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禮庭正盯著總理。他說：“當我還是年輕的研究生時，我就在監獄裡工作。我和無期徒刑犯一起工作過。我對罪犯完全沒有感情，但我對監獄有一點了解，那就是監獄會讓裡面的每個人都變得更糟糕。”
葉禮庭難得有這麼平易近人的時刻，而且這還是在電視轉播領導人辯論的時候出現的，他通常有一種大學教授的氣質。他說：“這將導致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犯罪問題”，他懇求時任加拿大總理哈珀放棄其加重刑期和增加監獄的130億加元計劃。在電視鏡頭前，他高舉雙手說，現在是時候採取“成人解決方案”了。
事實上，從加拿大懲教署及其監察機構懲教調查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rrectional Investigator）提供的大量報告中可以發現，幾乎每一種衡量標準都表明，加拿大的刑罰制度已經嚴重崩潰。
· 加拿大的監獄系統是危險的。去年在加拿大的監獄裡發生了5起謀殺案，使監獄的謀殺率比多倫多高出20倍。一年之內，獄警出動警力超過2000次。60%以上的監獄工作人員遭受過身體暴力。懲教調查員報告說：“在加拿大聯邦監獄中，並沒有專門的、有意防止性暴力的總體策略。”
· 加拿大的監獄系統是種族主義的。在 加拿大的聯邦監獄系統中，有超過1.25萬名囚犯：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土著居民，8%是黑人。在曼尼托巴省和薩斯喀徹溫省，超過四分之三的囚犯是土著居民。黑人和土著囚犯被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兩倍，並且更有可能被列為最高安全級別，更有可能被強制單獨監禁，而獲得假釋的可能性更小。
· 加拿大的監獄系統正在崩潰。許多監獄應該被譴責並拆除。有4個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另外2個差不多有100年的歷史。基礎設施破敗不堪，管理監獄的技術也過時了。
· 加拿大的監獄系統把那些與精神疾病作鬥爭的人關了進來。據估計，至少有10%的囚犯符合胎兒酒精綜合症（母親在妊娠期間酗酒對胎兒所造成的永久出生缺陷）的標準，80%的囚犯在被監禁時有藥物濫用問題，而大約45%的囚犯有反社會人格障礙。
· 加拿大的監獄系統非常昂貴。加拿大懲教署的預算為26億加元，按支出，排在各個部門中的第15位，它比加拿大廣播公司和司法部的總和還大。按員工人數排名，則是第六大部門，每年為安置每名囚犯要花費11萬加元，其中約四分之三都是僱員費用。
· 加拿大的監獄系統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可用的證據都表明， 加拿大的監獄在減少犯罪方面幾乎沒什麼用，甚至可能在增加犯罪。在所有被釋放的囚犯中，超過40%的人會在兩年內被重新關押，通常是因為違反了假釋條例。大約四分之一的刑滿釋放人員會在這兩年內犯新的罪，儘管大多數罪名是非暴力的。
這只是聯邦監獄。另外還有3.9萬名加拿大人被關押在省級監獄，大多數人還在等待審判。
在過去的一年裡，《麥克林》雜誌採訪了數十名現在和以前的囚犯，諮詢了許多獄警、輔助人員和律師，並查閱了數千頁的經請求才可獲取資訊的檔案。這一切都揭示了一個處於危機中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性的制度。作為一個國家，加拿大正在積攢加拿大的社會弊病，卻很少提供自我完善、復歸社會或救贖的方式。
這恰恰證明了葉禮庭十年前告訴加拿大的事情：加拿大的監獄讓情況變得更糟。唯一還相信這個體系有效的人是加拿大無能的政客。
很難不讓人覺得歷史在重演
當被問及如何想象加拿大的監獄時，許多加拿大人可能會立即聯想到艾格尼絲·麥克菲爾（Agnes MacPhail）遊覽金斯頓監獄（Kingston penitential）的場景，這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頭十年充斥著加拿大紀錄片Heritage Minutes。在這個紀錄片裡，第一個被選為眾議員的女性麥克菲爾瞪大了眼睛，震驚地看著囚犯們被無情地鞭打著，他們的手臂上還帶著鐐銬。當麥克菲爾站在眾議院強調這種不公正現象時，她面臨著來自政府議員席的性別歧視者的詰問。她毫不氣餒，拍了拍她的書桌，哭著喊道：“這正常嗎？”
