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醫院藥佔比限制讓很多醫生苦不堪言，這種簡單粗暴的控費手段弊端已越發顯現，是時候讓藥佔比退出公立醫院考核了。

控制藥佔比的根本目的在於限制醫療費用的過快上漲，減輕醫保資金壓力和老百姓就醫負擔。但是藥品價格實行市場定價，並不由醫療機構說了算，對醫院用藥過分限制會造成患者健康權益受損，而醫院對藥佔比超標的規避，會引發耗材費、檢查費等增長，進而帶動醫療費用總體上漲，與藥佔比考核降低總醫療費用的預期南轅北轍。

我國藥品在醫療費用支出中佔比過高，其中近八成的藥品是從醫療機構流出，而公立醫院在所有醫療機構中又佔據主導地位，使得公立醫院成為控制藥費的重要的政策靶點。

我國醫院的平均藥佔比（包括門診和住院）在40%至60%之間，少數中、小型醫院的藥佔比甚至可達70%以上，而發展中國家的藥佔比大約在15%至40%之間。

2017年4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財政部、中央編辦等7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工作的通知》，明確到2017年底試點公立醫院藥佔比（不包括中藥飲片）要降到30%。政策出臺後，從資料上看，各地區的公立醫院藥佔比大部分能達到政策設定的目標值30%以下。但是從政策的實際效果來看，藥佔比控制對於降低總體醫療費用效果非常不理想。

先來看一下藥佔比計算公式：藥佔比=藥品費/（耗材費+檢查費+診療費）。藥佔比考核的政策出發點是督促醫院透過降低分子（藥品費）來達標，但現實是醫院和醫生卻更多采取另一種規避手段即擴大分母來實現達標與獲利的雙贏。辦法很簡單，多用高值可計費耗材，多做檢查，而藥品費的絕對值卻未必真下降，導致藥佔比考核帶來的實際效果是醫療總費用的全面上漲。

單就藥佔比考核降低藥品費的實際效果來看，也不盡理想。對用藥的過分限制，不但損害了患者的用藥權，甚至會帶來政策衝突。

近年來國家層面針對某些高價進口藥，特別是一些抗腫瘤的天價藥，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價格談判，好不容易將價格降下來，但是由於絕對的價格仍然很高，導致公立醫院在藥佔比考核的壓力之下不敢放開用，以致集採政策的效果難以傳遞給患者。此外，國家衛健委不斷更新基本藥物目錄，也因為藥佔比考核的限制而影響國家基本藥物的推廣使用。

為了解決這些政策衝突，國家相關部門又不得不陸續下文，將國家談判的抗腫瘤藥及國家基本藥物排除在藥佔比考核藥品目錄之外，使得藥佔比考核的藥品目錄範圍逐漸縮小，藥佔比考核的實際意義逐步降低。

從經濟角度來看，公立醫院藥佔比考核並沒有發揮出降低醫療費用的政策效果，甚至還增加了患者的就醫成本。一是因為醫療總費用增長；二是因為醫生為了不因藥佔比超標而扣錢，會讓住院患者到藥店去自費購藥，而這些藥費本可以納入醫保支付。

從療效角度來看，不可否認的是原研藥的療效確實要強過仿製藥，對藥佔比的過分限制會嚴重影響患者的用藥權進而損害其健康權。畢竟在金錢與健康之間，患者肯定更傾向於後者。

醫改是一項系統工程，控制醫療費用過快上漲需要全方位、整體性變革：

只有改革醫生薪酬的支付方式，以工資制代替現行的按專案支付（績效），讓醫生的收入不與檢查提成及藥品耗材回扣掛鉤時，藥佔比考核才不會因醫生逐利誘發藥品費之外其它費用的上漲；

只有醫保實行總額預算和按病種付費，限定病種的住院總費用，藥佔比考核才能在分母特定的前提下，引導醫院和醫生真正透過降低分子（藥品費）來達標；

只有在醫保實行總額預算和按病種付費的前提下，放開住院收費的定價權由醫院自主定價，才能矯正扭曲的醫療收費結構，在不增加醫保資金和患者自付費用的前提下（按病種定額補償），讓醫院有足夠的動力來節約藥品耗材費，自主提高診療性收費，從而提升醫院的利潤率。這樣的藥佔比考核才能真正反映醫院的實際控費效果與經營效益。

具體怎麼做，可以參見本人下附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