只是“沙門思潮”中的冰山一角，這實際上類似於同時期中國出現的“百家爭鳴”。“苦行”是古印度修行者由來已久的傳統，它並不專屬與佛教或者是耆那教等個別教派，而是“沙門思潮”中的主流意識。說一句不恭敬的話，佛陀在早年實際上是“背叛者”，他放棄苦行的行為在當時震驚了很多人。

最著名的“五比丘”的例子，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了，喬達摩·悉達多太子在出家之後，他的父王挑選了五位王族去侍奉他，分別是阿若嶠陳如、馬勝、跋提、十力迦葉、摩訶男拘利。（見《佛本行經》、《佛所行贊》、《無量壽經》、《四分律》等經典）傳說佛陀在雞足山違反苦行規定，於尼連禪河中沐浴，五比丘在林中看見後便相約發誓：“我們不再理睬他，他也不再是我們的主人！”

尤其是在佛陀接受牧羊女的供養後，五比丘更是選擇了與佛決裂：“他與不該接觸的女人有了交往，還吃了不潔淨的食物，喬達摩已經不是修行人了！”而其他的沙門更是指責他，由此可見，在當時的雞足山甚至是西天竺地區，“苦行”的思想是多麼深入人心。

佛在菩提樹下成正覺後，找到了五比丘併為他們演說正法，最終被“四聖諦”和“十二因緣”的妙法折服，正式出家成為了比丘，這也是佛教歷史上最早的僧團。在這裡插一句題外話，我們往往誤認為十大弟子是最早跟隨佛教的，但實際上佛教僧團的最終組成人員是五比丘。因此，在面對提婆達多的煽動和分裂時，五比丘是最早站出來反對的，但他們的力量比較過於微弱。佛陀晚年在面對僧眾時，也只能無奈地說道：“提婆達多的建議，大家可以自願選擇，但不作為比丘的義務。”

但是，不是所有的比丘都像“五比丘”那般老成，大量的比丘選擇跟隨提婆達多，走到了佛陀成道之前的老路上。因此，我們雖然會說“提婆達多派”，但佛經中從來都不承認這是佛教的派別，這是有著根本區別的。

佛滅度之後，持有保守思想的苦行派摩訶迦葉成為了“付法藏者”，他在阿闍世王的支援下舉行了佛教經藏的集結。但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七葉窟集結”的地區是位於西天竺的雞足山，這裡是“苦行風氣”最盛的地區，其中也包括了佛陀成道的菩提伽耶。這實際上是“窟內集結”和“窟外集結”產生的重要原因，佛陀早年活動的區域是古印度的“農業地區”，舊沙門所奉行的苦行是能夠行得通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雞足山附近。而佛陀晚年弘法的地區是古印度的“商業地區”，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催生了繁榮的商業，但這對於苦行者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

我們將視線拉到佛陀入滅後的100年，西印度地區的長老耶舍來到了位於東印度的毗舍離城，發現了這裡的比丘竟然公然地向施主要錢，他對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議。於是，長老耶舍便聯合西印度的長老們，對“十事非法”的問題進行了裁決，這引發了佛教歷史上的第二次大集結，也就是著名的“毗舍離集結”。此次集結的核心點，其實就在於“持金錢”的問題上，上座部的長老們斷定此時為非法，而大眾部的比丘們認為這是合法的，由此造成了大眾部與上座部的根本分裂。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大眾部與上座部的情形與提婆達多時期不同，無論是大眾部還是上座部，它們都屬於佛教的部派。其中的原因在於，提婆達多是公然的對立與分裂，而“毗舍離集結”迴歸了理性的剝離。雖然上座部斷定大眾部為“非法”，但也僅僅是在“持金錢”等十條戒律上有所分歧，而沒有否定整個大眾部的合法性。究其根本原因，與當時古印度地區的工商業高度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是在毗舍離這座“國際大都市”，很多手工業者並沒有從事農業活動，他們日常的飲食已經擺脫了“自給自足”的範疇。換一句話說，這些商人自己都不做飯，又怎麼能夠施捨比丘食物呢？但這一時期的佛教已經非常興盛，信奉佛教的商人們，透過施捨金錢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虔誠。

而上座部的比丘則不同，一來是他們不必親自去乞食，因為他們都是有名望的長老，有專門的居士負責起居。二來，他們所處的地區是傳統的保守思想地區，加上商業文明並沒有新興的毗舍離城那麼繁榮，而苦行的傳統思維也使得他們不能夠接受“持金錢”這樣的事情。這就是長老耶舍在毗舍離城見到比丘要錢之後，如此驚慌失措以致於引發了佛經大集結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次集結對於佛教來說是好事，大眾部與上座部的分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達到了一種最優解下的“雙贏”。

