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3月，南方一名政治家在美國參議院宣佈了這條核心原則。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亨利·哈蒙德對其他參議員說：“在所有的社會制度中，都必定有一個階層去承擔卑微的職責，去完成生活中的苦差事。這個階層只需要低等級的智力和少量的技能。它必不可少的是活力、順從和忠誠。你們必須擁有這麼一個階層……它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樁基。”

哈蒙德對南方的巧妙做法大加讚賞。他說：“南方找到了一個適合當它的手的種族……”“我們的奴隸是黑人，屬於另一個同時更劣等的種族。我們把他們放進這個位置，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提升。透過讓他們成為我們的奴隸，我們從上帝最初創造他們的狀態中提升了他們。”

哈蒙德擁有多個種植園和300多個奴隸，他娶了南卡羅來納州一個有錢地主的單純而幼稚的小女兒，從而獲得了這筆財富。他爬上州長的高位，在內戰前的南方成為一名首腦人物。早在發表這番言論之前，他就已經把自己塑造成了有史以來最令人厭惡的參議員，有學者稱他“完全是個魔鬼”。光是根據已知的記載，他就多次強姦他的至少兩名女奴，其中之一據信是他和另一名女奴生下的女兒。

哈蒙德曾性侵四位未成年侄女，醜聞曝光後，他的政治生涯險些結束，而她們的人生徹底被毀，以至於成年後沒有嫁人。他在日記裡愉快地提到侄女們，將所謂“親密關係”的責任推給她們。由於此事和其他一些原因，他的妻子帶著孩子離開他，但後來又回到他的身邊。他不但從這些罪惡中爬了出來，而且還當選為美國參議員。

當然，哈蒙德最有名的“事蹟”還是發表這次講演。他將南方的等級制度進行提純，把精髓傳播到美國的其他地方，成為建立在樁基上的整個結構。在這個過程中，他界定了種姓制度的第五根支柱：根據一個人在等級中所處的位置來進行分工。他由此確定了等級制度建立時的經濟目的：保證一個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的一切工作都有人來完成。做事的人願不願意並不重要，在這套體制中，苦活自然會落在生來就不受歡迎的最底層的那些人身上。

印度種姓制度中有一套比美國的複雜無數倍的等級制度，也就是亞種姓。出身決定了所從事的職業，從廁所的清潔工到廟宇的祭司，無所不包。假如出生在收垃圾、鞣製毛皮或處理死者的家庭，這個人就會被視為最汙穢和等級最低的人，由於被認為生來就要完成那些令人厭惡、不討好但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他是不可接觸者。

與此類似，非洲裔美國人在這片土地上的大多數時間裡被法律驅趕去做最骯髒、最侮辱人和最沒人想做的工作。即便在奴隸時代結束後，即使在20世紀，他們也還是主要被限制在佃農和僕人的角色中。想方設法受到教育的那些人大部分也只能指望當教師、牧師或為從屬種姓的其他成員醫治疾病或埋葬他們。

1971年，學者西德尼·韋爾巴、巴希魯丁·艾哈邁德和安尼爾·巴特在對印度和美國的比較研究中寫道：“兩個國家都存在嚴重的職業剝奪。兩者的剝奪，至少在水平上，處於大致相似的程度。

南卡羅來納州在內戰後立刻明確規定黑人不得從事農耕和家務外的其他任何工作，確立了他們在種姓制度中的位置。立法機構宣佈：“任何有色人種都不得自行學習工匠、機械師或店主所需要的技藝，不得在任何行業中就業或創業（農活和有勞動契約的家務除外）並從中牟利，除非其獲得地區法院法官的許可，而許可的有效期僅限一年。”申請許可的費用被蓄意定為令人望而卻步的每年100美元，等於2018年的1500美元。但支配種姓不需要繳納這筆費用，儘管其成員在過去兩個半世紀中沒有遭受奴役並因此更有支付能力。

在所謂“重建時期”的那10餘年間，北方控制了前南方邦聯地區，這項法律名義上失去效力，但北方退出南方後，以前的奴隸主重新掌權，摩拳擦掌地準備為他們在內戰中的失敗復仇，南方在精神和習俗上都恢復了。在北卡羅來納州，無論是奴隸制時期還是進入佃農時代之後，最低種姓的人們都被禁止以任何形式出售或交換物品，對違者的懲罰是39下鞭笞。這阻斷了他們透過農業勞動掙錢的主要途徑，迫使他們在經濟上依賴支配種姓。