事實上，在哪怕是最溫和的改革之前，麥克菲爾都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來敲打政府。她引用了政府自身監督機構的一篇又一篇的報道，對那些不人道的條件發出警告。她感嘆加拿大人被過度監禁、囚犯體力勞動報酬微薄、囚犯被無限期關押在單獨禁閉室。她說，最糟糕的是，監獄似乎根本沒有減少犯罪。1935年4月，她對眾議院說：“產生這種狀況的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她總是被忽視。政府議員們向眾議院津津樂道地講述那些監獄的情況是如何的好。
麥克菲爾並不是唯一的一個。奧斯汀·坎貝爾（Austin Campbell）因在股市崩盤前的金融違法行為而入獄，1933年，他一直在金斯頓監獄為《麥考林》撰寫“仇恨之家”專欄。他在提到單獨監禁的牢房時寫道：“我在一些人生命的最後幾周甚至幾天裡都在觀察他們，那些在漫長的幾個月裡一直很正派的人，在最後幾天裡垮掉了。”
將近一個世紀前，麥克菲爾曾感嘆，曼尼托巴省的石山監獄很危險，不適合居住。如今它仍然開放。主樓有將近150年的歷史。近800名囚犯住在那裡，其中大部分是土著居民。這裡是新冠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有350多名囚犯檢測呈陽性。
溫尼伯的刑事律師齊拉·瓊斯（Zilla Jones）曾代理過石山監獄的幾名犯人。她在接受《麥考林》採訪時表示：“冬天寒冷刺骨，夏天酷熱難耐。就人類居住而言，這裡是不舒服的。”情況太糟糕了，她去見客戶的時候必須穿上大衣，戴上手套，但她還是在發抖。(這座監獄的新一側於2014年完工，更適合人類居住。)
瓊斯說：“這是一個相當糟糕的建築，但裡面發生的事情更糟糕，他們可以盡情地修繕這棟建築，但這不會改變裡面的文化。”
瓊斯提供了“一個在石山生活的典型例子”——一個客戶因非法闖入而被捕。瓊斯說：“我請求法官不要把他送到石山。”她的當事人只有18歲。她在法庭上說:“讓他去省級監獄裡服刑，這樣至少他不會受到幫派的影響。”
她的請求被忽略了，少年被送到石山監獄。不久之後，他被一個幫派招募去攻擊一個獄友——一個被獄警確認為性犯罪者的人。這名少年被判新罪名成立，這意味著他在這所臭名昭著的監獄的服刑時間將延長。
瓊斯說：“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把人送去那裡，我們在幹什麼？把人關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地方，這樣我們就會覺得正義得到了伸張？”
有些幫派在監獄裡有自己的地盤。一名獄警告訴《麥考林》的記者，按幫派關係將成員隔離開，是希望將互相敵對的組織分開，以防止暴力。一些囚犯進入監獄時已經與一個幫派有聯絡，但許多人加入幫派是為了保護自己，或者是為了加入利潤豐厚的毒品交易。已有大量資金投入緝毒犬和人體掃描器，然而監獄裡的毒品氾濫卻有增無減。2017年，加拿大的監獄裡有70名囚犯吸毒過量。
一位在草原省工作的（未被授權公開發言）的懲教人員解釋說，“令人難以置信的過時”的基礎設施也會讓懲教人員的生命受到威脅。執行系統中的陳舊技術可能會導致開門或進入正確的監視器的延遲，“這會讓我們的工作更加危險。”
雖然監獄不再用鐵鏈鎖住站著的囚犯，但單獨監禁的牢房看起來與坎貝爾看到的“洞”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加拿大仍然將囚犯關在狹小的、沒有窗戶的牢房裡，每天22小時，甚至更長，長達數月或數年。這符合聯合國對酷刑的定義，加拿大也認可這個定義。儘管如此，加拿大政府還是為這種做法辯護，堅持將其定性為“行政隔離”。法院對這種委婉說法不以為然，並按其本質稱其為：單獨監禁，違憲。
2019年6月，在首個法院下令聯邦政府必須停止這種做法兩年後，特魯多政府終於透過立法取代了這種做法。他們將這種新的隔離牢房重新命名為“結構化干預單元”。
新系統應該增加保障措施和心理健康支援。他們應該讓犯人有更多的時間走出牢房，與人進行有意義的接觸。牢房本身也煥然一新：有些刷了一層新漆，貼了一張海報，有些牢房則給犯人提供了電視和更舒適的住宿條件。
但資料顯示，情況總體上並沒有改善。
