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美國從來不是一個開放的移民國家

一般認為，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但現在為什麼有那麼多美國選民主張限制移民呢？

2016年，主張限制移民的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甚至還當選了美國總統。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真實的情況是，美國實行開放度較高的移民政策，主要是最近半個世紀的事情。

在此之前，除了來自西歐的移民，美國其實是一個嚴格限制移民的國家。

這種移民政策有三個基本特點：

二是控制西歐國家以外的移民；

三是透過同化與歸化，塑造具有同質性的美利堅民族。

我們透過三個故事來說說美國曆史上的移民政策。

早在1818年，紐約和費城的愛爾蘭人社團就向美國國會請願，希望在西部獲得一塊土地，來安置需要救濟的愛爾蘭人。

這聽起來似乎是一項人道主義的政治請求。但是，國會卻無情地拒絕了這一請求。

理由是，如果不同族裔的移民群體都要建立自己的聚居地，就有可能導致美國社會的碎片化。

可見，那個時候的美國國會就意識到，應該塑造具有同質性的美利堅民族，而不是鼓勵不同移民群體保持他們各自的民族特點。

美國國會1882年透過“排華法案”，原因就是19 世紀晚期，華人勞工大量進入美國，引發了美國社會的擔憂。

有議員認為，最大的問題是，華人勞工很難像愛爾蘭移民、德國移民那樣美國化，他們難以真正融入美國社會的主流。

由此，“排華法案”就出臺了。

隨著1880年以後南歐與東歐移民的增加，美國國會先後通過了1921年移民法和1924年移民法，其核心就是移民配額制。

事情的起因是，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義大利人、猶太人、斯拉夫人構成了移民主體。

美國議員阿爾伯特·約翰遜認為，西歐以外的移民會對“美利堅民族的同一性”構成挑戰。

1924-1925年度，中國、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國的移民配額都只有100人，而配額最高的德國、英國、愛爾蘭分別高達51000多人、34000多人和28000多人。

02

美國移民政策的轉向

1965年，美國透過的《移民與國籍法》，該法廢除了移民配額制，由此迎來了美國曆史上移民政策最寬鬆的時期。

為什麼美國會發生這種轉向呢？

政治動力主要是兩個。

一是國際政治的因素。

當時的美國處在冷戰體系之下，美國自己設定的國家形象，是自由民主的標杆。

二是國內政治的因素。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興起，更加註重平等的左翼平權思潮逐漸成了主流觀念。

這樣一來，舊的移民法被視為一部主張種族或族群歧視的法律，政治上就變得不正確了。

由於移民政策的調整，很快，美國移民的結構就發生了重大變化。

1960年，所有美國移民中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移民超過80%。

到了2000年，來自歐洲以外地區與國家的移民超過了80%。

按照美國著名研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估算，美國歐洲白人族裔人口，1960年還高達85%，但到2050年，將會降到47%，也就是低於總人口的一半。

與此同時，來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族裔人口，1960年僅為3.5%，但到2050年，將增加到29%；亞洲人族裔，1960年僅為0.6%，但到2050年，將增加到9%。

總的來說，到本世紀中葉，美國的歐洲白人族裔將喪失人口上的絕對多數地位。

其實，現在的美國部分州，歐洲白人族裔已經是屬於少數族裔，比如我們熟悉的加州，拉美裔人口第一，第二位才是歐洲白人族裔。

03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美國的歐洲白人族裔喪失人口的絕對多數地位，會帶來什麼衝擊呢？

為了理解這個事情的重要性，甚至是嚴重性，跟大家介紹幾個重要的政治學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政治認同。

舉例來說，一位來自歐洲的基督教移民，更容易對美國產生穩定的政治認同或國家認同，並接受自己就是美利堅民族的一分子。

但是，一位來自中東北非的移民，可能更難形成這種政治認同。

這裡的政治認同，其實關係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

第二個概念是民主價值觀。

研究發現，非歐洲移民跟歐洲移民相比，更缺少堅定的民主價值觀。

原因不難理解，因為歐洲以外的地區，通常缺少長期的民主傳統。

第三個概念是政治分歧。

國內教科書一般喜歡講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階級分歧。

但隨著人口多元化，社會內部可能會興起基於族群-宗教維度的政治分歧，從而引發新的政治衝突。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如今，很多美國白人族裔選民產生了這樣的拷問：隨著移民的大規模湧入，美國到底是誰的美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生前出版了最後一部著作,題目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

他乾脆認為，美國精神的核心是盎格魯—新教傳統。

當美國社會的族群-宗教多樣性大幅提高以後，這種傳統就可能會弱化，甚至會導致美國的衰落。

亨廷頓把美國的衰落的鍋，直接扣在了移民上，連美國白人精英都這樣說，底層的白人反對移民，把特朗普選上臺，也就不足為奇了。

04

歐洲穆斯林人口增加，加劇了族群的矛盾

跟美國相比，歐洲人口變化的主要趨勢，是穆斯林人口的持續增加。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2016年歐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為4.9%。

該中心預測，在歐盟維持高度開放移民政策的條件下，到2050年，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將高達17%-20%。

這就引起了很多歐洲人的擔憂。

更為嚴重的，歐洲白人老齡化嚴重，而這些穆斯林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年輕。

歐洲穆斯林不需要起義，只需要等歐洲白人們老死，就可以順利登上最高的政治寶座。

今天，面對人口結構的多元化，西方國家最大的政策爭論，發生在政治同化與文化多元主義之間。

歷史上，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在政治同化方面，其實做得非常成功。

但目前這樣的做法，難度越來越大，因為少數族裔人口不僅數量龐大，而且還形成了各自的聚集區。

20世紀60年代以後崛起的文化多元主義，更強調不同群體、不同宗教傳統的平等性和多元性，並鼓勵他們和諧共處。

但問題是，如果西方國家內部在族群、宗教方面變得充分多樣化，是否會導致更多的摩擦與衝突呢？

面對這樣的兩難，西方社會大概會向基督教保守主義政策轉向。

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或限制特定族群-宗教的移民，國內社會更倡導西方文明的價值觀。

這一政策，意味著西方主流文明更需要在文化上守衛自己的土地和家園。

表現在移民政策上，既然他們目前還解決不好這個問題，一種可能的選擇是，不如先收緊移民政策的大門。

至於未來怎麼辦，那就留給未來再說，讓以後的人們來處理這個問題。

為了更好地關上移民大門，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都把“特朗普”這樣的人物給選上臺，幹“髒活”，不適合傳統的白人精英，“特朗普”最拿手。

我們一起漲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