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楠
在眾多引起經濟增長的因素中，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然而與其他生產要素不同的是，人口對經濟增長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正如一個西方古老諺語所言，“上帝給了每一個人一張口和一雙手”（With every mouth God sends a pair of hands.—An Old Saying）。這一古諺恰當而形象地對人口這一特徵進行了詮釋。一方面，龐大的人口數量對經濟增長具有規模效應，可以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從而提高知識存量，增加最終產出和社會財富。另一方面，面對有限的資源，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也會過度消耗資源，進而影響人類整體的經濟福利水平，呈現人均產出下降、生存環境惡化等問題。從第一章的相關內容可以看到一個基本事實：在眾多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貧困往往伴隨著較高的人口增長率，因此較高的總和生育率使這些國家長期陷入貧困之中，時常面對生存危機。那麼當前世界人口情況如何？特別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人口數量、人口質量以及人口結構又是怎樣變化的？這些人口數量、人口質量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當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正是本章試圖回答的重要內容。
本章主要內容結構如下：首先，第一部分主要從宏觀視角出發，對世界人口長期變化情況進行一個基本介紹，概括其特徵並總結規律。其次，第二部分主要對人口影響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進行簡要介紹，包括馬爾薩斯陷阱、人口紅利等。最後則是透過對一系列歷史相關案例的介紹，對人口的決定因素進行考察。
從公元元年至 2016 年
要了解人口的相關特徵就必須將人口資訊分解來看。一般人口學家關注人口問題往往將人口劃分為人口數量、人口質量和人口結構三個方面。因此，我們對人口的分析就從這幾個方面進行考察。
人口數量
在距今 200 多萬年前，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食物得不到保障，人口規模在幾億人左右。但是在距今 1 萬年前後，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使人們生存能力大大提高，告別了採集漁獵的生存方式。農業技術的發明，使人們不僅可以儲存一定食物，而且開始馴化動物，使生存有了一定保證，人口數量也逐漸穩定和增加起來。然而，直到 18 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全球人口規模一直處於穩定狀態，即處於馬爾薩斯陷阱狀態之中。由於馬爾薩斯陷阱的存在，在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人口持續在一個穩定的位置，平均增長率約為 0.1%。但是進入工業革命之後，人口增長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口從1800年的不到 10 億人，增加到目前的 74 億人。1965 年世界人口已經是1900年世界人口的 2 倍。而從 1960 年至 2000 年，世界人口總量又翻了一番。
另外，從各大洲人口數量分佈來看，也出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變化，各大洲人口增長與數量分佈呈現出不平衡的趨勢。如圖 6.2 所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當前人口最多的地區，這些國家在 1950 年至 2010 年的人口增量都要大大高於這些地區在1950年時的初始人口水平。但是，在世界的另一些地區，例如在歐洲、美洲和大洋洲，這些地區的人口規模增加量有限，歐洲人口增加量小於 1950 年的初始水平，而美洲和大洋洲僅僅與1950年的初始人口數量相當。由此可見，自1950年至21世紀的60年時間裡，大量的人口增長都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此外，從人口增長來看，經濟學家通常用人口增長率作為衡量人口變化的主要指標。這裡人口增長率主要是指增加人口數量佔總人口的比重。由圖 6.3 可見，在工業革命之前，從公元元年至 1700 年，全世界人口增長率不足 0.2%，但在工業革命之後，1820 年前後人口增長率達到了 0.5%。20 世紀初，人口增長達到了峰值，平均每年 2%。但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世界人口增長開始出現變化，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從平均每年的 2% 下降到 1.5%。因此，人口學家斷言，世界人口正在經歷一個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過程，人口增長將逐漸下降。這裡人口轉型主要是指人口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狀態，逐漸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為主要特徵的人口增長狀態轉變。
