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仲夏，是我平生以來遭遇到的最黑暗最倍受煎熬的一段日子。我兒子病了，一向健康活潑青春激揚的他臥床整整兩天，不吃不喝，頭劇烈疼痛，臉色蠟黃。在當感冒治療無效後，送醫院做CT檢查。天哪，我兒子腦部長了腫瘤。檢出的結果意味著什麼像晴天霹靂瞬時將我擊垮。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把兒子送到北京國內最好也是世界一流水平的醫院救治。但情況的發展越來越讓我們悲痛絕望——腦部惡性程度奇高的腫瘤——醫治基本無望——生存期所剩不多。8月20日下午，醫生冷冰冰的對我們說：該考慮回家為孩子準備後事了。望著一直是父母眼中溫順聽話懂事的兒子，這個昔日老師同學眼中曾獲全國英語競賽大獎的學習尖子，怎麼說不行就不行了呢？我幾乎瘋了，不顧一切的在病房裡大放悲聲。孩子爸爸的頭髮幾乎一夜之間全變白了。

兒子所在的學校——鄭州七中的老師和同學們派代表送來了寫滿鼓勵孩子戰勝疾病的筆記薄，表達的真摯情懷與祈禱，石頭聽了都會掉淚。

我們夫婦倆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們來了，給我們送來了生活與經濟上儘可能多的幫助與支援。

遠在國外的親戚心急如焚，晝夜上網向全球傳送求救資訊。美國紐約一家醫院看到了求救資訊，用最快的速度告之可以用最新研製的藥物延長我兒子的生命並表示願意提供免收治療費的幫助。我們似乎看到了兒子獲救的一絲希望。在許多好心人的幫助下，兒子在鄭大一附院做了一個緩解腦壓的分流手術，以確保他能經得起飛機的長途顛簸。鄭州市公安局外事處用了不到24小時的時間就把出國護照交到了我的手中。我們全家也開始打點行裝做出國治病的一切準備。然而，美國大使館在與紐約醫院核實是否真的提供鉅額治療費的問題上發生了誤會，使簽證程序出現波折，簽證的事一下沒了著落。時間一天天過去，兒子生還的希望彷彿漸漸遠去。望著被病魔折磨已經失形的兒子，我悲痛欲絕，終日以淚洗面。

清晰的記得，那是一個陰雲濃重的星期天下午。早已沒有生氣顯得冷清壓抑的家被一陣輕輕的叩門聲撩動了。孩子的爸開啟門，一個怯生生的女孩兒聲音順著門縫飄到了我的耳朵裡。“叔叔，我們是劉匡寧的同學，我們想他，就在門外看他一眼，送他一點東西就走，行嗎？”孩子的爸讓來人進了屋。是三個中學生模樣的女孩兒。那時，兒子被病痛折磨的已不能站立，骨瘦如柴，殘酷命運結局的暗示已將他思想折磨的麻木不仁，他很長時間都不說話了。三個女孩兒哭了，哭的悲切悽楚。一個女孩兒從書包裡拿出一個花色絲線上懸掛著的一個好似西藏服飾圖案的銅質圓徽章，掛在我兒子脖子上，說：“叔叔，阿姨，這是我去西藏寫生，請藏族轉世小活佛專門為劉匡寧開光的平安符。”隨後又放在我兒子手裡一封信，在我們不知如何是好還呆楞著的時候，三個女孩兒抹著淚走了。信被開啟來，絹秀的字型映入眼簾。“匡寧，我的禮物雖小，但它寄託著我和同學們對你最真誠的祝願。你一定會好的，你要堅持住，勝利屬於你。”我的目光移向兒子，只見他把那塊平安符緊緊握在手中貼在心的位置久久的一動不動。

事情的轉機奇蹟般地出現在了第二天。美國大使館傳信：同意簽證，馬上來辦。拿到簽證後我們迅速訂購了次日的飛機票。那一年初冬的北京大霧迷漫多日，首都機場一個星期的航班全被延誤。我們的航班會受影響嗎？心中的疑團與焦急交織在一起。然而就在我們奔向機場的路上，雲開霧散，太陽露出了久違的面容。我們乘坐的飛機準點起飛。飛到紐約後，更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但第二天，紐約就下了入冬以來最大的一場雪，機場封閉了兩天。到紐約的第四天是我兒子到醫院初次檢查的預定時間，這時天空放晴，冰雪消融。美國的親威拍拍我兒子說：“呀，匡寧怎麼這麼好的運氣！”真正的好運還在後面呢。先是醫院經過認真檢查，發現我兒子腦部中的腫瘤不是惡性的，竟然是可以手術根治的良性腫瘤。接下來的手術做得又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在我兒子基本康復從美國回來後的兩個月，也就是2003年6月底，美國的親戚打來電話告訴我們：美國紐約的醫院為匡寧辦了一個社會福利醫療卡，持有此卡，可以不受任何程式限制的享受美國官方醫療機構的救助，還可接受社會福利和慈善機構提供的食品、住房方面的救助。我們真高興呀！好運怎麼會如此眷戀我們？我想到了那個好心善良的女孩兒，想到了那塊不平常的平安符，難道真是它把蒼茫無限的宇宙中上帝拯救兒子生命的旨意傳遞給了我們？哦，我想，最主要的還應該是那個善良的好女孩兒和所有的好心人表現出的人間真愛、善舉以及人類對寶貴生命尊重的偉大精神，撼動上蒼，嚇退死神，拯救了我兒子的生命。

那個女孩兒後來大概是在刻苦學習，備戰競爭激烈的高考吧，一直再沒有和我們聯絡。她是當年的應屆畢業生，或許經過艱苦努力和激烈競爭，已經考取了自己心儀的大學。這個好女孩，你現在已經如願了嗎？你可知道，我們全家衷心感激你，真誠祝福你在所有的日子裡幸福快樂，真誠的希望好運與你一生形影相隨。

孩子的母親 李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