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20年11月，接到老家紀委的通知，他們想跟我見個面談一談，知道我在湖南，怕我時間不充裕，打算派人到長沙。

我問，什麼事，他們說，為了我改名字的事。

第一時間有點沒明白，改名字的事是什麼事？對方說，你上初中用別人學籍上學的事。

哦，恍然大悟，他們是想來查我是如何變成褚朝新的。 聽說他們要到長沙，我順勢說那還是我回去吧，最近帶娃很辛苦，正好休息一下。

11月27日，一下高鐵，一個親屬和三個不認識的中年男人在出口等我。後來知道，有一位是老家鄉鎮的紀委書記，另外兩位是縣紀委的。

大家擠在一輛車上，往縣城走。路上他們問我去哪裡談，找個茶樓還是去辦公室。

如此嚴肅的事情，當然是去辦公室。於是，他們開車直奔縣紀委。縣紀委如今從老縣委大院搬出來了，與前些年新建的縣檢察院在一棟大樓裡辦公。

路上，他們再次明確要了解1994年我用褚朝新的名字上學的事情。

我原名不叫褚朝新，這件事我公開說過好幾次，並不諱談。如果他們要調查此事，當然更不能迴避。

再說了，也不是第一回接受紀委的調查。

2014年左右，我寫文章點名批評在位的省紀委書記，事後，省紀委派了一個調查組到老家。老家的縣紀委書記曾任宣傳部長，因工作與我有些不睦，在接受省紀委談話時，他仍對我做出了客觀的評價：褚朝新很關心家鄉的建設發展，據我們所知，他在老家沒有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為。

此事兩年多以後，才有一名廳官將這一番話告訴了我。聞知此事有點意外，也十分感動，時任縣紀委書記雖與我不睦，但沒有趁機潑髒水。

第二回，是2018年年初，臘月二十七的晚上，當時供職的報業集團紀委派員三名到武漢找我談話，還做了筆錄。我苦口婆心跟他們講道理、談新聞理想、談新聞專業主義，還破例跟他們講了輿情應對的問題，他們在請示上級後當著我的面銷燬了第一份筆錄材料，次日約我重新做了一份筆錄材料。

第三回，是2019年12月30日，因我作文點名批評時任陝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唐勇，陝西省紀委也是派了三個人到長沙，並給湖南省紀委發函借用了長沙市某區紀委的辦案點與我進行了一次談話，也做了筆錄材料。做完筆錄材料，還一起吃了個盒飯。

老家縣紀委這一次，算是第四回因個人問題與紀委打交道了。

02

在報社，我除了有過資深記者、高階記者的名頭外，基本沒有擔任過任何領導職務，嚴格來說過去不該由他們來找我，但常年與各種官員打交道，深知直接面對我的具體經辦人員都只是奉命行事、職責所在，不想讓他們為難，所以只要他們因工作需要找我瞭解情況都很配合。針對個人的問題，他們問什麼我說什麼，真的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老家縣紀委找我調查瞭解情況，當然也是認真對待，如實回答他們的問題

我是1991年上的初中，1994年畢業。因為成績不好，那一年沒有參加中考。1994年秋天開始了復讀，並在1995年用褚朝新的學籍、姓名參加了中考，然後考上了高中。初中同學，都喊我原來的名字，高中以後認識的所有人，都喊我褚朝新。我用褚朝新這個名字，活了已經26年。

那個年代的教育政策，據說是不允許初中復讀，復讀的學生沒有學籍，要參加中考只能用其他輟學的學生的學籍。而當時，讀書無用論已然在鄉間流行，加上老家貧窮，很多人初中沒讀完就輟學出門打工賺錢去了，他們的學籍空了出來，成了我們這些復讀生參加中考的工具。

這種情況當時十分普遍，上高中以後，僅我所在的班上就有上十人是這種情況。我那一屆高中一年級一共7個班，這類復讀生估計有上百人。按照這個規模算，那些年此類復讀生估計有數千乃至上萬人。

有些復讀生情況比我複雜，我本姓褚，只是改了名字，很多人當年是連姓都改了。他們有的高中改回了自己的本名本姓，有的至今還用著別人姓名。

2016年5月，1982年生的湖北省漢川市委副書記洪永旺被公示擬任安陸市市長，號稱湖北當時最年輕的縣市長。公示不久，他被舉報。據我事後瞭解，洪永旺是他一個堂兄弟的名字，與他的真名只有一個字之差，他也是初三借用了堂兄弟的學籍復讀了初三。

此事被舉報後，洪永旺的選拔程式被迫終止。最後，因沒有如實向組織彙報這一情況，他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後來，他辭職離開了官場，如今在一家民企做高管。