另外，從人口增長率的地域分佈來看，自 1950 年以來，非洲、拉丁美洲、亞洲人口增長速度較快，平均增速分別為 2.5%、 2% 和 1.75% 左右，而歐洲、美洲地區人口增長速度較慢，平均人口增長速度低於 1%。此外，從人口增長率的動態變化來看，世界各主要地區除非洲外，1980—2015 年的人口增長率遠遠低於 1950—1980 年的人口增長率。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速度快於發達國家。
人口質量
人們對人口問題關注的第二方面是人口質量問題。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僅需要關注人口數量的長期變化規律，而且也需要對人口質量的變化進行了解。人口質量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口的健康程度，二是人口的教育程度。
1．健康程度
健康程度主要是指人口的健康水平，即免受營養不良、食物匱乏以及疾病的困擾。通常人們對人口的健康質量透過平均預期壽命進行度量。圖 6.5 給出了從 1930 年至 2016 年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從中可見，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全世界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呈現顯著上升的趨勢，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從 1930 年的 39 歲逐漸上升到 2016 年的 72 歲。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平均預期壽命獲得了顯著的提升。此外，從不同經濟體的平均預期壽命變化來看，儘管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國家平均預期壽命差別較大，但總體均呈現逐漸上升的變化趨勢，其中高收入國家平均預期壽命從 60 歲上升到 72 歲，中等收入國家平均預期壽命則從 49 歲上升到 66 歲，而低收入國家平均預期壽命也從 31 歲上升到近 60 歲。而且無論高收入 國家、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平均預期壽命均呈現收斂的特徵。
除了平均預期壽命之外，經濟學家用來衡量人口健康水平的另一個指標則是人的身高。人體高度受到營養的主要影響。隨著人們攝取營養的不斷增加，人的身高也逐漸增加。因此，經濟學家一般也利用身高作為衡量健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根據人類學相關理論，不同人種之間的身高本身存在較大差異。例如歐洲人種、高加索人種要比蒙古人種的身高要高。但是這些差異會隨著營養攝入、飲食結構變化而發生改變。由圖 6.7可見，在1810年前後，歐洲地區人均身高為 166 釐米左右，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後，平均身高得到普遍提高，截至1980年前後， 歐洲地區平均身高達到178釐米。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國家人口的身高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在拉丁美洲和東亞，19 世紀的平均身高為 164 釐米，隨著時間變化，截至 1980 年也達到了 170 釐米左右。但是我們也看到，在東南亞和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平均身高仍然沒有顯著變化。
2．教育水平
人口質量的另一個重要體現是教育水平或者說人力資本的變化。在整個長期人口變化過程中，不僅人口數量呈現出人口轉型的特徵，而且除了人口健康水平逐漸提升外，人口受教育程度也在逐漸變化。人口受教育程度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總體而言，雖然全世界人口增加數量較少，但是平均教育水平逐漸提升。在經濟學中，經濟學家通常使用識字率作為教育水平的代理變數進行考察。圖 6.8 給出了1970年至 2016年全世界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的變化趨勢。我們從中可以看到，1970年全球15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僅為 69%，但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識字率呈現顯著上升的態勢。到 2016 年，全球 15 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已經達到 87%。
《繁榮與貧困》
二是隨著人口教育程度的提升，人口數量與質量呈現出相互替代 (Quantity and Quality Trade off) 的關係。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後，工業化國家的這一變化較為突出。很多家庭降低了自身總和生育率，但是會對已經出生的孩子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資。因此，形成了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相互替代的現象。圖 6.8 和圖 6.9 恰恰是這一變化的較好反映。由圖 6.9 可見，女性人均生育數從1960年的 5 個，下降到當前世界平均水平的 2.4 個。但是隨著每個家庭總生育率的降低，全世界識字率水平卻在顯著上升，從1970年的 69% 上升到 2016 年的 87%。由此可見生育模式的顯著變化。
人口結構
人口特徵的第三個方面是人口結構。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結構的差異往往會決定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績效差異。雖然人口結構的內容很多，但經濟學家總體上對兩方面的人口結構特別關注，即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及性別結構。
