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醫務人員待遇有兩條現實路徑，一是加大財政投入的外輸血，二是降低成本提高結餘的內迴圈。

自2009年新醫改以來，財政對醫療的投入年均增長超過20%，但是對於改善醫療困境，提高醫務人員待遇的作用仍不明顯，其原因可能是增加的有限的財政投入，被藥品耗材等成本要素價格的上漲所中和，沒有傳遞到醫院用於改善醫務人員待遇。

第二種路徑就是“騰籠換鳥”，透過擠出藥品耗材中的水分，騰出收費空間用於提高診療性收費標準，由此增加的利潤再反哺用於提高醫務人員薪酬。但是這條路徑卻有兩個難啃的骨頭：降低藥品耗材虛價與提高診療費標準。

回扣的存在是藥品耗材虛價難降的根本原因，而回扣本身卻是作為醫生合法收入不足的彌補途徑，回扣與合法收入兩者似乎形成了一個死結。醫生要求先提高合法待遇，才能不拿回扣；而監管則主張醫生應該先不拿回扣，讓藥品耗材價格降下來，然後再透過提高診療費的辦法增加醫生的合法收入，但是從醫生的角度來看就像“畫餅充飢”。藥品帶量採購是國家層面採取的降低藥品耗材虛價的戰略手段，但是實施過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如：集採藥品頻頻斷供與採購用量完不成並存。

提高診療費標準的難題卻有其歷史淵源，醫療市場化改革之前藥品耗材與診療費都是福利定價，價格與成本分離。醫療市場化改革之後，藥品耗材定價採用市場機制，而診療費仍然堅持政府福利定價，醫療總費用上漲的空間完全被藥品耗材等成本要素佔據，嚴重擠佔了診療費上漲空間，醫療收費結構扭曲由此產生。2015年重慶醫改發生的調價風波，更讓很多醫療決策者對提高診療費慎之又慎。

醫生透過收取診費獲取較高的待遇符合國際慣例。在當前的國情下，指望透過物價管控部門的行政調價來讓醫生獲取與付出一致的勞務性收入，只會是杯水車薪。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放開價格管控，讓醫生勞務費實行市場定價，這樣診費的上漲就不再是政府行為而是醫療機構的市場行為，矛盾指向也就由政府轉移到了醫療機構。

但是放開醫療服務性收費定價，必須要有一個總額控制機制，否則醫療費用驟漲可能會引發社會的動盪，辦法就是醫保總額預算與按病種付費。要抓住按病種付費（DRGs付費）的契機，在總額控制的前提下徹底放開住院費用醫療定價，讓醫院和醫生有動力透過壓縮藥品耗材支出，自主提高診療性收費標準，用於獎勵醫務人員提高其待遇。

按當前實際醫療費用測算的DRG疾病組權重和費率，其實包含了虛高的藥品耗材價格。從冠脈支架集中採購降價幅度平均超過90%來看，其中的水份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只要保證擠壓出來的虛價空間能完全由醫院自主收費轉化為利潤，那藥品耗材帶量採購才會得到醫院和醫生的支援，政策效果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出來。

當藥品耗材費與診療費都實行市場定價，在住院總費用限定的前提下，兩者之間就會形成自然競爭的格局，競爭的結果取決於二者上漲給醫生和醫院的獲利大小。對於醫院來說，診療費提高的收益肯定大於藥品耗材費，因為後者零差率銷售。對於醫生來說，只要診療費提成比例大於藥品耗材回扣的比例，醫生就會傾向於提高診療費而放棄回扣。

這種競爭格局形成後，就可以徹底放開藥品目錄管制，讓醫生自主選擇療效確切而價格又相對實惠的藥品，最終讓藥品生產企業之間的競爭迴歸到療效與品質上，而不是促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