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中國公民孟晚舟在溫哥華轉機時遭到加拿大警方逮捕。兩年過去了，孟晚舟仍被羈押在加拿大，今年1月底，她放寬保釋條件的申請被加拿大的法庭駁回，回國一事看起來仍遙遙無期。

可拜登上任後加拿大動手，計劃取消特朗普任期內批准的Keystone XL專案。這似乎向外釋放了一個訊號：美加關係緊張化。那麼，加拿大還會乖乖聽話，繼續扣下孟晚舟嗎？拜登的上任，火卻燒向了加拿大，孟晚舟回國還有希望嗎？

孟晚舟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孟晚舟被捕與匯豐銀行的出賣有直接關係。

2012年，美國司法部宣佈匯豐違反“銀行安全法(BSA)”、“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IEEPA)”以及“敵對貿易法(TWEA)”，最終匯豐認繳19億美元的罰金，以“暫緩起訴協議”的形式，與司法部達成和解。

匯豐銀行承諾在“暫緩起訴協議”的五年期限內，全面整改反洗錢合規體系，同意聘請監督員全方位監督其整改狀況。為顯示整改決心，減輕罪責，匯豐銀行在2012年之後向美國政府提供了大量客戶資訊，其中就包括華為公司和孟晚舟個人相關的銀行流水。

美國透過這些資訊斷定孟晚舟與伊朗方面有業務往來。2018年，美國方面認為，華為涉嫌在2009—2014年間利用其在香港的非官方子公司“Skycom”在伊朗開展業務。

而孟晚舟本人作為“Skycom”首席財務官，並未將 “Skycom”和華為屬於同一家公司的事實向匯豐銀行做如實彙報，從而誤導了美國金融機構與“Skycom”進行生意往來，違反了美歐對伊朗的制裁規定。

因此，在美國看來，孟晚舟的罪名主要有兩個：一是欺騙美國金融機構，二是違反對伊制裁向伊朗出售特定裝置。但孟晚舟違反美國法律，為什麼是加拿大動手抓人呢？這就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美國的“長臂管轄權”，二是美加引渡條例。

所謂“長臂管轄權”是指，“當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地州，但和該州有某種最低聯絡，而且所提權利要求的產生已和這種聯絡有關時，就該項權利要求而言，該州對於該被告人具有屬人管轄權，可以在州外對被告人發出傳票”。

基於這一規定，美國可以對全球範圍內的相關個人、企業，甚至是國家進行跨區域的指控並實行制裁。美國對伊朗的全面制裁包括金融制裁和貿易制裁，嚴禁任何金融機構提供跟伊朗方面有美元結算的金融服務，禁止任何企業透過美元跟伊朗方面進行貿易。

一旦金融機構觸犯了對伊朗的制裁法案，就面臨被指控為“主要洗錢網點”的危險，美國有權對貿易往來企業實行“二級制裁”。因此，只要使用美元與被制裁國家或企業產生貿易往來，就涉嫌觸犯美國法律，它就有權利用長臂管轄權進行干預。

此案的關鍵在於，Skycom和伊朗方面的貿易往來是用美元進行結算的，而且是由美國金融機構匯豐銀行提供的結算服務。

美加兩國早在1976年就簽署了引渡條例，根據條約規定，美加雙方有義務相互引渡涉嫌犯罪的人（包括但不限於美加兩國公民）。如有引渡需要，程式要求其中一方必須透過外交渠道向另一方提出逮捕請求，並向其提供相關資料、說明原因。

美加引渡條例使用前提是“美加雙重犯罪”，如果相關行為只在一國構成犯罪，那麼另一方則不會接受其請求。此外，還要求所指控的罪名按兩國的法律都能判處一年以上監禁。

美國方面首先認定，Skycom的欺瞞行為導致匯豐銀行觸犯了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法案，孟晚舟作為skycom的首席財務官自然應該對此事負責。匯豐銀行是美國金融機構，且在加拿大也有分公司，所以孟晚舟在加拿大和美國同時構成犯罪。

2019年1月29日，美國司法部宣佈了對孟晚舟的指控，並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請求。根據美加兩國之間的引渡協議，美國提出引渡要求後，需要加拿大司法部門簽發授權進行令，然後由加拿大當地法庭啟動聽證和裁決。