為什麼要這樣講？我們回顧一下提婆達多反佛以及“窟內”、“窟外”集結就會發現，佛教僧團在面對矛盾分歧時，已經越來越理性化了。比如，五比丘在發現佛背棄了苦行之後，馬上就離開了他，這實際上主觀的意願更多。而提婆達多事件導致的僧眾出走，實際上也是如此，僧團內部出現了“不是對就是錯”的二元對立，這實際上是相當低階的思維方式。但到 了毗舍離城集結的時候，上座部和大眾部雖然分裂了，但他們彼此之間都相互承認是佛陀遺教，只不過是對於某些戒律以及教義的闡發不同而已。

而七葉窟內的集結，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由保守派的摩訶迦葉長老“一手裁定”的（佛經集結很嚴謹，這裡只是方便說，不要引發爭論）。首先，能夠進入窟內集結的人員是摩訶迦葉長老篩選的，條件是證得四果的阿羅漢。其次，七葉窟內集結的主持者是摩訶迦葉，因為他是佛的“付法藏者”。最後，他與阿難尊者關於“小小戒”的爭論，實際上並未佔到上風，但他影響了最終的結果。這既與摩訶迦葉長老個人有關，也與得以進入窟內集結的阿羅漢有關，或者說，與佛教僧眾之間的互相交流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大眾部的僧眾從四面八方抵達雞足山之後，卻被告知沒有資格進入窟內集結，這種失落感與傷痛感是難以言表的。大眾部的僧眾在窟外也進行了集結，並且首次呈現出了“經律論”三藏的結果，而窟內的集結沒有“論藏”（後期的經典中，認為“窟內集結”有部分的“阿毗達磨”出現，但主流的說法是沒有）。摩訶迦葉尊者個人長期遠離僧團修苦行，他雖然在僧團中的聲望很高，但他與佛的日常接觸並不如阿難尊者那麼密切。而且，摩訶迦葉尊者在出家為比丘之前，是王舍城外郊區的婆羅門家族，他並不是一開始就信奉佛教的。

而阿難尊者是佛陀的堂弟，他出家的時候佛陀的名聲已經很大了，而且此時的佛陀也已經步入了晚年。從出家的時間來看，摩訶迦葉是佛成道後第三年出家的，而阿難尊者出家的時間相當晚，更為重要的是，阿難是佛陀的內侍弟子，與摩訶迦葉遠離僧團修苦行是不同的。為什麼要提到這一點呢？原因就在於佛陀在不同階段的弘法是不一樣的（在俗諦看，真諦為一），佛陀早期弘法的地區不僅是保守的農業地區，而且以“四諦”、“十二因緣”的小乘教法為主，但後期逐漸弘揚大乘教法以及晚期的密教教法。由此，阿難尊者在出家之後，接受的實際上是更為開放的商業地區弘法的僧眾，並且與這些僧眾來往密切。

在佛教歷史上有一件相當重大的事情，那便是“佛度女人出家”，而這件事情的發起者便是阿難尊者。阿難尊者與摩訶迦葉長老所代表的僧團不同勢力，實際上也不是對立的存在，只不過是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受到的影響不同。但是，摩訶迦葉與阿難尊者之間的矛盾並未得到解決，或者說，摩訶迦葉長老略勝一籌。以“小小戒”為代表的二人矛盾的顯現，最終以摩訶迦葉長老的勝出而結束，這也為100年以後的“根本分裂”埋下了禍根。但是，佛教僧團內部經過長達百年的交流，已經逐漸能夠明白佛陀在不同地區的說法不同，並不存在“是非二元對立”的情況。

因此，在毗舍離城的集結實際上是佛教的一次偉大進步，這次分裂的結果使得上座部與大眾部實現了雙贏。

我們試想一下，在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不同地區聽聞佛法的僧眾都堅信自己的是正法，但彼此之間並不能進行很好的交流，溪流與高山阻隔了他們。但隨著時間的不斷流逝，不同地區的僧眾在長期的流動中，逐漸發現了其中的奧妙，簡單的“二元對立”只會使得佛教走向覆滅，而訴諸理性的割離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因此，從“七葉窟集結”到“毗舍離集結”，是佛教歷程中的一次偉大跨越，雖然阿難與迦葉之間的矛盾仍舊沒能得到解決，但這並不影響佛教在世間流傳。

因此，以後有人再問“北傳南傳”、“顯教密教”、“叢林頭陀”的真偽以及優劣甚至是正邪的問題，各位或許能以本文的觀點駁斥之。謹以此文，簡單地為各位讀者還原歷史上佛教分裂的緣由以及背景，水平實在是有限，還望各位指正！南無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