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疫情仍在，但去年以來觀眾壓抑許久的觀影熱情以及影院生產力已無可阻擋，帶來了2021年春節檔中國電影市場的空前火爆。

在這樣的市場語境下，奇幻動作冒險片《刺殺小說家》到目前累計超9億元的票房產出，著實令人遺憾。事實上，《刺殺小說家》雖沒成為大眾首選的爆款，但卻是一部有著鮮明作者信念、藝術美學品格、工業化實踐突出的優質佳片，尤其在從文學到電影的跨媒介改編創作方面，具有突出的獨創發展。

《刺殺小說家》與曾在全球引發票房熱潮和社會反響的克里斯托弗·諾蘭電影《盜夢空間》有異曲同工之妙。《盜夢空間》透過多重夢境構建一個結構紮實、邏輯嚴密的愛情故事；《刺殺小說家》則在多線敘事、時空交叉、遊戲影像融匯的複雜花哨形式下，講述了一個劇作結實、邏輯順暢、視聽奇觀的親情倫理故事。也如同《盜夢空間》中諾蘭始終強調意識決定物質、有想法就能創造現實的主題理念一樣，《刺殺小說家》以鮮明的主題核心為牽引來構建故事與精彩敘事，即路陽導演堅持的“只要相信 就能實現”的創作信念與電影內在精神。正是這種正能量價值理念的植入以及核心人物（創作者與人物形象）的內驅推動，才成就了影片《刺殺小說家》歷經數年克服萬難最終完成，也導引觀眾在欣賞精彩故事之餘發掘更多的意義空間。對當下中國電影市場來說，這種創作實踐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刺殺小說家》核心精神理念的有效建構，既奠基於原著小說，更拓展於編導影像改編的二度創作。影片改編自雙雪濤的同名短篇小說，作者觀察到拐賣兒童、陰謀犯罪等社會現象，融入父愛親情、堅持不放棄的情感精神的多層次思考，搭建了現實與想象交織的“戲中戲”套層框架。現實社會中缺錢應聘、尋找女兒小橘子的前銀行職員千兵衛被僱陷入刺殺小說家的陰謀中，以及在小說虛擬世界中為父報仇的少年久藏與女孩小橘子挺進頭城刺殺成佛的赤發鬼，兩條故事線索交叉推進，雜而不亂。原著小說將現實、虛構幻想等豐富元素有機融入，充滿想象力與啟發性，為電影改編創造了巨大的戲劇空間和情感張力，但同時因為文學性極強、多重線索與空間混雜，亦給影像創作帶來較大的困難。

從文字到影像，影片《刺殺小說家》最具獨創性的是內容與形式的融合。編導在尊重原著精神內涵的基礎上，切實把握倫理主題精髓，創造發展映象敘事的互文字樣態，匠心獨運地呈現出內容與形式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相互影響。具體來說，影片基本上保留了原著小說雙線索交叉的核心情節與敘事框架，現實時空中父親關寧尋找女兒被僱刺殺小說家、虛構時空中路空文斬殺赤發鬼的故事錯落有致、有序推進。但同時編導充分呼叫天馬行空、浪漫理想的自由想象，採用取其筋骨、豐滿血肉的手法，融匯奇幻、冒險、武俠、動作等型別元素，將原故事情節發揚光大並創新拓展，同時在故事虛構時空中呼叫現實主義邏輯去夯實敘事肌理，精心打磨情節細節與人物心理，使得故事兼具感性與理性的審美特質。

互文性，通常指兩個或兩個以上文字間發生的互文關係，而且多個文字之間可以形成復調結構、多元化合的互聯空間，從而可能產生更深度延展的戲劇性與表意性。從文學到電影，《刺殺小說家》的戲劇張力與最大看點在於兩個時空——現實世界與異世界——的設定，智慧時代的現實都市世界常規熟悉，南北朝特色的古代異世界則具有極致的東方想象與文化質感，兩個世界完全不同。不同時空中的人物設定與故事進展各異，現實世界所發生的失女父親被設陷“刺殺小說家”的陰謀，與虛擬異世界中復仇少年空文弒殺殘暴赤發鬼的情節，原本是人物相異並關聯疏離，如果無法找到巧妙的連線點和觸發口，交叉敘事時易流於相互孤立。為此，編導竭盡所能地鋪墊設定雙時空之間的情節關聯與細節，架設從現實世界轉向超現實的異世界的“故事之橋”，巧妙強化和深度挖掘兩個時空之間的內在呼應性與多元互文性，創造影片一個故事、兩種講述、共時交叉的映象敘事結構。

原小說最核心的懸念是主人公是否殺了小說家以及虛擬世界中赤發鬼是否被少年所殺，這是型別電影的常規設定以及敘事縫合，但電影卻在此基礎上又獨創性地拓展了懸念的多層次與戲劇性。片中現實世界中的集團老闆李沐逼迫關寧刺殺小說家的幕後動機，表面看似小說中提到的赤發鬼命運左右其生死，深層次卻是意欲斬草除根的陰謀，即李沐曾是小說家路空文父親的好友，卻因權欲利益害死了其父，刺殺實際上害怕路空文復仇而先下手為強。這種懸念的深度生髮與雙重設定，有效且合理地完善了現實世界中刺殺陰謀的邏輯性，巧妙地呼應了異世界中赤發鬼曾是少年空文的父親的好友、亦因權欲當道而殺害故友的情節設定，在相似設定中形成了有趣的映象對照與戲劇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承載了影片對物質權欲和人性異變的批判意義。