3月1日，加拿大司法部授權加拿大法庭就美方引渡孟晚舟的要求進行司法審理。隨後，孟晚舟對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邊境服務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騎警提起民事訴訟，指控其“嚴重侵犯”自己的憲法權利。

2020年5月27日上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公佈了孟晚舟引渡案的第一個判決結果，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質是“欺詐罪”，認為孟晚舟符合“雙重犯罪”標準，將繼續審理她的引渡案。孟晚舟本人將繼續留在加拿大參加後續的相關聽證，等待新的判決結果。

第一輪裁決結束後，新一輪法律辯論將將圍繞加拿大執法部門在拘押孟晚舟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程式濫用的問題。但問題在於，加拿大對孟晚舟的指控真的成立嗎？

孟晚舟律師提交的證據顯示，匯豐始終知曉Skycom與華為集團之間的關係。華為曾向匯豐提交過Skycom的財報，財報清晰描繪了Skycom的業務內容。而且有證據表明，在匯豐銀行系統內部，Skycom被表明隸屬於華為集團。

因此絕不存在首席財務官對匯豐隱瞞兩者之間關係，誤導其為華為對伊朗業務提供金融服務的情況。華為CEO任正非本人則直接駁斥了匯豐銀行的汙衊，他指出：

“這家銀行從一開始就清楚Skycom在伊朗的業務，也知道Skycom與華為的關係。華為和這家銀行之間的往來郵件可以證明……所以從法律的角度來講，該行不能說他們被騙。”

華為CEO任正非

如果我們把孟晚舟被捕事件單純看做美國對孟晚舟個人權利的侵犯，或是對華為公司的打壓，那就把事情想得過於簡單了。美國為什麼非得挑華為下手呢？

華為的背後是正不斷崛起的中國，偽造證據，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中國科技公司高管是對中國的公然挑釁，這其中暗含的是中美兩國在國際領導權上的博弈。

第一次工業革命讓英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領頭羊；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德、美步入新興大國行列，將英國擠下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第三次科技革命讓美國確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誰在科技革命中佔得先機，誰就有望實現國力的迅速提升，從而取得世界領導地位，主導未來幾十年的國際局勢。

人們預測，第四次科技革命將是以人工智慧、虛擬現實等為突破口的資訊科技革命，而5G技術則是開啟此次變革的鑰匙。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誰主導了5G誰就主導了未來。

5G之前的通訊基建方面的核心技術一直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美國高通幾乎壟斷了2G、3G時代整個通訊業的技術專利，尤其是在3G時代，全球通訊行業都要向高通交納鉅額專利費。從4G開始，高通的壟斷地位開始動搖，但仍然維持住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然而，通訊技術邁入5G時代後，美國壟斷地位被徹底打破了。2019年中國5G商用牌照正式發放，根據中國通訊院測算，預計到2021年，中國5G產業將直接貢獻總產出6.3萬億、經濟增加值2.9萬億，間接貢獻總產出10.6萬億和3.6萬億經濟增加值。

中國5G技術的迅速發展讓美國感到了威脅，中國通訊大廠首當其衝，成為制裁物件。實際上，美國已經不是第一次使用這樣的藉口對中國通訊公司發難了。

2018年4月17日，美國商務部以違反美國製裁伊朗相關措施為由，對中興通訊釋出為期為7年的電子技術或通訊元件銷售禁令，中興的手機業務因此受到重創。

美國對華為的制裁不過是故技重施而已，逮捕孟晚舟正是美國針對華為的“政治綁架”——但美國絕不會止步於此。

2020年6月30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認為這兩家企業都與中國軍方有密切聯絡，有義務與中國情報部門進行合作，裁定中國華為和中興通訊為“美國國家安全威脅”。禁止美國電信運營商使用83億美元的通用服務基金（政府補貼資金）向這兩家中國企業採購網路裝置。

隨後，多國表示將不會在本國5G網路建設的過程當中使用華為的裝置。

華為最主要的優勢在於，既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又可以自己建造基站——其他通訊企業大多隻掌握其一。這就意味著，華為擁有無與倫比的成本優勢。

而在此之前，許多國家已經配備了大量華為生產的通訊裝置，一旦採用其他國家的5G技術，之前的通訊基建專案必須廢棄，這些國家將面臨鉅額經濟損失。

安全問題向來是美國阻止中國公司進入本國市場的藉口。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科技產業鏈已經不可避免地向越來越多的國家擴充套件，每一個環節都需要不同國家之間進行協作才能完成。美國這種以資訊保安為藉口，阻礙各國獲取最高質量、低成本的5G通訊技術的辦法，長期來看絕非明智之舉。

