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的破壞力讓我們認識到公共衛生專家和流行病學家工作的重要性，還有全球協作和疾病監測專案的意義。我們必須做得更好，而戰勝天花病毒的歷史也證明了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天花的傳染性超過新冠，死亡率高達30%，是人類歷史上的“頭號殺手”之一。但現在，天花已被根除，從地球上消失。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在全球感染超過1億人，造成約250萬人死亡。現在，即使新冠疫苗開始應用，新的變異病毒仍有可能再次導致病例激增。

據流行病學家估計，新冠病毒的“基本傳染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簡稱R）在2到3之間，這意味著當人們沒有采取防護措施和保持社交距離時，每個感染者會傳染2到3個人。而現存的變異病毒可將R值提高到4左右。

現在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假使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增強，每個感染者將能傳染5到7個人。同時新冠致死率從目前的0.5%猛增到30%，而研製出對抗它的疫苗需要幾個世紀而非幾個月。

—— 這並非無稽之談，這個疾病就是天花。

過去一年的慘痛經歷，讓我們對身處一個傳染病肆虐的世界有了直觀體會。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以為，在富裕國家，很少有嬰兒會死於疾病，大多數的傳染病可被治癒，而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疫苗已經準備好了。但事實卻是，人類只是在“最近”才得以來到這個描述中的新世界。

天花被根除是這個新世界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要知道，僅在20世紀，天花就曾奪去了數億人的生命——逐漸消滅天花，意味著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被拯救，有數以千萬計的人不用承受病痛之苦。

天花的傳染性和致命性比新冠高很多，這麼說不是為了弱化新冠帶來的痛苦，也並非為最終導致如此眾多生命損失的疏忽行為開脫。而是希望強調，人類曾戰勝過像天花這樣的勁敵。

憑藉著積極的疫苗接種以及緊密的國際合作，當今世界因為傳染病致死的人數降到了歷史最低。儘管充滿挑戰，但我們理應做到這一點。在我們學習、研究如何應對當前和未來的大流行病之際，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在過去對抗重大傳染病的過程中，人們是如何做的，又做對了什麼？

瞭解天花

天花是個古老的疾病，據說古埃及的法老就死於天花。它在16世紀早期由歐洲帶入並幾乎摧毀了美洲，還曾改變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程序。

歷史上，天花的致死人數很難確切統計，但僅在20世紀，就有約3～5億人死於天花。美國疾控中心前主任D.A.亨德森在他2009年出版的著作《天花：一種疾病之死》（Smallpox: The Death of a Disease）中這樣寫道：“與天花相比，戰爭都不值一提。”——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總死亡人數相加，仍遠低於因天花致死的人數。

天花由天花病毒傳播（準確的說，有兩種天花病毒：大天花病毒和不太常見的小天花病毒)。它會引起發燒，然後出現紅疹，幾天後紅色腫塊遍佈全身，這就是天花的典型症狀。大天花病毒會導致30%的感染者死亡，嬰兒的死亡率還要更高，而且死亡通常來臨的很快，在感染後的第8～16天內。小天花病毒也會導致類似症狀，但死亡率要低得多，約為1%。直到天花被根除之時，人類仍沒有發現有效的治療方法。

一年前，大多數人對各種流行病學的統計術語還一無所知，比如一種流行病的R0（每一個感染者在沒有免疫力的人群中可能傳染的人數），或者疾病的“致死率”（病人死亡的百分比）。但新冠疫情為我們很多人迅速普及了流行病學知識，這讓我們得以窺探天花的恐怖程度。

與新冠一樣，天花主要透過密切接觸傳播，尤其是在室內空間。然而，根據我們最精確的估算，天花比新冠更易傳播，其R0值大概在5到7之間，高於變異新冠病毒的R0值（4）。由於極高的R0值和可怕的致死率，如果天花在一個沒有采取免疫措施的地區暴發，那麼社群中將有30%左右的人口面臨死亡威脅。在一些特定情況下，例如由歐洲人將天花傳入美洲時，死亡率甚至還要更高。

我們是如何根除天花的

在現代疫苗發明之前，人類為減緩傳染病的傳播絞盡腦汁——眾所周知，從天花中活下來的人，不會再次染病。早在15世紀的中國，就有人透過吸入天花結痂後的粉末，感染較溫和的天花病毒來獲得免疫。不過，也有0.5%～2%的人死於這種“自我接種”，但相較於30%的致死率而言，這已經是一個顯著的進步。

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證明，感染牛痘，也就是一種與天花類似但較弱的病毒可以增強對天花的免疫力。此後不久，免疫接種在整個歐洲開展。到1813年，美國國會透過立法，確保天花疫苗的可及性，從而減少了整個19世紀天花在美國的暴發。

