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作者帕特里克·金斯利，是英國《衛報》創刊以來，第一位專職報道難民問題的記者。他跨越了三大洲17個國家，經歷了無數次採訪和對難民大逃亡的追蹤之後，記錄了2015年前後，由於敘利亞、伊拉克和葉門等地發生內戰，大量的難民湧向歐洲，他們這一路所經歷的苦難。作者發現，假如不去親歷，我們也許永遠無法透過新聞標題來了解難民的真實經歷。

因為無數的難民在這場史詩般的遷徙過程中，都要經歷一場堪稱當代“奧德賽”的漫長旅程。他們像古希臘的英雄奧德修斯一樣，為了避開中東地區發生的衝突而橫渡愛琴海。就像這本書的英文標題：新奧德賽。在那些古希臘神話故事被創造出的三千年後，現代的難民們正在譜寫新的歷史篇章，而且沒人知道，它造成的影響到底是吉還是兇。

在難民問題的背後，有太多複雜的原因需要我們去了解。作者在這本書中，問了不少於三十遍“為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難民危機？人們為什麼要遠走他鄉？為什麼要冒死前往歐洲逃難？為什麼不能留在中東地區？這些問題，如果不聚焦在某個具體的難民身上，是根本找不到答案的。

接下來，我將帶你走進這場聲勢浩大的難民遷徙中。

第一部分，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一個敘利亞的難民雜湊姆身上，看看他都遭遇了什麼？

第二部分，我們從微觀視角切換成宏觀視角，回到複雜的難民問題中。說說難民危機到底是什麼樣的？歐洲政府又該何去何從？

把這兩部分的內容連在一起，你就會明白，人們常說“此心安處是吾鄉”。但對於這些難民來說，他們的身體和靈魂將永遠在路上，等待他們的仍然是永無止境的不安與苦難……

首先，第一部分，我們先說說，雜湊姆為什麼會變成難民？他到底經歷了什麼？

故事還得從2012年4月15號這天說起。對於雜湊姆來說，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一天了。晚上6點多他下班回到家，妻子正在廚房裡準備晚餐。雜湊姆先是坐下來和三個兒子一起看了會電視，然後他計劃出去買個生日蛋糕，因為今天是大兒子的生日。

隨後他便聽到了一陣猛烈的捶門的聲音。門外站著20個人，雜湊姆並不清楚他們是敘利亞的軍人、警察，還是前政府武裝人員，但是很顯然，這些人是來抓他的。雜湊姆犯了什麼罪？恐怕沒人能說得上來。他才37歲，是當地水務局的一名公務員，他一心就只想著自己的工作。妻子呢，比他小兩歲，是一名教師。每到星期五，他們一家人還會跟朋友們在公園裡野餐。

最關鍵的是，雜湊姆對政治並不敏感，他只是隱約意識到這次抓捕可能和一些宗教原因有關。但是此時此刻，一切都毫無意義了。這幫人正在挨家挨戶搜查，把搜查到的成年男子一律帶走。雜湊姆被他們推搡著塞進了一輛貨車裡，而他的三個孩子正從房間裡眼神凝重地注視著雜湊姆，直到他們的爸爸消失在視野中。

如果說這次的抓捕，讓雜湊姆感到困惑甚至是有些委屈。那他後面遭遇的一切，才是噩夢真正的開始。

雜湊姆和幾百個成年男子被關在地下深處的牢房裡，這裡潮溼陰暗，沒有一點光線。而且他剛被抓的時候，手錶就被搶走了，因此他根本無法計算時間。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指控和審訊，只是不斷遭受拷打。每天都有四五個人被拖到刑訊室裡，有的會被掐死或者電死，還有些人的眼珠子都被挖了出來。雜湊姆曾經被綁著手腕吊了12個小時，身上的衣服都勒進了面板裡。

就這樣，幾個月過去了，也許是幾個月過去了，沒有人知道。唯一可以明確的是，獄警開始厭倦了暴力，對他們的毆打逐漸減少。但是，仍然沒有一個人敢問，他們到底什麼時候能被放出去。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任何一個問題所導致的後果，輕則是一頓毒打，重則會讓自己丟了性命。雜湊姆唯一的願望，就是自己還能留一口氣撐到和家人團聚的那一天。