很顯然，美國的制裁並未起到它預計中的效果。孟晚舟被捕後，華為集團的正常運營幾乎沒有受到影響，技術研發和5G網路承建訂單也沒耽誤。目前華為在5G領域的專利申請量以3417項穩居全球首位。

華為2020年最新資料顯示，華為承建了全球59個國家的140張5G商用網路，佔據了全球5G網路建設市場的半數以上。目前，華為已經在20多個行業領域同全球運營商簽訂了超1000份5G應用合同，將愛立信和諾基亞遠遠甩在身後。

今年2月26日，巴西的電信監管機構批准了5G網路頻譜的拍賣規定，華為終於獲准進入巴西市場——美國盟友相繼“淪陷”。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則因為本國的出口禁令蒙受了巨大損失，預計相關行業經濟損失將超過5000億，還導致約12.4萬個工作崗位流失——美國正在為自己的霸權行為買單。

美國在建立之初就懷有一種自認為崇高的“使命感”——認為美利堅合眾國作為“上帝的選民”對整個世界肩負著一種神聖的使命，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榜樣”或“干涉”。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美國眼裡其“領導地位”是與生俱來的，追求對世界的領導也是美國長久以來的傳統。

從一戰結束後重建世界秩序的威爾遜主義，到謀求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的參與擴充套件戰略，再到特朗普時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號的提出，無一不是朝著主導世界秩序的方向在推進。

商業利益是美國外交政策永恆的目標。世界經濟領導權對於追求“商業利益”的美國來講，是命根子一樣的存在，美國決不允許任何國家威脅到它在經濟領域的領導地位。

但進入21世紀後，美國的領導地位不斷遭到衝擊——美國盟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德國、日本在清潔能源等方面的發展速度遠超美國；次貸危機後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失業率高居不下，製造業發展更是陷入停滯；

最重要的是，中國長期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率，經濟轉型升級速度不斷加快，在亞太地區經濟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來說是極其危險的訊號，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政府就明確表示，要“防止中國成為規則的制定者”。

因此，美國並不只是在5G上與中國“叫板”，它對中國是全方位的警惕，製造業發展、智慧財產權問題、匯率都是它關注的物件。

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成為了美國譴責中國最有力的藉口，用“受害者敘事”方式構建出中美經貿關係的“敵對性”是特朗普慣用的伎倆，他不斷運用社交媒體強調“美國利益受損和失敗的根源在中國”“中國偷走了屬於美國的工作機會”……

特朗普

輿論造勢的同時，特朗普對中國發起了最大規模的貿易戰，對總計3700萬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額外關稅，約600家中國企業被列入美國實體制裁清單清單——中國5G技術首當其衝地成為了特朗普政府最核心的打壓目標之一。

制裁華為正是美國對華貿易戰中的重要一環,孟晚舟則是美國捏在手裡的籌碼。然而，特朗普的目的終究是未能得逞。在世界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的今天，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好結果也不過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美國農產品、液化天然氣等產品的出口大量縮減，在貿易戰中創造的工作崗位遠遠不及它損失的崗位。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特朗普政府失敗的防疫措施導致美國經濟發展再次陷入困頓，持續走高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數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

特朗普留下的“爛攤子”都在等著拜登來收拾。

拜登

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是美國授意，然而拜登一上臺就計劃取消TC能源公司的Keystone XL管道的跨境許可。這一專案的中止將為加拿大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不少人將拜登這一計劃視為美加兩國關係惡化的訊號，從而猜測加拿大或將釋放孟晚舟以作為反擊。

但美加同盟真的那麼容易被撼動嗎？顯然不可能。雖說“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但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共同利益顯然要比中國與加拿大之間多得多。

早在冷戰時期，美國與加拿大就結成了事實上的軍事同盟關係。當時美蘇之間頻頻秀肌肉，全球都被籠罩在“核大戰”的陰雲之下。位於美國正北方的加拿大是蘇聯導彈襲擊美國本土的必經之地，然而加拿大軍事實力嚴重不足，其國防安全完全仰賴美國。

