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當成一個號碼。沒人把你當人看。”

亞馬遜正面臨一場史上最大的勞資大戰，它在美國本土保持了25年不受工會“染指”的記錄恐怕將在今年3月迎來終結。

阿拉巴馬州貝西默(Bessemer)BHM1倉庫的工人希望組織起亞馬遜美國倉庫的第一個工會。如果能夠在這個向來不親工會的保守州獲得成功，工會的勝利就不僅止步於象徵性意義，還有可能讓亞馬遜這樣有能力塑造未來人類工作形態的網際網路零售巨頭作出人性化的改變。伴隨疫情到來的網購訂單激增，讓亞馬遜在全球又新增40萬名員工，目前其全球員工已超過110萬，美國本土的員工有80萬，數量僅次於沃爾瑪。

亞馬遜圖示（左）和阿拉巴馬亞馬遜工會圖示（右） / 網路

貝西默BHM1倉庫從去年3月開始投入運作。8月份，工會組織者提出要加入零售、批發和百貨商店工會(RWDSU)，這一提議收集到了2000個，也就是超過30%的員工的簽名，達到向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申請舉行工會選舉的門檻。2月8日，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向該倉庫的5805名工人寄出選票，要求他們在3月29日之前填好後，把選票寄回到勞工委員會進行統計。如果大多數工人投票贊成成立工會，根據聯邦法律，亞馬遜必須承認今後RWDSU有權代表該倉庫工人，針對合同，福利，紀律等事宜與資方進行談判。

亞馬遜的郵件宣告表示，不認為RWDSU能代表大多數員工的觀點，且亞馬遜已經算得上一個好老闆——儘可能滿足員工的要求，比如15.30美元的時薪（是聯邦最低工資7.25美元/小時的兩倍多），提供醫療保險、牙科、眼科福利，以及退休儲蓄。

亞馬遜一處倉庫外景 / 網路

算上今年1月4日200多名谷歌在美員工發起的“矽谷第一個工會”——谷歌工會（Alphabet Workers Union），2021開年以來網際網路行業巨頭們迫切需要正視社會對勞資關係的反思，以及現象級的“揭竿而起”——無論是來自藍領還是白領。

視工會為敵的“大廠”

隨著美國工人在工會中的佔比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35%下降到今天的11%不到，工會曾被認為已經是過時的時代產物。但是，51歲的分揀工人達瑞爾·理查森(Darryl Richardson)依然相信工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理查森的工作日常充分體現了在亞馬遜的系統中個體是如何被工具化的。他的工作內容是把商品從大箱子裡取出後裝進各種手提袋，再透過傳送帶進行包裝，每個小時必須完成315件商品的揀選，也就是平均一分鐘搞定五件。每週工作4天，從早上7:15到晚上5:45，但經理們時常突然在下班前強制要求加班，倘若遇上感恩節聖誕節，還會要求員工延長輪班時間。有的員工甚至不知道自己被要求加班，直到第二天上班時，才被公司的應用程式提醒：你已經遲到了一個小時。

理查森們的直接管理者不是人，而是影片監視器，每一分鐘都在向人發號施令，一旦被發現手腳放慢，就可能被訓斥，減薪甚至解僱。

亞馬遜物流倉庫 / 網路

除了工作節奏緊張，休息時間不夠也是倉庫員集中抱怨的一點：倉庫面積大，休息時間去廁所需要走很久，也沒有時間喝水。理查森告訴《衛報》：“你沒時間四處望。你被當成一個號碼。沒人把你當人看。他們像對待機器人一樣對待你。”48歲的詹妮弗-貝茨（Jennifer Bates）認為公司不可能不懂“機器人不會累，但人會”的道理，只是他們不關心罷了。

35歲的瓊斯(Joseph Jones)每班最多可以在倉庫裡走17英里，雖然年輕的身體扛得住每天在倉庫裡快速來回跑動的運動量，公司對人的態度卻讓他難以接受。管理者和員工之間的關係是敵對的，經理們被當作反工會的主力執行者來培養。近期的反工會活動中，經理們會召集員工開會，在會議上播放影片和PPT，告訴員工加入工會弊大於利，比如“工會讓你工資變少”“工會是靠工人的500美元會費賺錢的企業”等等。