時間到了2012年10月下旬，在經歷了半年牢獄生活的摧殘後，雜湊姆終於等到了被釋放的這天。他被貨車直接拉到了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街上。一下車，明亮的陽光照得雜湊姆根本睜不開眼睛，但是他迫切地想知道敘利亞變成什麼樣了。

說到這兒，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敘利亞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大的背景是，2010年年末至2011年年初，整個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股反對獨裁主義的浪潮，從突尼西亞一直延伸到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群眾運動橫跨整個西亞北非。整個革命浪潮也被稱作“阿拉伯之春”。

敘利亞的總統巴沙爾也是一位獨裁統治者，2011年3月，社會底層民眾因為高失業率、嚴重的貧富分化、政府的貪汙腐敗等原因發起了一場反政府示威遊行。最終，因為這些反對派的改革呼聲並沒有得到政府的積極迴應，導致對立兩方的衝突進一步被激化。再加上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敵對原因，這場危機逐漸演變成了敘利亞內戰。

好，我們說回到雜湊姆時隔半年，被扔在了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的街上。他這才意識到，敘利亞內戰已經爆發了。而他家所在的城鎮，幾個月後也被炸成一堆廢墟，敘利亞這個國家已經變得滿目瘡痍。至此，雜湊姆不得不帶著一家人，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

當下，他們理想的安全棲身之地是埃及。但是，你以為僅僅是坐上車到埃及這麼簡單嗎？不是，因為當雜湊姆一家馬上快要逃出敘利亞國境線的時候，又出事了。原來，雜湊姆乘坐的公共汽車路上還要穿過一個交戰地帶，途中經過的每一個檢查站對他們來說都是嚴酷的考驗。每到一個檢查站，所有乘客都得把自己的行李從車上拽下來開啟，以供檢查。更糟糕的是，每次檢查都要花上好幾個小時，檢查站的那些人還經常會偷走他們的行李，雜湊姆一家就丟了三個行李箱。

眼看著快到最後幾道關卡了，這輛車又遇到了大麻煩。因為士兵們發現車上有一個年輕人在通緝人員名單上，所以準備把他抓下車。大家都嚇壞了，他們知道這個年輕人此去必定凶多吉少。於是，大家開始湊錢賄賂士兵，車上的每個人都從身上最後那點兒路費裡捐了一部分出來，雜湊姆身上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但那個年輕人的命總算是保住了。

夜裡凌晨3點，就在這輛車終於到了最後一道檢查站的時候，邊防站的電腦又出現了故障。無奈之下，雜湊姆他們不得不在車上等著檢查人員把電腦修好。可誰知道，這一等就是從天黑等到天亮。漫長的等待一度令雜湊姆覺得：也許他們這些人永遠也出不了敘利亞了。

不過最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雜湊姆一家經過幾天不眠不休的艱苦跋涉，終於在2013年6月到達了埃及。看到自己的孩子們終於逃離了戰爭地區，雜湊姆百感交集。此刻，他們還不知道，幾天後，埃及就會關閉接收難民的邊境大門，而他們則是最後一批進入埃及境內的敘利亞人。

到這，所有人都以為雜湊姆終於可以在埃及開始新生活了，當然也包括他自己。但是很快，雜湊姆就發現自己其實是從一個火坑中跳到了另一個火坑中。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就在雜湊姆來到埃及後不久，埃及國內的局勢突然發生了變化。第一位民選總統被軍方趕下了臺。埃及政府對待敘利亞人的態度也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所有敘利亞人，沒有簽證一律不準進入埃及。埃及政府開始在各地設立檢查站，沒有證件的敘利亞人都要被抓起來。

剛脫離一場內戰的雜湊姆發現，他們又處在了另一個國家發生內戰的邊緣。雜湊姆在埃及無法找到一份好工作，孩子們也無法上學。而且，最難以忍受的不是貧窮，而是他們正在不斷地遭到社會排斥。民眾把所有的怨氣都發洩在了像雜湊姆這樣的外來人身上，甚至有一次走在路上，雜湊姆還被一群拿著槍的人抓到車上進行敲詐。