■ 圖1：“第一支疫苗”的版畫，描繪了1796年愛德華·詹納博士為男孩詹姆斯·菲普斯進行牛痘接種的場景 / 貝特曼檔案館 & 蓋蒂圖片社；圖2：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1749-1823）發現了接種牛痘以預防天花的辦法 / 霍爾頓檔案館 & 蓋蒂圖片社 | 左右滑動檢視更多

世界其他地區也採取了類似的行動，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807年，巴伐利亞宣佈強制接種天花疫苗。1810年，丹麥效仿，天花病例數在歐洲全境顯著降低。但是，英國在印度的接種計劃收效甚微，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當地人對殖民政府的不信任。

到1900年，天花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已不再是嚴重災難。19世紀，倫敦每13例死亡中就有1例由天花導致；到了1900年，天花死亡病例只佔到死亡總人數的1%。北歐的幾個國家也宣佈根除了天花。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先是其他歐洲國家，接著是美國和加拿大，都陸續加入了根除天花的行列。

但只要天花還在某個地區肆虐，就要繼續接種，以確保病毒不會再次傳播。在權威的傳染病統計資料出現之前，我們看到的歷史資料都是散狀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根據估算，20世紀上半葉，每年仍有1000萬到1500萬人感染天花，其中500萬人因此失去生命。

直到20世紀50年代，戰後新成立的國際機構真正促成了天花的全球根除行動。成立於1948年的世界衛生組織領導了這項工作，併為一向在健康問題上難以協作的國家之間提供了一個戰略框架。

即使在那時，還是有人持懷疑態度。亨德森對此評論說：“根除天花的工作者面臨的一個主要障礙就是科學界對根除一種傳染病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質疑。”畢竟，在此之前，人類尚沒有根除任何一種疾病。世界上有數以億計的人，處在無數政府的統治之下，許多人還生活在戰亂地區，全球大規模根除一種疾病的合作前所未見。何況，消滅瘧疾的嘗試已經失敗。要徹底消滅天花，而非僅僅抑制病毒，這聽上去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天方夜譚。

美國疾控中心前主任福奇博士，在他2011年出版的關於根除天花的著作《著火的房子》（House on Fire）中寫道：“很多人認為根除天花只是徒勞，這些工作者正在傷害自己的職業機會。”

但是世界在其他領域的進步讓這一目標變得不再遙不可及：針具技術得到了改進，新的分叉針提高了疫苗接種效率。交通工具的發展也讓海外旅行也變得更加可行——這讓疫苗運輸，幫助公共衛生工作者前往最有需要的地區都變得更加便捷，同時也為根除天花行動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理由 —— 天花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暴發，也可能迅速傳至全世界。

1947年，紐約暴發了一場由一位墨西哥遊客帶來的天花疫情，導致人們瘋狂地在四周內就為600萬人接種了疫苗。此外，亞洲的旅行者也曾在五年內在歐洲引發了23次輸入性天花疫情。

在擁有可能戰勝新冠的有效疫苗的同時，我們也正面臨著類似於上世紀50年代世界對抗天花病毒時的挑戰：只要仍有人不曾接種疫苗，那麼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和地區，都難以避免新冠病毒的再次襲擊。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的執行長賽斯·伯克利就曾評論說：“當發生全球性疫情時，只有每個人都安全才是真的安全。”

亨德森和福奇在他們的書中詳細記述了在根除天花的程序中，曾出現過許多看似無法克服的挑戰——很多貧困地區，沒有道路和醫院，也沒有基礎設施向世衛組織通報天花暴發的情況。內戰、饑荒和難民危機使得疾病監測和疫苗接種變得異常艱難。

但是天花的其他一些特性又使得它比許多疾病更易根除。首先，它無法傳染給動物，也就是說，與埃博拉等病毒不同，天花並不存在於動物種群中，無法因為在動物界長期存在而再次感染人類。這意味著它一旦在人類族群中被消滅，就會永遠消失。而且，一旦從天花中康復，就會終生免疫——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只需要接種一次疫苗就可獲得足夠的免疫力。

此外，天花很大程度上不會出現“無症狀傳播”的情況，潛伏期也沒那麼長，只有大概一週的時間。這些特點使公共衛生官員能夠掌握一個被稱為“包圍接種”（ring vaccination）的策略：只要報告了一個病例，就讓他周圍每個可能接觸到的人都接種疫苗。在理想的情況下，社群裡的所有人都能遠離疾病。

亨德森將這個“包圍接種”策略視為戰勝天花的關鍵性戰略轉變，它讓公共衛生團隊得以將資源集中在最有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試圖在低收入國家進行難以實施的百分百全員接種。

