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月的末尾看了小偉。
感受來得很真切,在生活中早早接觸了生死,有癌症末期的、有無力迴天卻彌留許久的、也有年歲已高漸衰漸朽的,我的幾位親人們。觀小偉,見自己,也見他人。
觸動到我的很多元素,手持攝影/剋制的情緒,真實的細節/一鳴的處境共鳴/群眾和噪音的反客為主。
手持攝影一開頭被晃到不舒服,不間斷的長鏡在不同的病房中竄動,目擊一幕又一幕人間世,強烈的紀錄片觀感。後來逐漸習慣搖晃,晃動程度也隨著情緒趨緩。
很大的篇章都在手持尾隨,像第三人,理智地旁觀,好奇地窺視。和固定機位的”隱去攝像機的存在“來使得觀眾沉浸不同,手持攝像尾隨主角,跟隨”觀察者“的運動而晃動,把觀眾浸入了另一種真實,把相機的運動狀態錯認為了自己的身體動態。
觀影完的一段時間裡,都會產生錯覺。室內長時間緊盯屏幕後步入室外,眼睛對遠景和自然光尚不適應帶來不真實感,恍惚覺得自己的雙眼是正走在路上的搖動攝影機。我與世界那樣切分開。
影片的情緒可以受色調、空間構圖、光影、伴奏影響,而在小偉裡,鏡頭的晃動節奏為影片的情緒新增一個維度。劇烈地帶著奔跑感的晃動傳達不安與慌張,而輕緩徐行傳達平靜和剋制。鏡頭說話的方式這樣多,奈何現在太多影片用著千篇一律的語調。
情緒與細節主題苦澀沉重,癌症病人的無力、高三求學的掙扎,母親被迫支撐家庭的艱難。影片用平淡收斂的情緒,充盈細膩的細節來敘述這個主題,它們使這部影片成為了刻畫現實和生活的藝術電影,勝於濫用衝突情緒、人物扁平失真、冠以沉重命題卻沒有浸入感的某些。
影片中鋪了很多細微的日常。印象深刻的是:
找不到母親的父親在幽暗中開啟手機燈光,接了電話之後全然忘記要關閉手電筒功能,只是繼續走遠,任由這一束光突兀地打在側邊。慌張至無法思考的狀態不用描寫,只在動作裡。
不知要隱瞞情況的護士把肝癌單子交到了父親手中,媽媽追出去懇求護士不蓋章重印一張。在走回病房的路上嘟嘟囔囔佯裝批評護士的粗心,卻邊倒退邊朝護士彎腰大大地鞠躬。這一幕表演真實且辛酸。
以及,母親晾衣時,衣架一次又一次地起落嘗試;木訥年老總是往外亂跑的鄰居老奶奶;校園學生之間的互動。許多精心安排的小動作,讓人感到這便是自己的生活。
他是用細膩抓人的,而不是濫用衝突。
整個影片的情緒都蘊含著”戛然而止“的東方含蓄意味,貼近我們剋制隱忍的平凡生活。再爆發的情緒都會溶在心中、表情、下意識的舉動中,但很難在對話中歇斯底里。不會且不能因為一個引子就情緒奔湧。它處理衝突,不會強調某些掙扎情緒,更多的是人之常情的極力掩蓋和平淡略過。
我以為,如此平淡的語調和在內心迴盪的無奈和悲痛,它就是我們的真實生活。
一鳴一鳴,一個主角,也是一個旁觀者。
孩子通常是傳統家庭的核心,家庭執行轉動的出發點,儘管個人意識漸強,父母輩的犧牲式付出減少,但受關照的中心仍未變。
孩子也是一個家庭話語權最微弱,最無力的承受者,在多數“大人的事情”上,他默不作聲,以旁觀的姿態出現在衝突中。他不知所措,只能順應指揮。父親吐血時,母親焦急而氣憤時,合夥隱瞞病情時。他只能不敢動彈地站在旁側,只能從門板後小心翼翼地探出腦袋,只能無力地將積壓的無力同菸圈一起撥出。
一鳴,他自我的求學和發展願望,高三時刻的命運轉折壓力,父親的生命,母親的痛苦,而自己的無力改變交雜在一起。他能改變的只有在樓臺上的高喊,奔跑時的釋放,煙霧中的沉淪。如此渺小和無力。那是一個面臨一切難題卻沒有工具去解答的受難者,只能接受時間運送著已決的命運傾軋而來。
群眾與噪音對我來說,影片中“反客為主”的部分——群眾和背景雜音被聚焦和放大,是很有意思的。
有時在主角的對白情節結束,主角人物走遠,鏡頭卻停留原地沒有切走,焦點轉移到本來是充當背景的人群:或是後景一個扶著醫院橫槓緩慢走路的病患,或是前景學生之間真實的打鬧和交流。在主角互動結束後轉移視覺焦點到人群中,將整個故事的敘述得更為生動和豐富。也更有一種攝像機作為“旁觀者”在窺探眾人生活,而不是精心選取主角片段的意味。
記得在某一個情節中,嘈雜的城市道路上,城市生活中地雜音被有選取地收錄了進去,也帶來了很強的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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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看到這一切是部分導演的真實經歷,才能領悟為什麼這部影片如此的真實,在觀看的時候,只感覺真實到沒有什麼好哭泣的,因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啊,情緒暗湧,而生活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