僥倖揀回小命的雜湊姆覺得，除了逃到歐洲，他們一家人已經走投無路。要想到達歐洲，雜湊姆必須先聯絡偷渡團伙，一般叫“蛇頭”，然後冒著生命危險乘船穿越地中海，從義大利上岸。雖然這可能會成為一條不歸路，但是眼下這是唯一的選擇。

2014年8月，雜湊姆一家在蛇頭的安排下，住進了一棟已經裝了幾百人的陰暗公寓裡，他們要在那裡等待可以上船的訊息。就這樣一天兩天，好幾天過去了，什麼動靜都沒有，以至於雜湊姆懷疑自己是不是被騙了。

這裡的日子像是在監獄裡一樣痛苦難熬。好不容易，有一次，他們被帶上了車，結果快到海灘的時候，蛇頭們突然又說天氣太差，登船計劃取消了。然後他們又被帶到另一個地方等著。等待非常熬人，又充滿變數。一連好幾天，他們的計劃都取消了，有時是因為發現有警察出現，有時是因為天氣太差。還有一次，竟然是因為被一個流浪漢給擋住了去路而耽誤了。

直到兩個多星期後，雜湊姆一家才第一次真正到了海灘，然而正當他們等著上船的時候，意外又發生了。一群身穿警服的人出現在海灘上，他們不斷鳴槍示警。而且最讓人感到驚訝的是，收錢的蛇頭不但沒趕緊帶著他們跑路，反而開始幫著警察們，把還在岸上的人聚攏到一起。結果就是，雜湊姆一家又在拘留所待了8天。

在整個從等待到上船的過程中，只有一件事可以說是不幸中的萬幸，那就是被拘留。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雜湊姆他們原本要乘坐的那艘船在海上出了事故，船上500人不幸遇難，葬身魚腹，而正是這次的拘留讓他們的命運從“已死之人”轉變成了“一線生機”。

從拘留所出來後，雜湊姆不敢讓全家人再跟著冒險。不過與此同時，他心裡已經做好了赴死的準備，他有更大的目標。雖然自己的國家已經滿目瘡痍，雜湊姆知道他這輩子是沒什麼希望了，但孩子們的前途值得他用命去賭一把。

於是雜湊姆又聯絡了蛇頭，這次比之前順利得多。雜湊姆終於登上了那艘承載著所有人希望的船。他想象著，如果可以順利上岸到達義大利，說不定再可以一路北上，穿過歐洲大陸到瑞典申請難民庇護。因為2013年年底，瑞典政府曾公開承諾，給予任何一位在瑞典申請庇護的敘利亞人永久居住權。不過眼下，雜湊姆盼望的只要先到義大利就好。

接下來的故事，你以為雜湊姆的苦難，會隨著穿越地中海而慢慢消逝嗎？並沒有，因為這段船上的經歷以及遠處遲遲未出現的義大利人，都讓雜湊姆在日後對大海產生了深深的恐懼。

剛開始，雜湊姆和幾十個人被塞進一艘小木船裡。從上到下，幾個人壓著幾個人摞成了高高的幾層人形夾心餅乾，雜湊姆被夾在中間。如果有誰想換個姿勢，蛇頭就會一腳將其踢回原位。因為，這些靠幫人偷渡賺錢的傢伙可不想讓這艘超載的小船失去平衡，沉入海底。

大約是晚上11點，這艘小木船正顫顫巍巍地逐浪前行，船上的偷渡客們則被壓地不斷髮出喊叫聲，所有人都因為暈船吐得昏天黑地。如果不發生什麼意外的話，他們將在五六天後抵達義大利。不過，眼下雜湊姆不敢確定自己是否能熬過去，或者說，他不知道這艘船上是否能有人活過今晚，因為他感覺自己已經快窒息了。

隨後雜湊姆一行人又輾轉換了好幾條船。每次換船，蛇頭們都像搬運一袋袋土豆一樣把他們一個個扔到船邊上。船裡灌滿了水，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海水浸溼，凍得直哆嗦，有些孩子的臉都被凍紫了。最可怕的一次，是在到達義大利的前一天晚上，因為船出現故障失去了動力，在洶湧的海浪中上下起伏。許多人都在尖叫，雜湊姆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會被淹死的恐懼。