1．人口的年齡結構
人口的年齡結構主要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不同年齡組別人群的年齡分佈情況。經濟學家與人口學家通常採用人口分佈金字塔圖來展現人口年齡結構。
另外，根據不同地區情況，人口金字塔一般呈現三種類型。第一種為增長型，主要特徵是塔頂尖、塔底寬；第二種是穩定型，主要特徵是塔頂與塔底寬度一樣；第三種是縮減型，主要特徵是塔頂寬，塔底窄。增長型意味著，人口會持續增加，而且會呈現較長時期的人口紅利，即有大量年輕勞動力存在；穩定型是不同年齡段人口基本一致；縮減型為老年人口較多，而年輕人口較少，這意味著可能存在較長時期的老齡化問題。
2.人口的性別結構
在人口結構中，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是性別結構。性別結構是指人口中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比例。性別平衡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自 1960 年以來，全球性別比例中女性占人口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的狀態，從基本平衡的50%下降到近 49.5%，男女性別比例接近 1∶1.02。從世界各國情況來看，世界女性比重較少的地區主要集中在南亞、北非、中東等地區。這些地區女性比例小於 44.6%，即 1∶1.24。主要是經濟貧困和文化傳統的因素最終導致性別選擇的結果。因此，199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了一個“消失女性”(Missing Women) 的故事。阿瑪蒂亞·森認為，在南亞和北非地區，婦女社會地位與男子相比較低，所以得到的衛生保健、食品和社會服務也要比男性少，從而女性的死亡率偏高，導致這些地區女性與男性性別比率偏低。由於當前世界女性不平等問題依然突出，因此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將實現性別平等作為重要目標之一來加以保障。
人口與經濟發展：相關基本理論
人口悖論：馬爾薩斯與波西亞普
自從馬爾薩斯的《人口學原理》這本經典著作問世以來，人口與經濟增長問題便成為人們思考的重要問題。就1820年以前的世界經濟發展經驗，馬爾薩斯學派（the Malthusian School） 認為，人類社會的資源是有限的，技術進步帶來的短期收入增加不可避免地被人口增長所抵消，使人們生活水平降到僅能維持生存的狀態。所以，人口規模越大，可能導致經濟增長越緩慢，無法擺脫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因此，馬 爾薩斯提出了應該採取人口控制手段，對人口規模加以干預。
然而另一些學者，如著名歷史學家波西亞普（Boserup E.） 則認為，人口規模對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人口規模越大，越可以提供更多的勞動力。此外，較大的人口規模也可以增加人力資本的存量，科學技術進步的機率也比人口小的國家有更多的機會。
那麼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係究竟如何呢？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恰好提供了一個識別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矛盾關係的自然實驗機會。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就著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計劃生育主要透過兩個方面來實現對人口的控制：一是未婚青年施行晚婚；二是已婚婦女採用科學避孕的方法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但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並非沒有例外，在有些情況允許生育“二胎”。例如，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且只生育一個子女；夫妻雙方均為少數民族，且只生育一個子女；夫妻雙方均為歸國華僑，或者來本省定居不滿 6 年的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居民，只有一個子女在內地定居；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子女合計不超過兩個的，但不適用於復婚夫妻；第一個子女為殘疾兒童，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醫學上認為可以再生育；夫妻一方為一級至六級的殘疾軍人，一級至五級因公（工）致殘人員，且只生育一個子女；礦工井下作業連續 5 年以上，並繼續從事井下工作，且只生育一個女孩；農村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且只生育一個子女；男方到女方家落戶且女方沒有兄弟的農村夫妻，且只生育一個子女；農村夫妻只生育一個女孩；大山區的鄉，女方在農村，且只生育一個女孩。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兩位學者，張俊森與李宏彬，正是透過少數民族與漢族進行二胎生育的政策差異，利用不同省份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來作為人口出生率的工具變數，採用帶有工具變數的兩階段最小矩估計方法識別出生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因果關係。