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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姐姐，從我生下來的那一天就是。”到說出這句話的那一天，安蓉蓉已經當了49年的姐姐。

安蓉蓉是誰？安然的姑媽，她父親安世健的姐姐。

1968年，安蓉蓉出生在四川，可能從安蓉蓉的父母知道他們即將擁有一個女兒的時候，他們就鐵了心要再生個兒子。很快，1970年，安世健出生了。

彷彿在全世界都圍著安世健轉的時候，安蓉蓉漸漸淡出父母的視線，或許，她開始失去父母的愛了。從那時起，她就被教導要處處謙讓弟弟，所以在她6歲那年只能在深夜望著弟弟正在啃的西瓜默默吞口水，在她9歲那年全家出遊時只能在遠處眼淚汪汪地看著弟弟喝汽水。

1986年，安世健考上了中專，同年安蓉蓉考上了西大俄語系。家裡窮，只供得起一個，因為安蓉蓉是姐姐，要讓著弟弟，所以她不得不放棄學俄語的機會，找了個活幹。單位工資管45塊，安蓉蓉還要拿出三分之一供家裡開支，剩下的錢才歸她自己支配。

時間過得很快，安蓉蓉結婚了，弟弟也成家了，沒多久弟弟家就新添了一口，是個女兒——1996年，安然來到了這個世界。安蓉蓉本想和好姐妹去俄羅斯做買賣賺大錢，卻被她母親叫回來：“你是姐姐，必須幫弟弟帶孩子。”無奈，她在紅場買了個套娃留作紀念就回家了。

從小失去父母關愛的安蓉蓉，自然懂得孩子想要什麼。她會把新開的西瓜最中間的果肉挑出來給安然吃，她會給安然做新衣裳，她會給安然買冰鎮汽水。但曾經被捧在手心的弟弟繼承了老一輩人重男輕女的思想，為了再生一個兒子，安世健強迫安然裝瘸：腰一斜，腿一抻，瘸子就“當”上了。

安然從小愛美，在簾子背後她輕快地跳著舞蹈，卻被父母和街道的人“逮”個正著。安世健的二胎夢泡湯了，安然自然免不了一頓毒打。

後來，安然常常會回憶起這樣的場景：在路邊買一支雪糕回頭發現父母消失；在泳池裡差點溺水卻被一旁的父母冷眼旁觀。沒有安全感，安然學會了獨立，她想出去闖一闖，填了北京的一所醫學院，卻被父母悄悄改了志願，留在川內學了臨床護理。

好不容易熬到工作了，她卻一分一秒都不想再在這家醫院待下去。同事的惡語嘲諷、生活的一眼到頭、大城市的無盡嚮往，她選擇了考研。還有100來天就考試的時候，意外來臨，父母出車禍走了。

電影裡的故事開始了。

原來安然還有個弟弟，在她上大學的時候才有的親弟弟，調皮得很。他們一點都不熟，根本沒見過幾面，料理父母后事時弟弟還要吃貢給高堂的綠豆糕。姐姐要為生計奔波、要為未來準備，但她壓抑的人生因父母的離世又多了一個負擔——撫養弟弟。

“我要是養他的話我這輩子就完了。”安然選擇了和安蓉蓉相反的路。她不願意照顧弟弟。

送養吧。我還要考研，我還要生活，我還要結婚生子，我有理想，弟弟是個累贅。但她和弟弟都沒有錯，錯的是重男輕女的老一輩。後來，安然與姑姑舅舅、還有變成灰的父母和解了，她並不憎恨重男輕女。但這場意外改寫了安然的人生走向，送養耗時耗力，陰差陽錯地，這對姐弟慢慢培養出了真摯的親情。姐姐找到了失去親人的慰藉，弟弟更是需要一個親人去依賴，姐弟之間的所有隔閡迎刃而解。

在醫院工作的姐姐，會為“當護士怎麼了”而跟故意刁難她的主治醫師死纏到底，會對保小放大的三胎家庭衷心勸告，會細心為弟弟拆繃帶問他疼不疼。

姐姐被三胎家庭的丈夫打了。姑媽心疼地苛責幾句，卻又切開西瓜，習慣性地把最甜的那塊果肉挖出來給姐姐吃，告訴安然，姑媽也是姐姐，從她“生下來的那一天就是”，她也曾為了弟弟放棄過更好的學歷，放棄過更好的人生。姑媽在紅場買的套娃隨意地擺放在冰箱頂，那是她對生活的妥協。

“套娃不一定非得裝在同一個套子裡，自己的路自己走”是姑媽對這個社會的無奈與和解。姐姐回家了，姑媽在店裡一邊整理著套娃，一邊在嘴裡嘀咕著那幾個最常用的俄語單詞，外面有人喊“老闆娘”。那一瞬間，光線的暗淡宣告著姑媽的夢徹底消失，生活才是她該做的“夢”。她本就該“這麼無私”。

真的要送養嗎？安然是一個很獨立的人，她自給自足了四年大學學費生活費。獨立不代表冷漠，我所指的是一種生存的能力。她是個責任感爆棚的人，一個小小的護士，卻敢於批評下錯了藥的醫生；一個小小的護士，為了病人的生命安全，當醫生都卻步時，她敢同家屬聲嘶力竭、據理力爭，對外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是自己在這世上血濃於水的唯一的親弟弟呢？不捨是有的，送出去兩次，姐姐兩次都把弟弟牽回家了。儘管弟弟給姐姐惹了好多事，但姐姐最後也沒有在那份協議書上簽字——她不想以後再也見不到弟弟。

她要是願意送走弟弟就怪了。安然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敢於和所有親戚鬧翻，所以當她決定承擔這份責任時，自然就會義無反顧地選擇撫養弟弟。這看似矛盾，實際上是順理成章的。

但，我不喜歡這個結尾。在姐姐猶豫是否簽字時，演員表就該開始滾動了。

太陽下山 明早依舊……

爬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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