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呼蘭逃出來，到死都沒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館裡。

中國少了一個家庭婦女或姨太太，多了一個流浪者，一個對自由的追逐者，一個在文學上做出獨創性的作家。”

《飄泊者蕭紅》的作者林賢治用一句話，概括了蕭紅的一生。

提起蕭紅，她有很多名號——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與張愛玲齊名，30年代文學洛神。

後人為了紀念她，命名了“蕭紅中學”，也拍過關於她的電影：《蕭紅》，《黃金時代》。

然而，迴歸蕭紅短短的一生，卻一直充斥著動盪、逃離、愛而不得，令人唏噓。

童年什麼命，未來什麼運

蕭紅生於1911年，是家裡的老大，下面有三個弟弟（夭折了一個）。

在重男輕女的家庭裡，生性敏感的她，註定過得比較苦。

3歲時，她喜歡用手將窗戶紙摳出洞，祖母為了制止這種行為，用針刺過她，她就“很不喜歡她”。

父母因為她是女孩，對她不太上心，她也就不黏他們。

在《呼蘭河傳》裡，有這樣一個細節：

下雨了，她正在後園，懶得回家拿草帽，就將醬缸帽（蓋）子頂在頭上遮雨。

缸帽子很大、很沉，她完全看不清路，深一腳淺一腳地摸索進屋，迫不及待地想要給祖父看，可是父親卻一腳將她踢翻。

在遭到父親如此對待後，她就完全住到祖父屋裡頭。

對於母親，她也沒什麼記憶。她只說她“鼻子高高的，下巴長長的，手是細長的。”

8歲那年，母親去世，4個月後，繼母進門。

好在她有祖父，這個溫暖她整個童年的老人。

祖父教她念《千家詩》，她聲音很大，大得家裡的五間房都能聽到，祖父擔心她喊壞喉嚨，就說：“房蓋被你抬走了。”

每次祖父教她新詩，她一聽開頭不好聽，就說“不學這個“，祖父就換一個，換一個不好，就再換。

背詩講詩，是爺孫倆的天倫之樂，這為蕭紅的文學素養打下堅實基礎。

祖父對她，近乎寵。

一次， 鴨子掉井裡了，祖父用黃泥裹上，放進灶坑裡燒出來給她吃，她很喜歡。

後來一見到鴨子在井邊就往井裡趕。祖父得知後，不但不批評她，還一面將她抱在懷裡，幫她擦汗，一邊說：“跟爺爺回家，抓個鴨子燒上。”

18歲那年，祖父去世。她的想法是“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間一切愛和溫暖帶得空空虛虛。”

19歲，初中畢業，父親安排她嫁人。她用與已婚表哥私奔至北京讀高中，向父親表達不滿：既然你不管我，憑什麼支配我的人生？

可惜，父親不懂，還嫌她“敗壞門風”，想要弄死她。好在當晚，小姑和小嬸趁著夜深人靜，撬開窗戶偷偷放走蕭紅。

這一次，她與父親、與家庭徹底決裂。

缺失的愛，自此成了她一生的執念。童年什麼命，未來什麼運。

逃離，是心有不甘

從家裡逃生出來後，她與之前的逃婚物件汪恩甲同居了。

對方在她懷孕臨近產期，欠債600多塊的情況下，以回家拿錢為由，一去不返。

蕭紅的心態，像極了流浪貓。一旦有人給它投餵，它便極度依賴。可保不齊哪天，那個人不肯繼續，它不得不再次為自己找主人。

眼看要被賣進妓院抵債，蕭紅寫信向哈爾濱《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輯裴馨園求助，蕭軍粉墨登場。

蕭軍趁著發洪水的機會，救她出旅館。

她不可救藥地愛上了他。而蕭軍，從來沒打算娶她。

“她單純、淳厚、倔犟，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同居期間，蕭軍常動手打她。

一次，朋友看到她的右眼青紫了很大一塊，她自己解釋說，是跌傷的。可是一旁的蕭軍，卻得意地說：“什麼跌傷的，是我昨天喝酒以後打的。”

家暴說明不愛，不愛就很難專一。蕭軍果用行動證明了這個道理。

1937年，蕭軍不專。蕭紅為了療傷，獨自前往日本。期間，她寫信給蕭軍感嘆說：

“就在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是的，自己就在日本。

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是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

這也是電影《黃金時代》名字的由來。

憑蕭紅的才華，離開蕭軍，她完全可以迎來自己的黃金時代。然而，她沒有。

她對蕭軍，有那種弱女子為了感恩，自己無以為報，只能以身相許的道義。另外，祖父去世，她的內心有了一個洞，需要用愛來填滿。

也正因如此，她在與蕭軍同居6年，卻等不及生下蕭軍的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嫁給端木蕻良。

她在與端木的婚禮致辭中說：

“我對端木沒有過高的希求，有的，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諒解，體貼和愛護。”

她追求過轟轟烈烈的愛情，可最終，她要的，不過是凡夫俗子的現世安穩。

終久，她沒有得到她想要的。

在香港，她得了肺結核，被庸醫誤切了喉管。在最需要照料時，端木一走了之，是駱賓基陪她走到生命的終點。

回過頭來看她的感情生活，沒有一段感情始於雙方人格平等，彼此吸引。

她總是在最狼狽的時候，急於投身一段新感情。激情褪去，對方感受到她骨子裡的卑微，就用最能傷害她的方式對她。

汪恩甲也是，蕭軍也是，端木也是。

她之所以動盪，是一直心有不甘。

軟肋也能成為鎧甲

敏感是一把雙刃劍。

父母的漠視，幾任“渣男”的拋棄，對蕭紅內心造成的傷害，較與她同等遭遇的人更甚。

每當忍耐到達極點，不是別人逃，就是她逃。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但也因敏感，生逢亂世的她，能看到和感受到許多身邊人不太注意得到的事。

這就有了她的傳世代表作，一個是《生死場》，一個是《呼蘭河傳》。

這兩本書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以蕭紅的個人經歷為基礎進行的文學創作。

《生死場》是講的東北哈爾濱農村，著墨於日偽統治下的人們忙著生，忙著死，麻木、愚昧、無知、日復一日。

魯迅稱讚她的《生死場》“力透紙背”，親自幫她校改，作序，推薦出版，讓她在24歲一夜成名。

而《呼蘭河傳》，就是蕭紅在離開家鄉多年以後，對記憶中的家鄉進行一次“精神返鄉”。

她也在尋愛的過程中，將小愛昇華為大愛，以筆為戈，以紙為戎。

蕭紅曾說：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足見童年給她留下的創傷，終身未愈。

哪怕她才華蓋世，她也一直以為自己需要依賴男人存活，這是觀念的桎梏，更是時代的悲哀。

蕭紅的不幸，更在於，她一直不肯活得與《生死場》裡的女人一樣麻木平庸。

去世前，她寫下絕筆：

“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哪怕是行至生命盡頭，她依然心有所執。愛能成就一個人，也能摧毀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