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始發於2015年1月，騰訊大家專欄。6年過去了，時移世易，人物雜誌還在，人員與風格都已鉅變；騰訊大家壽不終而正寢；我也不再是多言好辯的“資深媒體人”。

今天看到，龐麥郎先生被強送精神病院，有點感慨，經朋友提醒，重發此文。

無意於炫耀自己當年的預判。相反，對龐麥郎先生來說，精神病院或許是個不錯的去處。世界，可能本來就是一個大精神病院——沒掛牌，絲毫不妨礙營業。他呆在大精神病院裡自娛娛人，跟關在小精神病院裡打針吃藥，恐怕沒什麼區別。

誰敢說自己的精神，就一定比龐麥郎先生更正常？至少，我不敢。

“物理證據”是與非

評議中國記者的倫理與操作，往往繁難卻難討好。製造假新聞和敲詐勒索等行為，可以立馬打上紅叉。但更多的亂象，比如人物雜誌《驚惶龐麥郎》一文所呈現出的問題，卻很難析理以定其非。中國媒體業的倫理標準模糊而多元，各種爭論不是淪為道德吵罵，就是變形為名人名言的摘抄比賽。無論你熟讀中國人民大學還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教材，你要想說服對方辯友，算得上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不過，鑑於人物雜誌諸人此前對業界爭議的表現，我並不試圖說服他們，也不想再聽到他們宣告手裡掌握多少小時的錄音，任何人都不能免於他們的監督云云。我一直無法理解，一家媒體但凡遇到爭議，就拿出錄音說事兒，怎麼還有那麼多人願意接受他們的採訪。

我還想問鯨書另一個問題，在龐麥郎與你見面前後，有無向你提出審稿的要求？如果確信沒有，算我小人之心。如果他有這個要求，你是如何答應他的？這裡說下我的經驗，我任憑採訪失敗，都不會答應在稿件刊發前傳給採訪物件看。即使萬不得已，我最多可以給他們傳看他們在採訪中講述的內容，呈現在稿件中的段落和句詞。

但無論是寫稿時幫助回憶，還是應付最終可能出現的訴訟，對錄音的宣示與公佈都應該是條紅線。採訪物件願意見你，就給了你偷錄他們聲音的可乘之機，就像戀愛中的雙方偷錄彼此也很容易一樣。然而一旦事有不諧，就大喊我有錄音錄影，確實不是體面人所為。我從業十年，也遇到過不少麻煩，但從沒有拿出“物理證據”開脫過。甚至，有些不體面的採訪物件找上門來，否認他們確曾說過的話（這樣的情況非常少），而我手邊的錄音筆裡就有這段話，我也不會向他們亮錄音筆。

圖片來自《人物》，攝影：李達

真的就可以寫嗎？

在《驚惶龐麥郎》一文中，頗多自然主義式的描寫，比如“他的頭髮板結油膩”，“一推門，一大股食物腐爛、被單潮溼的味道”。“床腳的被單上，沾著已經硬掉的、透明的皮屑、指甲、碎頭髮和花生皮”。“隔著半透明的玻璃門，一邊蹲坐在馬桶上一邊說，”“女服務員正在把舊床單扯下來，一抖，毛髮、皮屑潑潑灑灑散在空氣裡。他起身，沖水，馬桶劇烈抖動。”

鯨書目睹的這些場景，我估計通過錄音的“物理證據”很難證明，這個沒關係，我相信鯨書所寫屬實。在這些場景之外，龐麥郎的老友新同事對他人格和性格上的差評，透過“物理證據”就可以證實，那就更確鑿無疑。

龐麥郎沒有公關助理，在帶鯨書進入自己寓居的賓館房間之前，他們之間的資訊是嚴重不對稱的：龐麥郎很可能認為這只是閒聊一下（他現在也是如此解釋），而鯨書卻開啟錄音筆，集中精力，準備捕捉房間內她需要的場景、氣味和聲響。她很清楚，這些生鮮火辣的素材不但見諸她服務的雜誌，也將在各種閱讀終端上推送。連龐麥郎使用馬桶的體態和聲響，她都一一記下。

我卻認為，讓一個人為他對他人的信任付出慘痛代價，在任何文化背景任何倫理標準下都說不過去。記者暗訪的爭議很多，大多數人都同意暗訪必須慎用少用，且前提必須是維護公共利益和公眾知情權。對龐麥郎的報道顯然與此無關。可能真有很多人關心龐麥郎房間的味道和皮屑，不過這最多是知情慾望，構不成知情權。還有更多人想看明星的裸體呢，明星確實又擁有裸體，因此記者就可以偷拍豔照併發布？

《驚惶龐麥郎》一文引起很多人觀感上的不適並非偶然。人在起床時，床上都會有皮屑和碎頭髮，絕大多數家庭的垃圾桶的味道，都不會太好聞，誰上馬桶的姿勢也不會多優雅。龐麥郎的房間首先是一個人類的房間，他在裡面進食、睡覺和排洩，每一個人類都不例外。

我不想拿人物雜誌的員工做例子。要是我某一天在賓館房間（往往很亂）接待同行——即使他們明確說想採訪我，過了十天半月後，他們刊登了我床鋪和衛生間的詳情，我肯定會斥責他們的喪德無信，而不是與他們探討這些細節有無新聞價值。

行文至此，說幾句題外話。我看過人物雜誌不少稿件，對裡面“記者”頻頻出鏡有些疑惑。尤其在人物報道中，記者與當事人的交往較之其他題材，往往更加私密。我的看法是，這要求記者注意兩個問題，一是當事人與記者的私談私交是否適合報道？二是記者介入當事人生活，當事人出於對記者的配合、遷就甚至對抗，而做出的一些言行，是否適合報道？

這兩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或者說只是度的問題。而《驚惶龐麥郎》一文，從導語第一句，龐麥郎問鯨書，“你們誰最好看？可以把她介紹給我嗎？”就開始失控。

他精神正常嗎？

對所謂經紀公司（龐現在否認曾簽約）的採訪，在我看來也是不及格的。我不相信該公司只是因為龐麥郎的“草根氣質”就包裝他，在沒有看到“6頁紙的合同”之前，我也不會完全相信經紀公司對龐麥郎背信毀約的指控。至於該公司為龐簽了200場夜場演出，我也想問問鯨書同學，為什麼就不能是199場或201場呢？

我沒采訪過什麼明星，不過斗膽說一句，我採訪過的農民絕對比鯨書同學多得多。當然，採訪得多不代表看得就深，更不代表稿子就寫得好。我只是想說說個人的一點淺見，農民的愚、昧、弱、髒，更多由他們的所處的環境所導致。骨子裡，是各種權利的匱乏，是公民不成其公民，人也難得體面。農民中有夢想的那一小群人，更是很容易淪為“奇葩”。

什麼人什麼事都談體制，談共性，談同理心，已經out了。或許龐麥郎天生就“奇葩”呢？嗯，這個可能性很大。照這種玩法，我們找幾個醉漢做訪談，或者去精神病院做24小時直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