受敬重的犯罪學家安東尼·杜布最初被特魯多政府邀請去研究如何廢除單獨監禁，以支援新的“結構化干預單元”。在媒體的關注促使政府交出資料之前，他被阻撓了一年多。他今年2月釋出的最新報告顯示了情況有多糟糕：“我們估計，在結構化干預單元”中，有28.4%的人屬於‘單獨監禁’，另外9.9%的拘留符合‘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定義。”
法律規定犯人每天有四小時的外出時間。這是不會發生的。法庭表示，任何少於兩小時的懲罰都是殘忍和不尋常的。無論如何，它仍在繼續。
加拿大懲教署拒絕接受調查結果，聲稱杜布的資料有誤。
長達一年的資料為這樣一種觀點提供了證據，正如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公民自由協會（B.C.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所說的，這些改革只是“裝點門面”。參議員金·佩特（Kim Pate）花了近40年的時間倡導真正的監獄改革，他從一開始就警告說，所謂的改革會積極地“讓事情變得更糟”。
加拿大懲教署報告稱，自去年12月以來，他們已經審查了1100個新“單元”的安置情況。在這些審查中，有四分之一的審查建議他們採取額外措施改善囚犯的條件，而只有2.5%的審查建議解除對囚犯的隔離。這個新政權實施了新的官僚機構，卻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原有做法，兩個省的法院抨擊這種做法違憲，聯邦政府最終接受了這一裁決。
在新冠疫情期間，許多囚犯意識到新舊牢房的區別並不大。出現新冠病毒症狀的囚犯被關進舊的單獨監禁牢房，每天只被放出20分鐘洗澡或打電話。
布萊爾對本刊說，鑑於疫情蔓延，這些措施是“必要的”，而且這些措施“無意以任何方式侵犯任何人的權利”。
有些監獄甚至更糟糕。魁北克省Sainte-Anne-des-Plaines監獄“特別處理單元”的囚犯提起訴訟，指控說他們每天被單獨監禁的時間超過22小時。這種“單元”旨在處理危險的性罪犯，鼓勵囚犯接受化學閹割。一名囚犯在一份宣誓書中說：“我相信，除非我接受這樣的待遇，否則我永遠不會被轉出禁閉區。”加拿大懲戒署堅持認為，該囚室的囚犯“享有與其他囚犯相同的權利和監禁條件，但出於安全要求必須加以限制的除外。”
儘管懲戒署專員安妮·凱利拒絕就此事接受採訪，但《麥考林》雜誌在一場無關的新聞釋出會上詢問了她關於加拿大監獄單獨監禁的情況。她說：“我們已經沒有單獨監禁了，”她堅稱，除了“早期的一些小問題”外，結構化干預單元已經成功實施。
在被追問到杜布的資料時（該資料清楚地表明懲戒署正在實踐單獨監禁的定義），凱利把責任推給了囚犯。她說：“在某些情況下，囚犯實際上不想走出他們的牢房，儘管我們多次嘗試讓他們利用這個機會。”
因食物發生的暴力問題
2016年12月14日下午1點30分，薩斯喀徹溫省監獄的工作人員透過監獄的擴音器宣讀了防暴法。囚犯們進行了一場全監獄範圍的罷工，封鎖了一排排牢房，抗議監獄的惡劣條件和食物配給的縮減。整個監獄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加入了行動，這些人主要住在中等安全級別的“單元”。
監獄叫來了危機談判代表，用擴音器要求囚犯回到牢房並上鎖。囚犯們對這些置之不理。手持警棍和獵槍的警員被派往射擊場，與投擲燃燒碎片的囚犯搏鬥。
暴亂平息後，警察發現了傑森·倫納德·伯德的屍體。他被其他囚犯毆打和刺死，原因不明。伯德因私闖民宅被判兩年半徒刑。
一份內部調查的結論是，暴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監獄的食物狀況造成的。廚房工作人員曾警告典獄長，資金削減意味著他們無法為囚犯提供足夠的食物。
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懲教調查人員發現，聯邦監獄提供的五分之一以上的飯菜不符合加拿大基本食品指南的要求，加拿大懲教署沒有尊重囚犯的飲食限制，飯菜有時在不衛生的條件下製作，大量的食物被浪費。
記錄其營養價值的內部電子資料顯示，如果一個囚犯吃掉盤子裡的每一粒食物，他們每天將獲得大約2600卡路里——加拿大衛生部建議，活躍的成年男性實際需要大約2900卡路里。這些飯菜的脂肪和鈉攝入量也大大超過了加拿大衛生部的指南。(懲教署在一份電子郵件宣告中寫道，他們在設計膳食時遵循了“一套全面的健康人群營養參考值”。)