最後，有驚無險。當他們到達義大利領海的時候，有人按照蛇頭給的衛星電話聯絡上了義大利海岸警衛隊。一切就要結束了，大家都鼓起了掌，滿懷感激地縱聲歌唱：“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就這樣，雜湊姆走下舷梯，第一次踏上了義大利的領土。

但是，你以為逃難到這就完了嗎？沒有，雜湊姆接下來還需要籌到更多的錢，穿過歐洲大陸，躲開所有邊境警察的檢查，才能順利抵達瑞典。

在整個逃亡途中，雜湊姆幾乎沒流過眼淚。然而在2015年10月23號，當他坐在瑞典的小型公共圖書館裡看到網上的一個帖子的時候，他真想大哭一場。那個帖子上寫道：瑞典的政策開始收緊，除了那些全家一起來到這裡的人之外，不再給予其他敘利亞人永久居住權。這個帖子聲稱，政府還將限制那些沒有帶領全家人一起來的人申請與家人團聚的權利。

雜湊姆感到一陣頭暈目眩。為了能夠和家人團聚，他遭受各種折磨和羞辱，冒著被捕和死亡的危險穿過了地中海和歐洲大陸。他來瑞典已經有6個月了，這6個月裡的每一天都是折磨。他從春天等到夏天，現在冬天也快到了，他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和孩子們分開，如果能用自己的命換孩子們一個未來，就算要死一萬次他也願意。

還好，帖子上的訊息只是傳聞。終於在2015年11月10日這天，雜湊姆看到了申請卡上用瑞典語寫的幾個字：永久居住。這代表著他可以透過合法途徑把家人接到瑞典定居了。這一天，距離他逃出敘利亞的監獄已經過去三年。這一天，他等了太久太久了。

說到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雜湊姆是幸運的，他的經歷是一段近代荷馬史詩般的冒險之旅。但是，說實話，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有好多次鼻頭一酸，差點哭了出來。因為我知道，作者之所以選擇採訪雜湊姆，是因為他至少走完了全程，他闖過了所有難關。

在他的身後，還有千千萬萬的難民仍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生死未卜。人如螻蟻、命如草芥。他們在撒哈拉沙漠裡苟延殘喘，他們在無盡深海里苦苦掙扎，他們被關在籠子裡，被虐待，甚至是被強姦。正如這本書的書名“我未盡的苦難”一樣，他們的苦難根本沒有盡頭。

接下來第二部分，我們收拾一下沉重的心情，跳出雜湊姆的故事，從微觀視角切換到宏觀視角下。我們想知道，這是一場怎樣的難民危機？為什麼難民們會把歐洲作為逃難的目的地？歐盟各國政府又會怎樣應對呢？

這本書的作者從2015年初，跨越了三大洲17個國家，一直致力於報道難民的處境。他了解到，其實，單2014-2015這一年裡，就已經有120萬人搭乘破舊又漏水的小船橫穿地中海，抵達歐洲。據當時的情況估算，2016-2018年，還會有超過300萬人緊隨其後。多年來，承受全球難民危機重擔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而現在，全世界的人正在目睹一場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移民潮，最富戲劇性的一幕卻發生在地中海地區。

歐盟認為，由於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連年內戰，迫使空前數量的人湧向歐洲。而這背後真正的原因，遠遠沒有這麼簡單。難民問題，其實比大多數人想象得要複雜，甚至在讀完這本書後，我有一個總結。那就是：難民問題，是一個苦難的迴圈。換句話說，你的境遇，未必會因為這場苦旅而逐漸變好，相反，它可能越來越糟。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最初，2014年的時候，像釘釘子一樣一點點進入歐洲的主要是來自中東地區的敘利亞人、北非的厄利垂亞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那時，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是經由利比亞前往義大利，只有一小部分人像雜湊姆這樣從埃及進入歐洲。

到了2015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難民依然從利比亞和埃及出發，遷移人數與前一年差不多。但是在這一年裡，越來越多的敘利亞人發現，想要從利比亞去義大利，實在是太難了。一方面，位於利比亞東西的兩個鄰國早就已經禁止他們入境，另一方面，利比亞也爆發了內戰，再加上渡海路線太長、從敘利亞前往利比亞費用太貴等。