公司也會培訓經理“如何識別哪些員工可能是潛在的工會成員並且及時阻止”。據CNBC去年9月的報道，亞馬遜的兩則招聘情報分析師的廣告中寫道“職責包括收集高度機密的敏感話題，包括勞工組織對公司的威脅”。在被指責“視奸”員工之後，亞馬遜發言人萊萬多夫斯基(Lisa Levandowski)向科技媒體GeekWire承認了這些監測工具的存在，並承諾不再使用。貝茨說，有管理者在反工會會議之後要求拍攝她的徽章，這在她看來帶有恐嚇意味。

“資訊戰”是亞馬遜的另一個手段：他們搭了一個反工會的網站DoItWithoutDues.com，每天給工人發幾條反工會的簡訊，在Facebook上贊助廣告，甚至在廁所裡也貼上反工會的海報。亞馬遜還重金聘請了專業顧問，其中一位有數十年的反工會諮詢經驗的顧問拉塞爾•布朗(Russell Brown)日薪高達3200美元，他曾經為通用電氣，錦豪輪胎(Kumho Tire)等企業服務，幫助他們勸說員工不要加入工會。

除了來自資方的阻力，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時代變遷也讓工會本身無論是在組織動員還是與資方議價的能力上都不似從前，他們的新對手卻是影響力可以比肩一國政府的跨行業網際網路巨頭。平臺經濟下的就業形態較為彈性，原子化的，終身從事一種工作的奮鬥模式也慢慢被淘汰，勞動者由此失去了那些在朝夕相處的場景中建立起來的情感紐帶。疫情更是阻礙了RWDSU發揮一些老策略，比如上門拜訪講述工會的好處，或是組織大型打氣集會。現在，工會的戰場也轉移到了線上。

穿著RWDSU宣傳T恤的工人 / 網路

這一場對抗亞馬遜的“壯舉”之所以讓輿論看到工會逆風翻盤的可能性，也是因為工會還有一張“種族牌”可打——該倉庫85%的工人為非裔美國人。不要忘了，阿拉巴馬州可是羅莎帕克反對公交車種族隔離案的起點，也是美國民權運動的發祥地和風暴眼之一。RWDSU稱，“這是一場勞工鬥爭，也是一場民權鬥爭”。拜登在推特喊話中也強調，工會要做的是避免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工人遭遇種族歧視，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沒那麼簡單

但同樣是種族牌，在另一個場景下卻成了問題複雜化的源頭。

除了倉庫裡的藍領工人，希望透過工會解決問題的勞動者還出現在了向來有排斥工會傳統的矽谷。今年1月初，谷歌二百餘名在美員工宣佈成立“谷歌工會”的訊息，也一度引起過國際關注。

它的誕生同樣與員工對於公司制度的不滿相關。2019年的感恩節，谷歌以“違反資料安全政策”為由解僱了四名員工，這四名員工此前都參與過一些內部的抗議活動，美國勞資關係委員會一年後公佈的調查結果也提到，其中至少兩人被解僱的真正原因是他們正在組織成立工會。

“感恩節四傑”事件成了推動谷歌工會成立的直接導火索，但與阿拉巴馬州的工人們略有不同，谷歌工會提出的使命超越了“維護員工權益”。儘管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並不承認該工會，但號稱有800多名成員的谷歌工會在官網丟擲願景：“努力保護Alphabet的員工、我們的全球社會和我們的世界。”工會執行主席，軟體工程師帕魯•庫爾(Parul Koul)在接受彭博商業週刊採訪時就直戳東家的痛腳，認為谷歌需要在職場性騷擾、合同工不平等待遇、傳播虛假資訊、加劇氣候變化、工作崗位自動化等問題上“改過自新”。

谷歌工會官網主頁 / 網頁截圖

看上去很美，但現實比這要複雜得多。

僅以“破除職場種族歧視”這一條為例，“谷歌工會”雖然將種族歧視問題列入了關注重點，但哪怕只是看看工會的成員名單和職稱就不難發現，眼下這個組織幾乎全部是美國籍的軟體工程師和專案經理，以中國和印度為主的亞裔員工屈指可數，與整個員工群體中的種族比例並不相符。