兩位學者首先利用少數民族人口占當地人口的比重作為出生率的工具變數，對滯後 1 期的人口出生率進行第一階段的迴歸分析。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大部分的漢族人口，而對少數民族人口影響較弱，因此如果當地少數民族人口比重越高，那麼當地人口的出生率也相應越高；反之，如果當地少數民族人口比重越小，當地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較強，出生率也會相應較低。第一階段的分析結果與假說基本一致，少數民族人口越高的地區對出生率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影響，少數民族地區人口比重越高，出生率也相對較高。接下來，兩位作者又給出了使用兩個不同的系統性和差分性最小距估計（GMM）模型的第二階段估計結果，實證結果最終表明出生率每增加 1 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將會下降 2個百分點左右。透過自 20 世紀末到 21 世紀初中國政府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所提供的自然實驗證據，我們可以看到，人口出生率的增加的確會減緩經濟增長速度。儘管馬爾薩斯的觀點是對 19 世紀之前世界經濟增長情況的總結，但直到今天依然可能是有效的。
人口紅利與老齡化
除了人口規模與出生率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外，人口年齡結構也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的影響。在人口年齡結構中，較為重要的是人口紅利和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
人口紅利主要是指勞動力人口相對於被扶養人口更加充裕。而人口老齡化則與人口紅利相反，即勞動力人口小於被扶養人口。在經濟學中，人口紅利的指標通常是勞動人口比，或者勞動人口比的倒數。其中，勞動人口主要是指大於15 歲低於65歲的人口，被扶養人口則是指 16 歲以下和 65 歲以上的人口。勞動人口比即勞動人口與被扶養人口之間的比例。因此，這個比例越高，人口紅利越多。反之人口紅利越小。而人口老齡化的指標是指 65 歲以上被扶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或其倒數，該比例越高，人口老齡化問題越嚴重；反之老齡化問題越小。從中可見，人口紅利和人口老齡化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
人口紅利和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扶養負擔與經濟增長
當存在人口紅利時，扶養負擔相對較輕，這使更多的收入變為投資投入到生產過程中而不是消費。一般而言，未成年人較多，家庭消費支出較多，儲蓄下降，投資減少，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另外，當老年人增加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效果。因為老年人退出勞動力市場，收入得不到保障，所以成為消費的主體。一個國家擁有更多的老年人，將會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消費而非投資，從而阻礙資本的形成，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2．勞動力供給
存在人口紅利的國家，勞動力供給比較充沛。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使勞動力用工成本降低，在對外經濟中，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有助於增加出口的優勢。在改革開放 40 年中，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正是得益於此。一方面，中國人口基數龐大，勞動力人口持續上升，勞動力總量迅速增長。另一方面，透過農村移民人口流動，大量剩餘勞動力湧入東部沿海城市，由此導致中國沿海地區出口企業獲得競爭優勢，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3．人力資本與創造性
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人口紅利，特別是青年群體龐大，將意味著在人力資本存量上具有顯著的優勢，如果在教育可以跟進的前提下，將會有更多的創造和發明。因此，具有人口紅利的國傢俱備持續的人力資本供給和技術創新能力，從而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4．儲蓄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莫里迪亞尼提出的生命週期假說，人們一般在青年時期增加儲蓄，以防年老收入減少時生活受到影響。因此，如果一個國家年輕人口群體佔比較高，那麼居民的儲蓄率較高，儲蓄的增加會導致投資的不斷增加，經濟增長也會較為迅速。相反，如果一個國家處於老齡化狀態，那麼儲蓄將會變得很低，消費較高，投資萎縮，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持續影響。
性別比例與儲蓄
性別比例是人口結構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性別比例失衡也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大學的魏尚進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張曉波兩位學者在其 2011 年的一份研究中，對性別比例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進行了考察。