隨著越來越多的難民從希臘上岸，起初，希臘人和義大利人按照現行的《都柏林公約》的規定，只是疏導難民們繼續前進，而不是鼓勵他們踏入自己國家的領土。後來這兩個國家又試圖透過談判協商，勸說鄰國主動接收這些難民。然而，持續數月的無休止的談判與協商收效甚微，歐盟其他大部分國家都不願分擔希臘和義大利身上的重擔，只是象徵性達成了一項協議，同意接納了為數不多的難民。

與此同時，歐盟各國政府還打出了一套組合拳，貌似想解決海上偷渡問題，卻沒有采取進一步措施，最後草草收場。

首先，他們終止了在地中海南部的全面救援活動，理由是採取救援行動，只會吸引更多的人從海上冒險偷渡過來。因為通常情況下，這些難民們會在蛇頭的幫助下，到達指定海域後，給一箇中間人打電話，再由這個中間人給警衛隊打電話報告船的座標，然後由警衛隊或者“我們的海”行動實施救援。但是隨後歐盟各國政府意識到，即便停止救援，難民們也照樣渡海前來。

作者在2015年5月採訪了義大利海岸警衛隊總部的卡法羅海軍上校。針對停止救援活動的問題，卡法羅說：“移民問題，這些絕望的人遇到的問題，不是軍事行動所能解決得了的。我們面臨的是深陷絕境的人。他們來自發生內戰的國家，他們走投無路，孤注一擲。不管有沒有救援行動，他們都會設法離開自己的國家。”

這點和作者從難民口中採訪得到的內容也是一樣的。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要麼成為戰爭的犧牲品，要麼被強徵入伍，為獨裁者甚至是恐怖分子賣命。所以，即使是歐洲取消救援行動，人們照樣會坐船渡海，因為在這些人眼裡，自己早已經是死過的人。他們寧願相信大海，也不願意相信他們所在的土地。

於是，眼看著這個措施無效，歐盟緊接著又商定了另一個軍事戰略，他們承諾要出動海軍軍艦打擊這些偷渡團伙，也就是蛇頭。但是這個計劃到最後，也不可避免地歸於失敗。

我們可以拿利比亞的具體情況舉個例子。對於在利比亞做生意的蛇頭來說，人口走私數量的增長不僅僅是因為中央政府的缺失，也是因為各路民兵組織也參與到人口走私這個行當裡來。而且，有時候民兵組織參與人口走私貿易的熱情甚至會比蛇頭還高，因為這是一個暴利行業，利潤太大了。所以，要斷掉這麼一個財路幾乎是不可能的，歐盟的軍事行動無法得到利比亞政府的許可。

比如，他們如果能夠在中東地區系統地建立大規模安置區，並且覆蓋的救援範圍足夠大，那麼歐洲也許早就能控制住這次危機所帶來的混亂局面。一方面，這個計劃很可能會促使很多難民先留在中東地區，有計劃、有組織的安置也會讓他們對未來產生信心。

另一方面，這也會讓歐盟各國政府更加有條不紊地安置已經抵達的難民，並且還有可能說服類似於土耳其、埃及這些地區採取更多的措施，包括允許難民在其本土申請工作、加強邊境防禦等。

然而，整個2015年一直沒有類似的措施被付諸實踐，因此成千上萬的難民的唯一選擇就是離開中東地區，渡海前往希臘。要知道，希臘因為經濟崩潰根本無力承擔。而且，更令人遺憾的是，希臘左右隔壁鄰國已經建立了一道道隔離牆。在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還有一些政策制定者開始呼籲，完全封閉接納難民的大門。這也使得歐盟各國達成的自由通行協議變成了一張廢紙，在歐洲各國這種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的情況下，很難弄清楚到底誰對誰錯，結果就是沒人願意對此負責。難民危機和希臘經濟崩潰導致歐盟內部出現分化。

顯然，這種狀況正中恐怖分子下懷。恐怖組織一看，一向號稱自由平等的歐盟，居然封鎖大門。他們掌握了西方道德衰落的確鑿“證據”，並借這個理由，為“伊斯蘭國”恐怖主義招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此，恐怖主義發動的內戰愈演愈烈，難民們繼續以破紀錄的數量穿越大海。歐洲邊境封鎖越嚴重，導致遇難人數不斷創下新高。最終，這些難民的苦難迴圈只會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