作為生活在矽谷的華人工程師，筆者發現，雖然口號喊了很多年，各大公司也一直宣傳自家職場環境公平友好，可真正落實到每一個員工身上並不簡單。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似乎不是有了工會就能有所改善，加入工會的舉動倒更有可能讓本就屬於少數群體的自己承擔比其他同事高得多的風險。

大量來自亞洲的高科技人才湧進矽谷，其中26%來自印度，14%來自中國。 / asamnews.com

尤其是外籍員工，最主要的訴求是穩定的簽證。美國移民局的工作和學習簽證審批快則3-4個月，慢則1-2年。一名中國員工，即使已經拿到簽證，也並非沒有後顧之憂，因為如果遭到解僱，則簽證會在60-90天后失效，除非你能及時找到新的工作，且新的僱主還願意解決員工的簽證問題。這一結構性困境決定了即使同樣面臨被解僱的風險，外籍員工和新移民需要承擔的後果也比美國同事們嚴重得多。

2019年9月19日，38歲的中國軟體工程師Qin Chen從矽谷Facebook總部辦公樓跳樓自殺。據Facebook的員工透露，Qin是遭到上司的職場霸凌，加之簽證問題沒得到解決，導致心態崩潰。同月26日，約200多名華人在Facebook園區內組織參與了抗議和悼念活動，要求公司公開Qin的死亡真相，其中一名發聲的是Facebook的員工尹伊。隨後，尹伊被公司開除，理由是“缺乏判斷力（lack of judgement）”。這個例子或許能解釋為什麼在有色人種比例較高的矽谷，工會的“一片好心”反而很難團結他們想幫助的人。

谷歌工會的另一個重點訴求是：希望谷歌的正式員工、臨時工、合同工和外包公司的員工享有同等的話語權和福利。為了節省開支，僱傭大量合同工和臨時工也早就是矽谷大廠的常態。但和有色人種的例子一樣，比起現在更多有路可退的工會成員，這些外包員工和合同工的地位遠為脆弱，行業內工作生態的原子化和彈性化進一步弱化了他們在供需關係中的地位，這部分人也不會冒險站在工會的一邊。

更何況，現實中少數族裔、新移民和合同工/臨時工身份重合的機率很高。

谷歌的分包商HCL Technologies USA有三分之二的技術工人投票贊成與鋼鐵工人成立工會 / AP

業界公認谷歌面試題目的難度不小，求職者想要透過5到7輪的層層篩選成為正式員工並不容易。但合同工和臨時工往往只需1-2輪電話面試即可被錄用，且面試難度遠低於正式員工招聘，進入公司之後也能和正式員工一起工作。所以雖說“福報”不同，但7-8萬美元的年薪，外加在大平臺的成長機會，對於不少求職者尤其是留學生和新移民而言還是“挺香的”。

現實似乎也在驗證問題沒有發起者們以為的那麼簡單：從宣佈成立的1月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過去了，想象中工會一呼百應的情形並未出現，工會人數只從200+發展到了800+，而Alphabet僅全職員工就有超過13萬人。

或許，會是又一個開始

也許工會這種“傳統”形式還是與傳統型工人更為親近，3月29日阿拉巴馬的工人投票，已開始吸引到從各州到聯邦一級的政客的密切注意。

3月1日，拜登在推特上釋出的一則講話影片中對發生在阿拉巴馬州的工會運動表達了支援，還搬出《國家勞動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你們都應該記住，不僅允許工會的存在，而且我們應該鼓勵工會。”競選時拜登就曾給自己貼上史上“最支援工會的總統”的形象標籤。在他出面之前，包括喬治亞州的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和前總統候選人、參議員伯爾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內的多位民主黨人，也都已經公開向阿拉巴馬的“打工人”表示支援。

媒體也觀察到全美甚至全球各地打算效仿阿拉巴馬的勞動者大有人在，RWDSU發言人近日表示，已有來自美國其他地區的超過1000名工人與他們取得了聯絡。《華盛頓郵報》相信，正是因為擔心引起效仿浪潮，亞馬遜才會對工會運動如臨大敵。

在阿拉巴馬的工人群體內，也不是沒有對於工會的反對聲音，3月29日以後，我們會知道貝西默BHM1倉庫的5800餘名工人們做出了什麼樣的選擇。（文 / 方入秋 責編 / 張希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