在過去的 40 年，中國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經濟增長速度在平均 9% 以上。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這與中國較高的儲蓄率密不可分。1990 年，中國儲蓄率佔收入比重僅有16%，而到了2007年中國居民儲蓄率達到了30%。那麼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樣高的儲蓄率呢？兩位學者認為，如此高的儲蓄率實際上可能與中 國失衡的性別比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1980 年以來，儲蓄率與中國性別比例一直呈現同步增長的態勢。因此，他們認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由於中國固有的傳統觀念，男孩與女孩相比往往受到更多的偏愛，因此部分家庭透過醫療技術干預導致更多男孩出生，這對中國的性別比例產生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男女性別比例持續上升，呈現出男多女少的現象。而男多女少的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婚戀市場男性婚配競爭更加激烈，女性變得更加具有競爭力。男性如果想在婚戀市場上獲得優勢，就必須具備一定物質條件，例如買房、買車。而買房買車增加了擁有男孩的家庭的儲蓄傾向。
作者給出了他們利用中國家庭收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2002）得到的調查資料家庭結構儲蓄動機的結果。從一個核心家庭三口之家來看，與子女相關的儲蓄佔有較大比例，超過了 80% 以上。擁有男孩的家庭要比擁有女孩的家庭在儲蓄上多出 5.8%。此外，從儲蓄動機的具體內容方面來看，教育與婚姻是主要儲蓄的原因。而且在婚姻動機上面，擁有男孩的家庭要比擁有女孩的家庭多 11.5%。此外，擁有兩個孩子的四口之家基本上與三口之家情況一致。由此可見，子女婚姻是父母儲蓄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機，而且擁有男孩的家庭要比擁有女孩的家庭有更多的儲蓄傾向。
在後續的實證研究中，作者發現，無論在 7—21 歲哪一個年齡組群，男女性別比例越高，儲蓄率越會得到增加，而且這一實證結果具有相當強的穩健性。從這一研究可見，性別比例作為人口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它的失衡在某些情況下對經濟增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這也成為理解某些存在“消失女性”國家或地區具有高儲蓄率和持續經濟增長的重要視角。
人口規模的決定因素
死亡率與生育率
人口變化與生育率和死亡率密不可分，人口增長是人口死亡率與出生率共同作用的結果。當人口死亡率大於出生率，人口數量減少；當人口出生率大於死亡率，人口數量增加。
1．死亡率變遷
死亡率是指每 1000 人中死亡人數的比例。而死亡率變遷是指在近 200 年裡，死亡率呈現出逐漸遞減的特徵。這一變化已經成為人口轉型的重要特徵之一。死亡率變遷的一個重要表現 就是人均預期壽命的持續上升。
（1）發達國家死亡率變遷。18 世紀中葉之前，發達國家人均壽命沒有任何提高。但是，1800 年之後，工業化國家的平均預期壽命獲得顯著提高。平均預期壽命從 18 世紀中葉的 38 歲上升到2000年前後的 75 歲。此外，我們還發現，發達國家死亡率變遷所經歷的時間大約為 200 年，時間持續較長。
（2）發展中國家死亡率變遷。在20世紀中葉之前，平均人均壽命沒有任何變化，廣大發展中國家平均預期壽命大約 30 歲。然而，在 20 世紀中葉之後，發展中國家平均預期壽命獲得顯著提高，從世紀初的 30 歲左右，上升到世紀末的 60 歲。平均預期壽命增加了 1 倍。
此外，我們還發現這一變化是隨著發展中國家收入不斷提高而實現的，而且發展中國家發生死亡率變遷時所花費的時間要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所花費的時間，至少要少 100 年左右。根據法國與印度平均預期壽命變化的差異。平均預期壽命均達到 56 歲，我們發現印度發生在 1980 年，而法國則發生在 1930 年，印度比法國整整晚了 50 年。但同時可以看到，當印度實現平均預期壽命達到 56 歲時，人均 GDP 為 1239 美元， 而法國實現該水平時，人均 GDP 為 4998 美元，是印度的 4 倍左右。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實現死亡率變遷所花費的成本比發達國家要低。
為什麼會出現死亡率轉換呢？這裡主要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特別體現在食物數量和質量的改善。工業革命以前，人們長期營養不良，增加了死亡的機率。工業革命之後，收入不斷增加，不僅營養得到改善，而且住房環境的改善也使人們的衛生習慣得以改變，勤換衣服勤洗澡，最終減少患病的機率。二是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人們可以獲得乾淨的食物與生活環境。三是醫療水平的進步，包括保險制度的建立、醫療技術的提高等。特別是醫療知識的儲備與醫療技術的發展，使人們可以對更多的疾病提供治療方案，由此增加了患病者康復的機率，降低死亡率。
2．生育率變遷