這些問題可以追溯到集中生產食品的時候。2014年，為了節省成本，懲戒署改用“烹飪-冷藏”模式，食物在區域中心準備，冷凍，然後運到監獄，在那裡再加熱。
太平洋監獄的囚犯諾曼·拉魯說：“人們以為我們在這裡吃得好嗎?”哦，天哪，那是——嘔。”
拉魯在廚房工作。正如他向《麥考林》解釋的那樣，在“烹飪-冷藏”模式問世後，要做的工作突然少了很多。他說：“今天的午餐是乳酪通心粉。大約兩天前，我在廚房現場做了真正的通心粉面，僅此而已。其他的都裝在袋子裡。”拉魯說，提供給囚犯的食物“僅夠維持一個人的生命”。一名獄警告訴《麥考林》，“我們在未來五年面臨的任何大規模騷亂都將是由於食物。”
“烹飪-冷藏”模式意味著懲教署每年在每個囚犯的伙食上花費2300加元，大約每天5加元。
布萊爾駁斥了“某些東西在結構上是錯誤的”的觀點，但他說，“可能有個人，因為他們的身體活動水平或其他健康考慮，有獨特的要求”，有些人“可能想要更多。”
我問布萊爾：你能靠每天5加元的飲食保持健康嗎？
布萊爾表示反對：“我不能根據你問題中的金錢進行計算。”
監獄的問題遠不止這些
囚犯經常被升級到安全級別更高的設施，這些設施更加危險，提供的支援也更少，有時是基於模糊和主觀的標準。其中一名囚犯因“表現出消極態度，多次違反規則”而被升至中等安全等級。種族主義也起了一定作用，2013年，一名懲教調查員發現，對於黑人囚犯來說，“肢體語言、說話方式、表達方式、著裝風格和與他人的交往常常被懲教中心的工作人員視為幫派行為。”
《環球郵報》10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黑人和土著囚犯被列為安全威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儘管資料顯示，他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低於白人罪犯。
保羅·加拉格爾（Paul Gallagher）是一名同樣因販毒指控而被監禁的土著囚犯，他被從最低安全級別提升到中等安全級別，因為懲教署打算開設一個面向土著居民的牢房，“他們需要人手。”他提起申訴並且獲得了勝利，但他仍然沒有被轉移。
申訴是囚犯尋求平反的少有途徑之一，理應在4個月內得到解決。事實上，懲戒署承認，這些問題需要3年時間才能解決。從技術上講，囚犯可以就他們對待遇向法院請願，但這很少有效。當一名囚犯就其監獄條件向省級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時，法院駁回了案件，命令他支付總檢察長費用，並禁止他向法院提出任何其他申請。
並不是每個官員都有問題。心地善良、訓練有素的懲教人員很多。一名獄警說：“他們一進門，在進牢房之前，我們就會給他們做一次演講，比如說，‘在這裡，如果你們尊重我們，你們在這兒會比較好過。”他說，優秀的獄警樂於做“需要他們提供幫助的上千件小事”，“我們和這些人建立起關係。這樣，當有嚴重的事情發生時，他們就會聽我們的。”
這位獄警說，不是每個監獄都像他的監獄那樣支援囚犯。即便如此，獄警也不能決定誰應該關進或不被關進監獄，他們只需要管理好即可。
監獄一直在努力處理有嚴重心理健康問題的囚犯的數量。一位官員說：“我們是執法人員，不是心理學家，”有心理健康工作者訪問監獄，他們晚上和週末都不在。“我們確實接受了一些關於這類話題的培訓。但我的意思是，這就像只有一天的訓練，你知道嗎？”
懲教調查人員一直髮現監獄裡缺乏精神健康支援，事實上他們還發現一個女子監獄的官員懲罰了那些自我傷害的囚犯。變性囚犯的問題尤其嚴重，他們中的一些人仍被關押在與其性別認同不符的監獄中，他們往往被隔離，表面上是為了自身安全。
服刑時間理應是“有效率的”，但事實卻很少如此。監獄裡也有教育專案，但基本上都是一刀切的——一個擁有大學學位的前囚犯回憶說，他不得不坐著讀完相當於八年級的課程。
也有一些以土著居民為重點的專案，但機會不多。囚犯可以使用電腦，但不能上網。懲戒署的指令仍然要用到“軟盤”（譯者注：現在電腦都已經不用了）。現有的工作一般都是卑微的輕工，而且幾乎提供不了什麼適應市場的技能。然而，工作往往是必要的，因為囚犯需要為食物付費以補充飲食，而且電話按分鐘計費。監獄會從囚犯的工資中扣除“食宿”費用，囚犯每天最多隻能掙6.9加元。
但是，當連這些專案都消失時，就像他們在疫情封鎖期間所做的那樣，懲戒人員說：“就只是暴力。那簡直是一場噩夢，每隔幾天就會有服藥過量、自殺未遂和刺傷事件發生。”
