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 曹晶瑞 耿子葉 王巍 王穎）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是今年的重點任務之一，其中包括對脫貧縣從脫貧之日起設立５年過渡期。同時，之前釋出的中央一號檔案也明確提出設定5年過渡期，保持原有幫扶政策穩定，防止脫貧人群返貧，接續鄉村振興。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5年之間究竟如何過渡？過渡期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為此，在兩會進行期間，新京報邀請了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陸繼霞和董強，共同探討這些問題。

做好實施監測，預防規模化返貧

5年過渡期的任務之一，就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在經過多年高強度的脫貧攻堅之後，如何能夠更好地鞏固成果，鞏固的難點又在哪裡？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陸繼霞認為，未來最大的風險或許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如何保持對脫貧戶的實時監測，防止規模性返貧現象的出現，另一個是怎樣讓經濟增長的力量惠及到脫貧地區，使得脫貧地區具有更加穩健的發展動力。

“從政策的層面看，我們國家早就提出了摘帽、脫貧之後，幫扶政策不變的原則。”陸繼霞說，“但也要看到，未來5年，過渡期內，鞏固乃至拓展脫貧攻堅成功，仍有困難。最大的難點之一，是持續有效地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程序，這個過程是不能停止的。同時，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也是這些脫貧地區、相對落後地區，逐漸補齊發展短板的過程，只有補齊了短板，鄉村的發展才能穩固，才能更好地保證脫貧成果的鞏固。”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5年既是過渡期，也是接續期，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董強認為，過渡期內需要警惕和防範的風險，一是如何保持各個方面對三農工作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則在於如何把過去外部幫扶的力量，轉化為未來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2020年底，我們國家徹底擺脫了絕對貧困。回顧過去這一階段，政府、社會組織、基層群眾，無不以最大的力量投入到這場戰役中。當我們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勝利，就要警惕，是否會在此時出現疲憊感、鬆了勁兒。”董強說，“實際上，未來的階段，仍舊非常重要，工作也仍會艱辛。尤其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把過去外部幫扶的力量，轉化為鄉村自身的力量。”

董強曾在雲南勐臘縣河邊村長期進行幫扶，他告訴記者，“在河邊村，政府、社會力量投入了很多資源，幫助村裡發展新業態、打造休閒產業，同時，我們也一直在幫村裡建立複合型產業，以應對風險。事實上，這一設計在疫情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疫情期間，村裡的休閒產業遭遇重創，但還有其他產業，如養殖業，有一個農戶，養魚養得非常好，他的收入幾乎沒受到什麼影響。這其實就是一種把外部幫扶力量，轉化為內生動力的努力。放到更大的範圍中，過去產業扶貧中的那些投入，建成的那些產業，怎樣進一步變成可以興旺鄉村的產業，是未來值得思考的問題。”

脫貧攻堅減少了投入低效的風險

脫貧攻堅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到貧困地區。這其中，有一部分是低效益甚至是沒有收益的，或者說，這些投入更重視的是公平，而非以利潤和收益來計算。

那麼，在未來的過渡期中，是否能夠保持之前的投入力度？對此，陸繼霞認為，過去的投入模式並不會改變，“過去的精準脫貧，國家、社會的方方面面，確實投入了巨大的力量，這些投入和努力，在今天其實都變成了鄉村振興的基礎，是把短板拉長的過程。但也要看到，許多鄉村依舊需要更多的幫扶來踏上振興之路，所以我認為，投入還會繼續。以企業投入為例，過去很多企業在鄉村建設扶貧車間，本身惠及的不光是貧困戶，也會招收很多非貧困戶中的人員來務工。在未來，這些扶貧企業、扶貧車間還會繼續運轉，只是不再是扶貧企業，而是會變成振興鄉村的助力。廣而言之，不僅企業如此，我們的政策也是如此，比如五級書記負責制、東西部協作、對口幫扶等，所有的工作都沒有停，而是迅速從扶貧濟困，轉向了振興鄉村。”

扶貧車間、對口幫扶……這些脫貧攻堅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幫扶形式，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模式，更是一種新的理念，董強說，“資源的投入本身不可能是百分百高效的，任何領域都是如此。而脫貧攻堅中的種種實踐，恰恰找到了一種儘可能規避低效、規避投入發生偏離的路徑。在脫貧攻堅中，資金是在縣級進行整合的，相對於以往從省到市再到鄉村的模式，更加高效。以河邊村所在的雲南勐臘縣為例，以前沒有高鐵、高速公路，但在過去5年中，這些都已經建成或即將建成。如果沒有高強度高統籌的投入，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再如鄉村的房屋，在脫貧攻堅中，作為精準扶貧的一部分，大規模的改建、改造，使得整個鄉村的面貌發生巨大的變化，這也是高效的一種表現。”

在投入持續的同時，如何更好地管理已經投入的資產，同樣是過渡期間需要考慮的問題，董強說，“有不少學者已經提出了扶貧資產管理的問題，過去投入的巨大資產，在未來要怎樣管理，怎麼預防資產的流失，更重要的是，怎麼讓這些資產，給脫貧後的村莊帶來更好的產業發展基礎。這是未來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縮小懸崖效應兼顧非貧困戶

過去這些年中，脫貧攻堅中出現了一些特定的現象，比如貧困戶和非貧困戶之間，幫扶政策的懸崖效應，一個年收入4100元的農民，和一個年收入3900元的農民，享受的政策天壤有別，在過渡期中，這個差距是否能夠得到彌補？鄉村振興，如何才能惠及更多的農民？

“在脫貧過程中，我們採用了很多方法，保證脫貧的精準性，比如建檔立卡制度，這本身讓我們更精準地識別貧困戶，且可以根據每個貧困戶不同的情況，進行精準的幫扶。”董強說，“這也是懸崖效應出現的原因之一。在一個村莊中，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和沒有建檔立卡的非貧困戶，得到的幫扶確實有很大的差別。比如在河邊村房屋改造的過程中，建檔立卡戶可以得到4萬元補助，非建檔立卡戶只有1萬。還有醫療，建檔立卡戶幾乎可以得到100%的報銷，還有子女教育、就業幫扶等，都是如此。這樣的做法，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那些在邊緣的人群，他們該怎麼幫扶的問題，這是未來需要考慮的。”

董強告訴記者，在精準扶貧的過程中，對於邊緣人群的幫扶，也有過許多嘗試，“一部分人覺得有懸崖效應，其實主要是指享受的政策幫扶方面，事實上，過去的幫扶是全方位的，包括政策，也包括社會各個領域的力量。比如我們在河邊村，會特別關注那些沒有享受政策，但收入又比較低的群體，以補充政府的資源。類似地，很多公益組織在幫扶的過程中，也都會注意到公平的問題，讓那些處在邊緣的群體獲得更多幫助。”

脫貧攻堅的政策幫扶，針對的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值得注意的是，在未來，這個群體在脫貧之後，可能仍是最需要幫扶的，陸繼霞說，“首先，過去的幫扶政策，針對的是那些最貧困的群體，給予他們最大的幫助。但我們要看到，脫貧之後，他們也只是追上了基本的收入水平線，且還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所以在未來，對這部分群體，也還是需要更多的關注和幫扶。其次，我們也注意到懸崖效應的狀態，這也是未來需要逐漸彌補的。過去，要讓最貧困的人收入和生活達到基本的水平線。未來，則需要逐漸讓所有落後的群體，更快地發展，更多地提升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總體來說，在政策方面，過去更多集中關注重點人群，未來則會逐漸轉為重點群體和落後群體兼顧的狀態。”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