針對原小說結尾沒有敘述現實世界中父親是否找到女兒的開放性設定，影片設定了現實世界中關寧找到了女兒，同時異世界中的紅甲戰士父親也成功挽救了女兒，實際上是編導有效綜合了商業型別片的縫合原則以及期待圓滿的觀眾心理，而精心打造的雙時空大團圓敘事。與此同時，如同好萊塢電影常強調家庭親情主導的“善之中心”原則，影片《刺殺小說家》亦緊緊把握倫理親情的精髓核心，將之深深根植於人物的內心與潛意識，精心設定雙重時空線索之間的相輔相成與相互影響。現實世界中主人公數年尋女不得，只能在夢境與異世界的虛構想象中找到，最終虛構幻想又折射於現實期待、照亮了生活現實。銀幕上同一演員扮演的兩個人物，在同樣的父愛中完成了角色合一，在作為情感連線的女兒夢境呼喚及小說笛聲悠揚的牽引下，隨著不斷趨近現實世界與想象異世界的戲劇衝突以及情感命運，人物愈發找到了人性華彩。片中兩個不同時空同一種深沉父愛的敘事要義與情感核心，在精妙的映象敘述結構下，得以獨具匠心地呼應傳達。

人物永遠是故事的核心與電影的核心，沒有很好地塑造人物心理驅動、深層性格與人性洞察，那故事將是概念化、架空的。創作者在小說轉化為電影的過程中，引入夢境、潛意識等心理學專業內涵，深度植入兩個故事中主人公的行為心理，理順了主要人物的特定性格情緒，從而促使敘事動機的合理性、敘事轉向的順暢性，豐滿了整體敘事的肌理與邏輯。原小說中受僱刺殺小說家的千兵衛與講述少年刺殺赤發鬼故事的小說家之間相對疏離，但千兵衛為何最終選擇放棄刺殺，難道只是女兒小橘子與小說中少女同名，或者看到了小說家寫作的堅持執著？人物心理動機有一定交代，但並不飽滿。導演路陽的創作訴求“要把生活中一些抽象的生命體驗，轉化為故事中的具體情節”，從“意識與潛意識兩個維度上都講真話”，由此出發，影片深層次地剖析人物行動與心理，將主人公關寧更極致化地真實塑造。他失女失婚、耗光了積蓄、女兒成為支撐其生命意義的唯一理由，這種創傷心理的持續刺激，透過具像化思維的轉化，才會出現其超前於小說的有關女兒與赤發鬼的夢境想象與情節構設，才能延展出影片中主人公與小說家相互影響、接續創作的合理邏輯，賦予主人公性格與身份發展的新空間。

導演在原小說中看到了“困境下看似無意義的殘破人生所迸發出的強韌的生命力，且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希望在電影中塑造“質樸的凡人英雄”，即普通小人物在特定時刻勇敢選擇成為英雄，凸顯小人物身上的人生亮色與強勁生命力。《刺殺小說家》在自由想象的雙線索敘事結構中，賦予現實時空中的關寧、小說家以及虛擬世界中的少年空文等人物於多重危機處境、多元可能選擇與命運發展。電影改編時極大地拓展了人物之間的互動性與關聯度，促使現實人物暗合於小說虛擬世界中的功能敘事與情感想象，從而激發戲劇衝突的巨大空間。現實敘事中，失女的父親關寧凝望著銀幕上可能是其女兒的照片，幻想女兒還活著，當知曉女兒已死的噩耗根本無法接受，所以當他凝視著小說家聽到“小說中的世界與人，都以某種方式存在”的觀念後，自覺完成了由現實匱乏轉向慾望與虛構的心理認同機制，繼而幻想女兒活著並以此作為繼續活著的動力，才會有後續放棄刺殺、排除萬難保護小說家的勇氣與精神，最終強勁對抗陰謀操縱者，成為真實可信但理想化的救世英雄。

拉康精神分析學認為，觀看是想象性的建構機制，賦予觀者主體的位置。凝視是慾望的投射，幻想則維持了慾望與慾望的舞臺空間，當凝視與慾望產生突變時，則蘊含了敘事轉向的豐富可能性。現實世界中的關寧凝視著小說家路空文，關寧凝視著小說異世界中的紅甲戰士父親，小說家路空文幻想著異世界中的少年空文，實際上他們都是兩兩對照、映象呼應的慾望主體。同時原小說中男律師在電影中置換成從小被遺棄、缺愛渴望愛的女性助手屠靈，作為具有權力慾望的他者角色，她被關寧深切的父愛真情打動而轉變，她的凝視幫助了關寧反抗現實世界中的“赤發鬼”李沐，既補充平衡了性別敘事，也更完善了敘事主體的銀幕想象性建構。

正如原著小說作者評價“《刺殺小說家》是一部在中國很罕見的電影”，影片自由把玩別樣的時空概念與映象結構，超越了原著規限和型別陳規，展現出故事情節腦洞大開背後的現實與“超現實”的互文意義，伸展出奇妙的藝術創造力和文化表現力。同時影片還藉助最尖端前沿的虛擬拍攝、動作捕捉、電腦特效等，創作出充滿想象力、富於審美意蘊的銀幕視聽奇觀。可以說，《刺殺小說家》算得上是近年來從文學到電影跨媒介改編以及中國電影技術美學本土發展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