荒謬的做法
越是仔細觀察加拿大的監獄，就會發現這種做法的荒謬之處越來越明顯。
不可避免的是，一些犯人需要被關起來：目前約有800名犯人被指定為“危險罪犯”，這意味著他們不能被釋放。大約四分之一的聯邦監獄囚犯是無期徒刑或不確定刑期的徒刑。
然而，其中逾30%的人因非暴力犯罪入獄，主要是毒品和財產犯罪。批評人士多年來一直在想：為什麼他們需要被關在充滿暴力的聯邦監獄裡，在加拿大政府的資助下，扳著指頭數日子？
在申請完全假釋的人中，只有不到40%得到批准。對於那些獲得釋放的囚犯，通常無處可去：2018年，審計人員發現，為獲釋囚犯提供的中途宿舍和社群專案普遍爆滿。一些被批准釋放的囚犯繼續蹲在監獄裡，因為那些地方沒有足夠的空間了。
加拿大量刑委員會1987年的一份報告簡明扼要地闡述了這個問題。報告中寫道，加拿大的過度監禁問題“不能透過修補現行制度或敦促決策者改進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來消除。”
賈斯廷·特魯多五年前上臺時，曾承諾施行更多的恢復性司法（譯者注：恢復性司法強調以尊重、同情和包容為原則，對犯罪造成的損害予以彌補），減少對土著居民的過度監禁，並徹底結束單獨監禁的做法。他曾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者下跪，併發誓要聽從真相，響應和解委員會和“失蹤和被害土著女性全國調查”的號召。在9月的“王座演講”中，他再次承諾,“要解決刑事司法系統各個階段的系統性不平等。”
然而，他有什麼表現？他的政府延長了許多罪名的最高刑期。截至2019年1月，政府律師對173項挑戰憲法的強制最低刑期進行辯護。訴訟針對的是特魯多政府在監獄疫情中表現，監獄勞動的剝削性質和魁北克省監獄的“特別處理單元”。單獨監禁的天數仍然沒有上限。監獄中土著居民和黑人的過度佔比正在惡化。
一份來自懲教調查員的2月份的報告發現，幾乎沒有證據表明聯邦政府在過去一年中減少了監獄人口，但確實發現，由於犯罪率下降、法庭審理延期以及法官在疫情期間尋找監禁的替代辦法，監獄的總體人口有所下降。即便如此，土著人民受益最少。辛格（Zinger）發現，“非土著囚犯的下降速度是土著囚犯的兩倍。”
即便如此，人口的下降還是讓辛格建議聯邦政府應該考慮“關閉一些監獄，重新分配工作人員和資源，以更好地支援囚犯安全、及時和健康地重新融入社群。”特魯多政府並沒有表示打算採納這一建議。
自由黨議員納撒尼爾·厄斯基·史密斯（Nathaniel Erskine-Smith）對《麥考林》表示：“我們承諾進行重大的刑事司法和監獄改革，但我們還沒有看到這項改革真正落到實處。”
今年2月，司法部長大衛•拉麥迪（David Lametti）引入了新的立法，最終廢除了一些強制性最低刑罰。該法案還擴大了監禁的替代措施的範圍，並制定了新的原則，來鼓勵警察和檢察官避擴音起毒品指控——基本上是採用了厄斯金·史密斯之前提出的立法。
儘管這項立法因其所做的事受到稱讚，但它也因其未做的事而受到抨擊。2016年被特魯多任命為參議員的佩特稱這項立法是“為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伸張正義”，他說，由於保留了大多數強制性刑罰，它“沒有采取我們現在需要的那種大膽等步驟”。
加拿大的監獄陳舊、不人道、暴力且昂貴。它們根本不起作用。20年前，新不倫瑞克大學的研究人員對50項有關監禁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譯者注：不是對原始資料的統計，而是對統計結果的再統計），跨度長達半個世紀。他們找不到“任何證據表明監禁可以減少累犯”，也得不出“監獄不應該以減少犯罪行為為目的”的結論。兩年後，他們重新進行了這項研究，觀察了10萬名囚犯。他們發現了同樣的結果：監獄並沒有減少犯罪，反而增加了犯罪。
“在政治上，這一切都毫無進展。”
(加美財經專稿，抄襲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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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小浣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