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得有空閒，泡一杯茶，翻開吳曉波著作的《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看見自己在書末頁的備註——購於湛江書城(2013)……一種陳年滄桑之感，躍然心頭，如同杯中的老茶那般，苦澀味道中帶著絲絲甘甜，越是品味越是沁人心脾，回味無窮；同時讓人視野開闊，一幅幅規模恢宏的經濟變革景象彷彿電影畫面相繼展現於眼前，震撼人心，催人深思。

作者在書中以中國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為主題，歷史時間跨度從公元前8世紀的春秋到當前21世紀的2013年，共分十二講，包括春秋時期的“管仲變法”、秦大一統前期的“商鞅變法”、“漢武帝變法”、“王莽變法、“世民治國”、“王安石變法”、“明清停滯”、“洋務運動”、“兩個民國”，新中國時期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上)和(下)。”

作者在導論中，結合眾多中外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諸多爭論，說到創作本書的起點——從歷史的角度去探索研究，去尋找中國經濟崛起的規律和邏輯，而不是透過理論或統計的角度。(約瑟夫·熊彼特的一句名言:“人們可以用三種方式去研究經濟”:透過理論、透過統計和通過歷史。”)

作者在書中提供了兩個研究工具和得出了兩個結論。提供的兩個觀察和分析的工具，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團博弈法(四大利益集團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四大基本制度指的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得出的兩個存在爭議的結論:“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經濟大崛起與其說是“人類行為的意外結果”，倒不如說是兩千年經濟變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進，我們迄今仍有陷入歷史的閉環邏輯的危險；第二，中國經濟制度上的“結構性缺陷”，是一個“建設性結果”，它與維持千年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關係。”

正所謂“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懷古思今，中外風雲，感嘆古人思想智慧的光芒依然閃耀於現世。“對古人懷有溫情和敬意”的心境油然而生。

看完第一講“管仲變法:兩千多年前的“凱恩斯主義””，不由地對古代賢者能人管仲心生崇敬之情，感嘆今日各種什麼主義的治國思想和經濟理論，其實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在他的思想活動和治國實踐中已經孕育和出現了，雖然相關的思想理論沒有如今這般全面系統理論化，但其雛形是清晰可見的。

“管仲變法”中其治國理政和經濟變革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包括:

1.“四民分業，士農工商”。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為了活躍市井，管仲甚至首開國營色情業。在後世，管仲因此被拜被娼妓業的“祖師爺”，如同魯班在木匠業的地位。

2.“放活微觀，管制宏觀”。所謂“放活微觀”，就是對內刺激商品經濟的發育，對外降低關稅，形成“如水歸壑”的市場聚集效應。所謂“管制宏觀”，就是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其手段則是從財政、稅收和價格三方面綜合入手。在他看來，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財物，自然會招致人民的不滿。最好、最理想的辦法是“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因此，管仲提出了“寓稅於價”的辦法——把稅收隱藏在商品裡，實行間接徵收、使納稅者看不見、摸不著，在不知不覺中就納了稅，而且不至於造成心理上的抵抗。陳寅恪曾說中國的控制術中有“詐術”的成分在裡面，管仲那句“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證。

3.“鹽鐵專營”。由政府控制資源所有權，然後把經營權下放民間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潤，這就是後世非常流行的“資產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管仲變法”之後，中國的政府收入由稅賦收入和專營收入兩項構成，後者的實現，正是透過控制戰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以壟斷專賣的方式達成的。在這種體制內，政府其實變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濟組織”，從而也衍生出一種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國家必須控制“關係國計民生的支柱產業”，國有企業應當在這些產業中“處於主導地位”。

在這種經濟環境中，國有企業是那種“看上去像企業的政府”，而政府則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業”，它們從各自的利益訴求出發，成為微觀經濟領域中的逐利集團。這種制度一旦形成，民營企業叢集就被間夾其中，進退失措，成為被博弈的物件。這一中國式經濟體制延續千年，迄今未變，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4.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他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他主張全面就業而反對消極賑濟，還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透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復甦、促進就業。

5.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後人所漠視的治國思想是“以商止戰”。“止戰”——防止戰爭(無論是內戰還是外戰)是治國的第一要義。後世思想家提出過很多“止戰”的主張，如墨家、道家提倡“以農止戰”，法家是“以戰止戰”，儒家是“以仁義止戰”，明清兩朝是“以閉關鎖國止戰”。就國家內政而言，“以商止戰”就是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就與各諸侯國的關係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並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思想。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他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對於管仲的智慧功過和“管仲變法”的得失，古往今來，縱論紛紜，還是讚譽居多。他的一些治國理政思想和經濟變革思想，即使過了兩千多年，依然存在著理性智慧的一面和值得借鑑的地方，依然在影響著今人。

備註——篇中一些哲理語句:

1.“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語出美國曆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專家魏斐德

2.任何選擇都有代價，統一也不例外。

3.“關於政治經濟、經濟發展、經濟時代問題，都要理解決策者背後的思想模式和意識形態。”語出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格拉斯·諾斯

4.所謂國家，從來是血腥競爭的產物，這是舉世之公理。

5.自古以來，弱者就是變革的發動機。

6.觀念的優先往往比資源的優先更重要。

7.中國曆代的治國思想向來以倡導節儉為正途，這顯然是長期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