學者愛德華·路透寫道：“奴隸制之後的種姓秩序將黑人定義為工人和白人的僕役。他們能從事的職業範圍很窄，除了低階勞動，他們幾乎沒有選擇。

南方禁止黑人以任何方式追求比分配給他們的位置更高的位置。密西西比州州長詹姆斯·K.瓦爾達曼說：“任何東西，只要會讓黑人產生比擁有耕犁、鍋灶更高的嚮往，簡而言之，就是超出他們身為僕人的職責，就是全世界對黑人來說最壞的東西。全能的上帝設計黑人就是為了讓他們當用人。他們不適合做其他的任何事情。”

人類學家W.勞埃德·華納和阿利森·戴維斯寫道，即便在印度，四大種姓中有數以千計的亞種姓，“也沒有一個職業只分配給一個種姓。儘管在理論上說，種姓要求職業的專業化，但在實踐中，即便在是幾大種姓中組織得最理想的婆羅門之中，也有著形形色色的職業”。法國人類學家和哲學家塞萊斯坦·鮑格萊寫道，在印度的種姓體系中，能分辨出6個商人種姓、3個書記員種姓、40個農民種姓、24個熟練工種姓、9個牧羊人和獵人種姓、14個漁夫和水手種姓、12個各種工匠（包括木匠、鐵匠、金匠和陶匠）種姓、13個織工種姓、13個制酒者種姓、11個家僕種姓。

因此，美國的種姓制度有段時間很可能比印度的更加嚴格。社會學家斯蒂芬·施泰因伯格寫道，1890年，“85%的黑人男性和96%的黑人女性只在兩類職業中被僱用，分別是從事農業勞作和為家庭或個人做用人。”40年後，隨著“大蕭條”的到來和非洲裔美國人遷居北方城市，在最底層職業中黑人的佔比依然保持不變，那時有近乎半數黑人在從事只需要強壯背部的體力勞動。只有5%的黑人被吸納為白領工人——他們中大多數是牧師、教師和為其他黑人服務的小企業主。

無論是在北方還是南方，大眾都完全瞭解非洲裔美國人的處境，因此支配種姓的成員不願從事他們視為低於其地位的工作。19世紀第一個十年，一名英國遊客在美國注意到，白人很清楚哪些工作被視為只適合黑人。歷史學家戴維·R.羅迪格寫道，俄亥俄州的白人貧民“拒絕自己打水，因為害怕自己被看作‘像奴隸一樣’”。

體力勞動與黑人的歷史性聯絡使得黑人在美國人心目中進一步陷入從屬性的怪圈。他們因為被迫承受這種狀況而受到懲罰，而苦勞的形象給已經自由的他們蒙上陰影。

隨著種姓制度在20世紀的轉變，支配種姓找到了更加精巧的方法來實施職業等級制度。歷史學家伯特蘭·道爾在20世紀30年代寫道：“假如白人和有色人種一同被僱用，他們通常不會從事相同的工作，地位當然也不平等……黑人很少甚至從不被賦予管轄白人的權力。此外，黑人也期待留在低級別的崗位上，就算提拔，也只願意去管理其他黑人。”道爾寫道，無論黑人的工作完成得多麼出色，“一般也很難指望晉升”。

你的位置在你出生前就註定了。道爾寫道：“一個黑人可以成為車頭剷煤工，但絕不可能當上工程師。”

因此，種姓不只意味著做某種特定的工作，而且意味著扮演支配還是從屬的角色。道爾寫道：“在兩個種族同時受僱的地方，必定存在分工，而體力勞動通常被認為應該分配給黑人，而他們必須接受這個角色，形象也必須符合。”

20世紀30年代，一名黑人想去拜訪他喜歡的一名年輕女人，來到了市民廣場。幾個白人在廣場上走向他，“強迫他去拿工作服，說他‘對一個工作日來說打扮得太體面’”。

奴隸制為每個種姓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設定了人為的限制因素，種姓制度公開鼓勵最底層種姓從事的工作除了耕地和在廚房勞動外就只有娛樂了，它在那個世界裡是一種獨特的奴役形式。它符合種姓的理念：他們的表演是為了取悅支配種姓。它肯定了種族成見：黑人有著先天的生理優勢，有著一種基於動物本能而非人類創造力的質樸特性，而這一特性對支配種姓在領導能力和智力上的優越地位不構成任何威脅。

