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屠殺有關的影片有不少佳作，比如《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鋼琴家》等。距離二戰結束已經70多年了，但留下的傷痛並未抹平，這段黑暗的歷史也成為人類審視自己的最佳素材。去年，德國人又拍攝了一部此類題材的優秀影片——《波斯語課》。
為了活命，自創一門語言納粹近衛軍槍殺了一車的猶太人，吉爾斯憑藉用半個三明治換到的一本波斯語書冒充波斯人，從而僥倖活命。原來集中營中的科赫上尉想要學習波斯語，需要尋找一名老師。在求生欲的支配下，吉爾斯假裝自己是一個不會讀寫但會口語的波斯人雷扎。
吉爾斯暫時成為了上尉的老師，並靠生編硬造的幾個單詞度過了第一晚。但上尉的疑心並沒有消除，試探還在進行，四個單詞變成了四十個。走投無路的吉爾斯在幫上尉抄寫集中營猶太人資訊的時候，靈機一動，想到了新辦法——用這些名字來編造波斯語，這樣自己也能順利記住，不容易出錯。
依靠這種辦法，吉爾斯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教給了上尉2840個單詞，或者說記住了2840個被殺死的猶太人的名字。
用死者的名字寫一首和平頌歌科赫上尉出身貧寒，生活艱難，12歲在餐廳幫工，後來成了一名廚師。走在路上，科赫被近衛軍的自信快樂所吸引，加入納粹軍隊，十幾年後成為一名後勤軍官。
科赫自認手上沒有沾過人血，是無罪之人；他不相信德軍會取得最後的勝利，早早準備了比利時護照，一心想要學好波斯語，等戰爭結束去德黑蘭尋找哥哥，開一家德國餐館。
科赫嚴格、認真、無情。他當發覺吉爾斯可能在撒謊時，立馬對其拳打腳踢，破口大罵，將其發配到採石場，並要求看守“關照”他，讓他生不如死，飽受折磨。
等到科赫發現自己“錯怪”了吉爾斯後，又對他表現出一種類似朋友的感情——送自己的衣服，給肉罐頭，甚至藉助波斯語談起自己的過往與未來，乃至於最後給了吉爾斯活命的機會。但這並非一種平等關係，而是一種上位者的優越與自負——我可以控制你。
科赫說那些死去的猶太人不過是無名之輩，但是他學習的波斯語卻是用那些無名之輩的名字構成的。科赫說，波斯語是一門美麗的語言。他站在窗前用這門語言寫了一首謳歌和平的頌歌，而窗外正在槍殺、毆打猶太人。
沒有人是無辜的在影片的最後，科赫坐飛機前往德黑蘭。在機場他用學到的波斯語與真正的波斯人交流，從而暴露了自己，迎接他的是應到的懲罰。
科赫沒有上過前線，一直在管理後勤，沒有殺過人，自認是無辜的。吉爾斯與其他人一起被移往波蘭的時候，科赫衝進隊伍，不顧命令把他帶了出來。科赫與吉爾斯之間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他說，自己沒有殺過人。吉爾斯說，“不是嗎，你負責讓殺人犯們吃好喝好。”即使沒有親手殺人，但是作為這個系統鏈條中的一環，他怎麼可能無辜。
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寫過一本書《現代性與大屠殺》，他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
按下毒氣機關的人自然是兇手，保障後勤的科赫難逃其咎，而為了保命在集中營廚房幫工、採石場工作的吉爾斯也並非完全無辜。我們這樣講太過苛刻，在那種情況下，他又能夠做什麼呢？但是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束手就擒，並幫助納粹管理著被抓住的同胞，是完全無辜的嗎？看著自己的同胞不斷被殺死，自己苟活著，吉爾斯內心的煎熬也在加劇，乃至於他最後選擇代替他人去死。
在影片的最後，科赫在機場無意識地說出了死亡者的名字，吉爾斯在盟軍駐地主動背出了死亡者的名字。在一門只有兩個人掌握的語言中，隱藏著2840個猶太人的資訊。
不被遺忘就是一種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