生育率是指到一定年齡的婦女生育孩子的數量。但對於國家而言，一般採用總和生育率作為生育率的度量指標。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主要是指一個育齡婦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數。根據美國 1860 年至 2010 年總和生育率的變化情況。從中可見，在最近的 140 年裡，美國的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從 20 世紀中葉平均 5 個孩子，一直下降到 21 世紀初的 2 個孩子左右。而且我們還發現，全世界的總和生育率變化基本與美國相同，均呈現顯著下降的特徵。但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特徵有所不同。首先，發達國 家總和生育率下降較早，20 世紀 30 年代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 2 人左右。而發展中國家變化則較晚，從 20 世紀 60 年代總和生育率才開始下降，直至 21 世紀初下降到 2 人左右。此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總和生育率發生變化的時間也存在差異。發達國家，如美國，總和生育率從 5 人降到 2 人大致經歷了 63 年；而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用了 15 年。
生育決策
1．生育決策的基本模型
生育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S.Becker）在《家庭經濟分析》 中利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對家庭的生育決策行為進行分析。
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從收益的角度，父母養育子女有兩種功效。一是將孩子看成耐用消費品，給父母帶來快樂；二是將孩子看作投資品，將來可以養兒防老。從成本角度來看，生育孩子需要父母投入時間和金錢。由此可見，對於一個家庭而言，決定是否生育，生多少個孩子，可以利用標準的成本收益分析來進行分析。由於存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孩子所能帶來的效用是下降的。與此同時，孩子的邊際成本也在不斷地遞減。因此，當邊際效用等於邊際成本時，最佳生育孩子的數量得以確定，即兩條曲線相交時的資料。
什麼因素會導致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用移動呢？貝克爾認為，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用曲線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影響：一是父母的收入水平。當父母收入水平高時，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也高。父母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其更願意消費其他消費品，最終導致生育意願下降。二是社會的總收入水平以及與此相關的人力資本的回報。當社會總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增加時，社會更加傾向於採用人力資本較為密集的技術，由此導致人力資本回報的提高。家庭的一個理性選擇則是少生孩子，但要提高孩子的教育投資，即數量與質量的替代權衡。三是父母的教育水平。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婦女生育孩子的成本，同時降低了生孩子所帶來的收益。由此可見，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會對生育子女數量進行權衡。四是母親的勞動參與。如果母親不參與勞動力市場，可以提高養育孩子的邊際效用。與此同時，不參與勞動力市場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也較低，此時選擇多生育子女是較好的選擇。但是，如果女性一旦參與勞動力市場，養育子女的機會成本得以增加，子女的邊際效用降低，從而導致較低的生育。五是社會保障制度。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前提下，人們處於老年化狀態時，收入來源可以得到保障，養兒防老的意圖減弱，生育孩子的邊際回報會下降。六是一些社會習俗可能影響生育行為。例如在亞洲文化圈一些地區有傳宗接代的文化傳統，這有可能導致生育率偏高。又如，基督教中的哈特派 （Hutterites）強調生育，初婚年齡早，而且夫妻從不採取節育措施，從而導致高出生率。
2.生育選擇的實證證據
（1）人力資本與生育率。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薛華 (Carol H. Shiue) 在《經濟增長》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前工業社會人力資本與宗族生育”（Human Capital and Fertility in Chinese Clans before Modern Growth）的文章，這是體現社會總收入和人力資本總體上升對生育行為產生影響的一個典型代表。作者主要透過對中國明清時期安徽桐城族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在 13 世紀至 19 世紀時期，中國人口生育也出現了類似西方工業革命後期人口數量與質量相互替代的人口轉換現象。社會身份越高即收入越高的家庭，家庭規模越大，但是不同階層的家庭也有所差別，隨著家庭社會層級逐漸上升，家庭規模呈現逐漸縮小的特徵。由此可見，社會地位或者說收入與生育家庭規模之間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此外，17世紀中國的科舉考試提高了人力資本的回報率，可以看出家庭規模越大，教育水平越低，而在家庭規模較小的家庭，則有更強的意願讓兒子參加科舉考試。這一結果在較低社會等級的家庭中並不明顯，但是在較高社會層級的家庭中，質量與數量之間的替代關係較為清晰。儘管中國處於近代化歐洲之外的前工業化社會，但是生育行為已經存在質量與數量之間的替代關係。