讓被奴役的群體在命令下表演，這同樣穩固了他們的被征服狀態。他們儘管筋疲力盡，忍受著最近一次受鞭笞的痛苦，依然不得不唱歌，否則就會再次受到懲罰。被迫表現得興高采烈，這成了一種懾服的武器，既能減輕支配種姓的罪惡感，也能進一步羞辱被奴役者。既然他們戴著鐐銬還歡天喜地，你又怎麼能說他們遭受了虐待呢？歡樂，即便是皮鞭抽出來的歡樂，也被視為必不可少的訊號，它確認了種姓結構是可靠的，確認了一切安好，每個人都接受甚至享受他們在等級結構中的位置。因此，他們被迫聯署證明自己有理由受到歧視，哪怕在拍賣會上與配偶、子女或父母永別，也必須唱歌跳舞。威廉·威爾斯·布朗是南北戰爭前一位投機商人的助手，他的工作是把奴隸收拾成可供出售的狀態。他說：“這麼做是為了讓他們顯得開朗和快樂。要是淚水打溼了他們的面頰，我通常就會讓他們跳舞。

後來，非洲裔美國人把他們被迫扮演的娛樂性角色和他們因此獲得的才能，轉化為在娛樂業和美國文化中與其人數不相符的突出地位。從20世紀初到現在，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國人——從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穆罕默德·阿里——傳統上都是藝人和運動員。即便到了今天，在2020年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國人排行榜上，前20名中有17位——無論是奧普拉·溫弗瑞、JAY-Z，還是邁克爾·喬丹——都在娛樂業或體育界以開創者的形象出道，然後才成為商業鉅子。

從歷史角度說，這個群體能夠在專門為他們闢出的領域內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往往會成為名人，直到與上等種姓的成員正面衝撞。黑人拳手傑克·約翰遜在1910年出乎意料地擊倒詹姆斯·傑弗里斯就是一個好例子。作家傑克·倫敦說服傑弗里斯復出，在種族仇恨高漲的那個時代與約翰遜對陣，媒體稱傑弗里斯為“偉大的白人希望”，激起了人們的熱情。傑弗里斯在7月4日失利是對白人至上主義的迎頭痛擊，在全國各地都引起了騷亂，僅僅紐約市就有各自獨立的起。白人因為失敗而在黑人居住區放火，企圖以私刑處死兩名黑人。這其中傳達的資訊是：最低種姓即便在一個允許他們進入的領域，也要知道自己的地位並自覺保持。

幾個世紀以來，被奴役者不但要在田地裡辛苦勞動，還要在主人心血來潮的命令下表演，或者在主人的客廳遊戲中被嘲笑，或者為他們的舞會演奏音樂。人類學家W.勞埃德·華納和阿利森·戴維斯在研究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種姓關係如何滲透入美國文化時寫道：“在黑人與白人的關係中，分配給黑人的通常是卑賤和滑稽的角色。

種姓制度從黑人的滑稽表演中找到了安慰，因為它維護了一個“頭腦簡單的宮廷小丑種族”的神話，快活的天性保護了他們，不讓他們體會到真正的痛苦。這些形象讓人們心安理得，為暴行找到了正當理由。因此，在奴隸制結束後，隨著吉姆·克勞主義愈加盛行，白人演員用木炭塗黑面部、在表演中嘲諷從屬種姓的歌舞節目成了一種流行的娛樂形式。一直到21世紀，白人還在兄弟會派對、才藝表演和萬聖節慶典中延續這項傳統。

東道主表示不同意。

他說：“我有個奴隸，我相信他寧可死，也不會否認他的救世主。”

客人嘲笑主人，要求他證明。於是主人叫來他的一名奴隸，命令他否認他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奴隸重申自己對耶穌的信仰，請求主人的原諒。主人想向客人證明他的論點，再三要求奴隸否認耶穌，而奴隸不出意料地再三重申自己的信仰。主人於是鞭打奴隸，因為他膽敢忤逆了。主人一次又一次鞭打奴隸，皮鞭深入皮肉直達骨頭。這位有信仰的奴隸“因為受到嚴厲的刑罰而死去”。

與此類似，第三帝國計程車兵也會拿虛弱和營養不良的猶太囚徒取樂。黨衛隊的一名小隊長在薩克森豪森負責監督修建射擊場，他強迫囚徒像狗熊似的圍著鐵鍬跳躍轉圈，供他消遣。有一個猶太人拒絕跳舞，於是黨衛隊小隊長拿起鐵鍬，把他活活打死。

每一個行為、每一種姿態都是蓄意為之，旨在提醒從屬種姓記住，在這些除此之外毫無關聯的種姓制度中，支配種姓都對他們的個體有著完全的統治權。19世紀的作家威廉·古德爾寫道，上等種姓認為他們“對人類靈魂本身擁有絕對的所有權”。

【摘自：《美國不平等的起源》 [美]伊莎貝爾·威爾克森/著 譯者/姚向輝顧冰珂 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