此外，加拿大經濟對外依存度高，美國是其最主要的貿易物件，美加貿易額可以佔到加拿大對外貿易總額的70%以上。加拿大這樣一個經濟、軍事高度依賴美國的國家，政治上自然也就唯美國馬首是瞻了。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美國都不會是加拿大的敵人，而中國則一直被美國視為“眼中釘”。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也能明白，加拿大釋放孟晚舟來回擊美國的可能性，估計遠不及繼續利用孟晚舟向華為施壓來討好美國的可能性要大。因此，孟晚舟能否被釋放的關鍵不在於美加關係變化（畢竟也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動），而在於中美關係走向。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呢？ Keystone XL管道的跨境許可是特朗普在任期間批准的，結果拜登一上臺就被推翻了。那麼逮捕孟晚舟的命令是不是也會有同樣的命運呢？

表面上看，拜登和特朗普分別代表民主黨和共和黨，但事實上，民主黨和共和黨早在19世紀末就變成了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兩者執政的本質並沒有區別，不過是輪流坐莊而已。拜登所要維護的利益並不會與特朗普產生本質上的衝突。

相對於特朗普這種“非主流”政客而言，有數十年從政經歷的拜登顯然更加成熟、理性，更懂得迎合選民的心理——2019年5月，拜登曾在競選活動中稱，中國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遭到選民質疑，並被共和黨批評為對華軟弱的表現；

2020年10月，拜登對中國的定位發生了明顯變化，認為中國是“最大的競爭對手”——隨著拜登對華態度的硬化，他的支援率也不斷走高。2021年初，拜登在上任後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將中國稱為“我們最嚴峻的競爭對手”。

即便美國正處於疫情防控最危險的境地，美國整體對中國的“敵視”和戒備也未能減輕，這也左右著拜登對中美關係的考量。出於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考量，特朗普政府制訂的政策也不會被全部推翻。

近日，拜登新任命的貿易代表表示，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不會取消，中國必須履行第一階段的協議——中美貿易戰很有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根據目前拜登政府高階官員發言內容來看，他們將對中國採取以價值觀為導向的政策。拜登新任命的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大多具有政府組織和民主促進工作的背景。很顯然，拜登已經做好了價值觀輸出的準備。

“價值觀衝突”一直是中美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在追求“免於專制的自由”的美國看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原罪”。拜登在2月10日與我國領導人的通話當中特別強調了涉疆、涉港等問題，已經明確了美國“民主輸出”的姿態。

近期，美國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向美國國會提交的報告中詳細闡述了中美兩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競爭。報告聲稱，人工智慧研發是一場“價值觀競爭”，美國政府應該繼續遏制中國微電子產業的發展，打壓中國高階半導體制造能力，從而保持美國的領先地位。

由此看來，美國對中國相關科技企業的制裁並不會放鬆。

但作為一名老道的政客，拜登更加清楚，中美兩國並非你死我活的零和關係那麼簡單，徹底與中國“脫鉤”只能適得其反。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的對抗政策已經給美國自身帶來了巨大傷害，拜登政府必須首先收拾好前任留下的爛攤子。

我們可以合理推測，競爭仍是中美關係的常態，但拜登在有利於自身的領域（比如說，氣候變化和全球衛生安全等方面）並不會排斥與中國進行合作。

中國在拜登就職當天宣佈對包括蓬佩奧在內的28名反華美國政客實施制裁，也給拜登敲響了一記警鐘。“識時務者為俊傑”，想必拜登不會像特朗普在任期間那麼不顧一切，應對“中國威脅”的手段將會更靈活。

回到孟晚舟問題上——事實證明，華為集團在孟晚舟退出管理之後的執行並未受到明顯影響，透過政治綁架的手段進一步強化對華為集團的制裁已經宣告無效。捨棄一個無用的籌碼對拜登政府來說不會造成什麼實質性損失，反而有可能為修補中美關係創造條件。

因此，孟晚舟在拜登任期內回國的可能性或許要比之前高出許多。

1. [美]帕特森等著，李慶餘譯：《美國外交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年版。

2. [美] 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戰史——遏制與共存備忘錄》，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

3. [美]丹尼(Denny,B.C.)著，範守義、秦亞青譯：《從整體考察美國對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8年版。

4. 任曉、沈丁立主編：《自由主義與美國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版。

5. [美]戈登·T·斯圖爾特：《1776年以來美國對加拿大的迴應》，密歇根州立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