隨著世界大部分地區宣佈根除了天花，資源就可以聚焦在仍有病毒暴發的地區。1950年，發展中國家的天花疫情還無法引起國際關注，但到了1970年，它就吸引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疾病監測工具和應對資源。追蹤密切接觸者能夠找出所有接觸過病毒的人，並搞清楚病毒可能的來源，能讓社群迅速接種疫苗，讓病例數持續下降。

1975年，孟加拉國記錄了世界上最後一個野生大天花病毒病例。1977年，索馬利亞報告了最後一個野生小天花病毒病例。醫生追蹤並接種了每一個可能接觸到病例的人，他們都沒有被感染，從此，世界各地的監測系統都沒有再發現一個新增病例。

兩年後，世衛組織宣佈人類戰勝了天花。

根除天花留給我們的經驗

戰勝天花是人類最應該感到自豪的時刻之一。它讓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員達成協作，包括冷戰期間敵對國家之間的合作。

不幸的是，我們從未在對抗另一種感染人類的病毒時再次取得這樣的成功。對於一些疾病，如脊髓灰質炎，我們正在接近根除的終極目標。野生脊髓灰質炎在非洲已被徹底消除，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遭受戰亂衝突的地區流行。在與天花的鬥爭中使用的“包圍接種”策略，已成功地應用於公共衛生工作之中以對抗其他疾病，比如最近在對抗剛果民主共和國暴發的新型埃博拉病毒時，就也採取了這種策略。

但對於其他一些疾病，比如艾滋病和新冠，我們卻任其發展到瞭如今全球大流行的程度——這些疾病已經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但我們需要銘記的是：情況還可能更糟。

那些有可能從實驗室逃逸出來，或從動物傳到人類的病毒，可能與天花一樣具有高傳染性和致命性；而新冠大流行也明確提示我們，人類還沒有做好應對這些致命病毒的準備。

為什麼我們有了根除天花的成功經驗，繼續取得進步卻舉步維艱？原因之一在於，許多疾病除了有類似天花帶來的全部挑戰，還有一些天花沒有的額外特徵。有些病毒，如瘧疾或埃博拉病毒，有動物宿主，這意味著僅僅是確保沒人患病還不足以徹底消滅它們；有些病毒，如艾滋病病毒或新冠病毒，存在無症狀傳播的情況，這使得疾病監測工作更加棘手。

*這裡有個重要的公共衛生資訊需要澄清：艾滋病病毒可由“無症狀傳播者”傳播，但它並不可能透過已服用有效藥物並無法檢測出病毒的人傳播。

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資訊而言，根除天花還是給我們留下了諸多寶貴的經驗。首先，根除天花行動，讓無數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建立了資金充足、運轉良好的公共衛生系統。在當前人們與傳染病的戰鬥中，很多人正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亂和偏遠地區開展疾病監測和疫苗接種工作——只有當富裕國家的政府承諾不把貧困國家拋在後面，滿足根除專案的資金需求，這樣抗疫英雄的付出才有望獲得成功。

《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在去年12月說：“我們今天面對的病毒雖然不是天花，但那些上了一定年紀，還能記得根除天花故事的人會發現，我們應用於對抗新冠的很多經驗，都是我們從根除天花的工作中學到過的，比如疫苗公平分配和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以及必要的國際合作與世衛組織的領導力等等。”

全球遏制新冠的努力，以及更好地應對未來的大流行，都需要疾控中心和世衛組織的協調，他們應該獲得充足的資金，吸引頂尖的科研人才，不受政治操控以免妨礙準確的疾病監測。

另一個重要的教訓是，一旦成功，我們必須避免那些可能導致功虧一簣的失誤。亨德森講述了根除天花的歷史之後的一個重要插曲：由政府控制的裝有病毒樣本的瓶子——他希望這些瓶子被徹底摧毀，以免病毒因為意外或惡意洩露逃逸再次肆虐全球——因為歷史上已經發生了幾次這樣的險情：宣佈根除天花的一年後，糟糕的實驗室安全程式導致英國伯明翰再次暴發天花。而就在幾年前，美國的一個實驗室裡發現了存放不當的天花病毒瓶。我們需要更加嚴肅地對待生物安全和病原體研究。

在人類抗擊傳染病的大背景下，我們可以把新冠病毒視為一次千鈞一髮的險情：雖然現狀已經很糟了，但情況本可能更糟。它本可能傳播得更廣，更致命。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比新冠嚴重得多的疾病，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類很可能在未來再次面對這樣的疫情。

新冠的破壞力讓我們認識到公共衛生專家和流行病學家工作的重要性，還有全球協作和疾病監測專案的意義，它們在歷史上一直面臨資金不足的情況，也認識到了當我們無法控制疾病傳播時，會產生怎樣可怕的後果。

我們必須做得更好，而戰勝天花的歷史證明了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本文編譯自《Smallpox used to kill millions of people every year. Here’s how humans beat it.》作者Kelsey Piper於2月5日發表在vox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