（2）分家制度與生育選擇。關於如何有效控制人口，馬爾薩斯在《人口學原理》這本經典著作中分別提出西方世界的“抑制性”生育模式與非西方世界的“現實性”生育模式。這兩種生育模式的區分作為馬爾薩斯理論遺產，對後世影響深遠。然而，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是否也存在“抑制性”生育 模式一直是歷史人口學家廣泛爭論的問題。
自 18 世紀以來，中國人口從 1700 年初的 1.6 億人迅速增加到 1800 年的 3.5 億人，到 1950 年又增加到近 6 億人，而在這一過程中，諸如太平天國戰爭、“丁戊”奇荒等天災人禍的發生對人口進行“現實性”抑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這些不爭的事實似乎證實了馬爾薩斯有關“現實性”生育模式的結論。然而， 這一觀點受到許多利用微觀人口資料進行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學者的質疑。其中，李中清、王豐等學者利用清皇室玉牒、遼寧省道義屯旗人戶口冊以及劉翠溶、彭希哲、侯楊方等學者利用族譜資料重新討論了清代以來的中國人口變化，他們發現，來自家庭內部的抑制作用要遠遠大於外部的抑制作用，而且並未發現有顯著的人口增長。特別是李中清與王豐在其著作《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中認為，在傳統的集體主義文化支配下，中國家庭透過溺嬰等其他避孕手段成功地降低了婚內生育率，從而在 18 世紀實現了人口轉型。以上這些似乎形成了對傳統馬爾薩斯有關中國人口生育模式假說的一種挑戰。
為何會出現近代中國家庭人口規模下降，從而對現有馬爾薩斯人口生育模式假說形成挑戰呢？現有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一是家庭內部生育控制的結果。例如，李中清與王豐的研究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不僅存在避孕和人工流產等這些人為控制生育的事實，也存在大量溺嬰（特別是女嬰）的證據。特別是溺女嬰的行為也會透過改變社會年齡性別結構，對長期生育結果產生影響。二是宗族組織對家庭規模的影響。清代以來之所以有較低的人口生育率，宗族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宗族的家長不僅對所有家庭成員擁有絕對的權威，而且可以決定家族成員的婚姻、生育甚至死亡。儘管以上兩方面可以為近代中國出現較低生育率提供解釋，但這未必是全部。特別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與生育行為、財產分割有密切關聯的分家制度是否也會對生育行為本身產生影響呢？近期我們研究團隊從中國傳統社會財產繼承製度出發，討論了以“諸子均分”原則作為財產繼承製度安排對家庭內部生育行為差異的影響。
從財產繼承製度來說，東西方世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財產繼承方式。16—19 世紀的歐洲（主要是英國）將長子繼承家庭財產作為主要的財產繼承製度，即長子繼承製；而在東方，特別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則以諸子均分作為財產繼承製度，即在父親死後，家庭財產在所有兒子中平均分配。這種類似外生財富衝擊的人為分家行為，可能對處於不同生育週期的兒子的生育行為產生不同的激勵作用。對於分家前處於婚育週期的兒子來說，由於沒有分家，大家庭的財富共同使用，家庭財富產權不清，容易產生經濟學上所謂“搭便車”的行為。此時，生育行為受財富約束較少，因為養育子女的成本可以由大家庭負擔，所以較低，進而有多生育的傾向。而對於那些分家前未進入婚育年齡的兒子來說，分家不僅使大家庭的財富產權明晰，而且使其初始經濟條件被改變，嚴格的經濟約束對其生育行為產生負向影響，抑制生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截至目前，仍未有相關研究對此問題進行理論分析和提供實證證據。為揭示傳統社會分家析產繼承製度對生育行為的影響，我們不僅以生育行為決策模型，以及“搭便車”理論為基礎對分家與生育行為之間的關係進行理論刻畫，同時採用浙江省松陽縣石倉《闕氏族譜》，以及與之匹配的分家文書進行分析。
透過對 1691—1925 年的 1624 個家庭不同代際家庭兒子出生次序與其相應生育水平進行考察，研究發現，不同出生次序的兒子生育子女數量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隨著出生次序的逐漸降低，生育子女的數量逐漸減少。出生次序每增加一個單位，生育水平減少 0.3 人。這意味著出生次序越靠後的兒子越享受不到大家庭所帶來的公共福利，而分家析產造成的財富衝擊對其生育行為產生負面影響。由於出生次序的結果還不足以完全揭示這一生育行為的差異，接下來我們對族譜與分家書內的時間資訊進行了整理，將分家時年齡尚未進入生育週期的兒子與兄長的生育行為進一步對比，發現在其生育週期內，其生育水平比其兄長平均減少 0.8 人。這與之前採用族譜大樣本分析的結果相一致。
此外，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對為什麼分家制度會對生育行為差異產生影響的內在機制進行分析。分家析產之所以對生育行為產生影響，除了分家本身造成財富衝擊外，分家時初始的財富水平也很重要。只有當家庭財富減少到一定程度，導致分家後的財富不足以供養更多子女時，分家作為財富衝擊對生育行為的影響才更為突出。這一研究不僅討論了財富對生育行為的影響，更是為分家制度與生育行為之間的關係提供了理論分析與實證證據。
人口轉型與經濟增長
本章主要對當前與歷史上世界人口數量、人口質量以及人口結構等特徵的變化進行介紹，不僅對當前人口特徵與問題進行了解和思考，而且也對人類過去 200 多年人口轉型等問題的相關理論和內在決定機制進行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