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按摩店，槍殺八人，卻獲得了美國警方的諒解：

“嫌疑人這樣做，可能是因為度過了很糟糕的一天。”

何以8條人命卻抵不上這“糟糕的1天”？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種族問題——8名受害者中，6名亞裔女人。

而從深層次看，這是一個文化臆症——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在美國白人心中，種下了對亞裔女人的“蕩婦印象”。

就像那個兇手所說：

“這些按摩店的女人都在勾引我，只有殺了他們，我的性癮才能痊癒。”

為何亞裔女人成了白人（包括部分黑人）的性幻想化身？為何美國社會將“蕩婦標籤”在潛意識裡，加諸亞裔女人群體至上？

讓我們把歷史的時針撥回到1834年10月17日。

美國的新大路上，一艘名為華盛頓號的貨船，帶來了一件特殊的“商品”。

這件商品吊足了移民們的胃口，因為售賣這“特殊商品”的卡恩兄弟宣稱：

“你對東方的所有想象，都將眼見為實。”

卡恩兄弟將商品陳列在商業中心的櫥窗內，帷幕拉開，移民們終於眼見這特殊商品——

一箇中國女人。

這個名叫“Afong Moy” （譯為“梅阿芳”）的19歲女孩，是廣東人，她有一雙美國人聞所未聞的三寸金蓮，並被包裝為滿清王爺的女兒。

梅阿芳穿著旗袍，端麗而坐，每隔幾分鐘，向購票入場的白人做福利性表演：站起身在客廳裡走上幾步，以展示她的小腳。

白人們貪婪地緊盯著她的小腳和身材曲線，為這一眼，他們付出了25美分的門票。

這是亞裔女人，第一次出現在美洲大陸上。梅阿芳建構了美國人潛意識對亞裔女人的想象：取悅他們的商品，潛藏於內心的東方性幻想。

3年後，舊金山的英文媒體直截了當地言明：

“華裔婦女是性感乖順，神秘誘人的玩偶”。

北美華人社群嚴重失衡的性別比例，美國人對亞裔女人的性幻想，都在催生暗影中的產業——性產業。

廣東女人被誘騙或綁架至北美，用以服務男人，1860年華人女性中性工作者的比例，一躍至85% 至97% 之間。

虛偽的白人社會，一面流連聲色，一面斥黃種女人是落後與墮落的象徵。

“娼妓”的標籤，自此貼在了亞裔女性身上。

當一個社會中，形成了普遍的刻板印象，依靠個體力量衝破，幾無可能，若想要在這個社會中立足，便只得迎合這種刻板印象。

其後，能在美國曆史留下姓名的亞裔女人，無一例外助推了這種印象。

首位在美國好萊塢星光大道留星的華裔女人黃柳霜，在美國所飾演的角色，或是奴隸、或是妓女、或是女僕。好萊塢記住是她柳葉眉、齊劉海、淡妝濃抹、幾近裸露的“風騷”造型，而她全然爭取不到扭轉這“蕩婦想象”的角色——

這是一個惡性迴圈。

正如黃柳霜所痛斥的：“我已經厭倦了我不得不飾演的角色，為什麼銀幕上的中國人總是惡人？而且是很殘暴的惡人——嗜血，陰險，蛇蠍心腸。我們中國人不是那樣的。”

黃柳霜只得以飾演反對白人的“亞洲恐怖女領袖”、傅滿洲的女兒“Princess Ling Moy”，向這種文化傲慢，做出無聲的反抗。

黃柳霜所反抗的那種無形的偏見，在多年後，被學者概括為東方主義。

簡單來說，西方眼中的東方是西方文化創造的“東方”。不管是作為地理區域還是文化觀念, 都是西方歷史文化的構建物, 並且是作為西方文化的對立面的“他者”存在的。這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外延，也是基督教二元世界觀的異化。

換句話說，這個“東方”是站在西方反面的。西方是自由，東方是專注，西方是先進，東方是落後，西方是自愛，東方是墮落，西方是文明，東方是放蕩。

這種二元認知，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而東方近代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無疑加劇了這種文化偏見。

“黃柳霜”之後，西方創造了更多“黃柳霜”。

歌劇《蝴蝶夫人》，講述了一位美國海軍軍官來到日本，和一名叫巧巧桑又名蝴蝶夫人的藝伎的愛情——將東方主義的偏見包裹進救贖般的愛情中。請注意，是西方男性對東方女性的救贖。

百老匯的《西貢小姐》，繼承了蝴蝶夫人的故事核心，只不過把故事背景從日本搬到了越南。

二戰後，在日本與韓國駐軍的美國大兵，光顧日本、韓國專門為他們建立的“賣春機構”，並在社會中製造大量性侵犯罪。

進入新世紀，美國文化中興起“迷亞”（“Asian Fetish”）、“黃熱”（“Yellow Fever）”的熱潮，簡單理解，便是對亞洲人的特別癖好。

2017年6月9日，美國頂尖的常青藤大學伊利諾伊大學，27歲的章瑩穎成了迷亞文化的犧牲品。

殺害他的布倫特·克里斯滕森，痴迷於日本的二次元文化，並以日本二次元漫畫中的犯罪形式，完成了他對“亞裔蕩婦”的懲罰。

亞裔，成了女性的原罪？這折射的是美國文化心理的畸形。

東方主義的陰雲之下，亞裔女人被烙上蕩婦標籤，被建構為扭曲的性幻想，歸根究底，還是西方文化無法祛魅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