如果我老家和洪永旺老家都存在借用學籍復讀的情況，那如今的地方官場，估計還有大量這類“隱姓埋名”的人。

褚朝新和洪永旺這樣的情況，在當年十分普遍，機緣巧合我們都沒有改姓，很多人則很無奈，本姓王，用了別人的學籍改姓了張，成家立業後有了孩子，又設法把孩子改回了本姓，於是一家三口三個姓，孩子既不跟爸爸的姓也不跟媽媽的姓，外人不解，當事人還不好解釋。

“替名”這件事，我以前寫文章公佈了兩次，接到很多讀者來信，有很多人有相似的經歷：

“座標南陽。我參加中考時，亦是如此。復讀用的同村同姓輟學打工的同學的名字，高中三年，一直用人家的名字，很是疑惑，但是無人釋疑。高中畢業證也是那個名字。高考前，老師突然說，可以用回自己的名字，但是屬於同等學力的社會青年，不能報考軍校等一些特殊學校，別的不影響。也可以用學籍上的名字，但是以後可能會比較麻煩，記得我們班級好多人，都是這種情況，為此大家集體痛苦了好久，最終大部分人選擇用回回自己的名字。”

“關於用別人名字的事兒，在學校工作的我接觸很多，教師裡邊太多人這樣了，找到姓一樣的算幸運。我身邊就有一個您文章中提到的改名之後導致父女不同姓的現象，也有一個用親兄弟名字的。”

“唉，正在被調查，就因為這個被別人舉報了，過幾個月把我叫去一次，讓提供高考准考證，我上哪找去？還讓我去找那個人，讓他證明我自己考的試，現在就吊著我，一年半了，也不處理。”

“2007年讀高中，班裡依然也有這種情況，初三複讀用別人的名字，也有十幾位同學。不過高二就都改成自己名字了。”

“我是1989年考上的中等師範，班上41個同學，和我一樣使用原名的僅有11人，唉！”

“這種因教育體制衍生的掩耳盜鈴喜劇太多了！我一高中同學，家境太差想考中專早就業，初中復讀三年，年年換名換姓，先跟別人說姓他媽姓，再編造說跟他媽改嫁姓，然後沒法解釋跟誰姓就不讓問了二十年後我們知道真相，卻笑不出來。”

“我是河南生人。高中確時有不少同學是用的別人的學籍中考，高考前他們大多把名字改過來了，也不知道為何高考前還能改名換姓，甚至把年齡也能改掉，莫非是重新造了一個學籍？那是那個年代經常有的現象。放到現在，幾乎是不可能了。”

03

由此可見，類似的歷史原因導致隱姓埋名的不止我一個。

褚朝新是我復讀時的同桌，不同村，但相隔可能也只有三五公里，瘦高個，同桌只有半學期，初三下學期他就再沒到學校上學，據說是打工去了。

上高中時，一個週日的下午遇到過他一次。當時我從家裡往鎮上走，準備搭班車回學校上晚自習，他從鎮上騎腳踏車回他的村子，路上偶遇。

他下車問我，去哪裡。我說去搭車回學校，他調轉腳踏車車頭，非要送我去坐車。我也沒有多推辭，搭他的腳踏車去了車站。此後，再也沒有見過他。

2010年左右，我已在北京一家報社工作，有反映情況的人找到了我老家。此前，他根據我的名字找到的另外一個村子。我當時明白過來，他應該是找到了另一個褚朝新所在的村子。

當時復讀，都是學校操辦的，而學校敢違背當時的教育政策多半也是地方政府明知而默許的，為了升學率，為了多考幾個重點高中，學校也沒有找我們這些復讀生多收一分錢。說句老實話，家裡當時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如果要收錢，我多半也復讀不了，肯定也會出門打工去。

當年我只有十五六歲，復讀的事情是家長和學校聯絡安排了，事情過去已經過去了25年，很多事情也確實記不起來，但記得的基本都如實說了。

很難得，縣紀委針對我這件事的調查做得非常細緻，他們整理蒐集的材料里居然還有我的中考成績和大學錄取通知書等，這些東西我自己手裡都沒有了。當時很想讓他們影印一份給我，沒好意思說。

談完話看筆錄材料才知道，我不是被調查物件，只是證人。草草看了一下，我一一簽名按了手印。工作人員告訴我，這件事到此就基本結束了。臨走，他們還提出留我吃晚飯，我婉拒了，當時一幫朋友在市裡正等著我去喝酒。

有些人可能要說，你現在是賦閒沒工作，當然敢說這件事。事實上，用別人的學籍上高中這件事，以前寫文章說過好幾次了，當時我還在報社工作。

此事，從未打算隱瞞，一直在面對，如今被官方正式調查了一次。這大概就算官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