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間，新加坡的生活變成了追蹤、追蹤、追蹤。無論你走到哪裡，你都必須掃描二維碼來記錄進入商場、餐館、商店和寫字樓。對於剛到島上的人來說，這似乎是對人們日常生活和行動的一種不舒服的侵擾。不過，對大多數新加坡人來說，這一級別的追蹤——為追蹤新冠病毒接觸者而引入——已經成為一種“新常態”的生活方式。

在非常時期必須做出調整，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包括更注重隱私的民間社會活動家，都普遍遵守新加坡的接觸者追蹤系統的原因。但人們適應這種監視的輕鬆程度也反映出，在這個城市國家，隱私常常被迫退居次要地位，而不是其他優先事項。

儘管《世界人權宣言》承認隱私權是一項人權，但新加坡憲法並沒有規定隱私權。監視和隱私侵犯不僅是常態化的，有時甚至被積極提議。例如，一位執政黨議員一直呼籲使用技術來監測和執行在人們自己家中的窗戶和陽臺吸菸的禁令，以此作為應對二手菸危害的一種方式。

除了疫情外，還有其他一些進展給關注隱私的人敲響了警鐘，但沒有在其他地方引發太多關注。新加坡政府證實，已在全島安裝了近9萬個警察攝像頭，還將有更多攝像頭安裝。移民局和檢查站管理局宣佈，虹膜和麵部掃描將成為主要的生物識別手段，用於出入境檢查。作為政府智慧國家計劃的一部分，面部識別和驗證也已開始推廣，包括在路燈杆上進行測試。

在新加坡，這種對隱私權缺乏尊重的現象對國家的不同階層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雖然TraceTogether接觸者追蹤系統對大多數新加坡人來說仍然是自願的，但它（以及其他進行監控和監視的應用程式）對住在宿舍的外來打工者來說已經強制執行了好幾個月。長期以來，打工者經常出入的地方也受到比該國其他地區更多的治安和監視。2016年至2020年間，“小印度”--一個深受南亞移民工人歡迎的地區--的警察攝像頭數量猛增了6倍，從34個增加到約200個。

“無所隱瞞，又有何憂？”是新加坡人的普遍心態。人們知道在很多情況下會犧牲自己的隱私，但感覺不會受到不良影響。如果你不是在犯罪，又為什麼要擔心國家在收集關於你的資料呢？如果你不是一個外來打工者或監獄犯人，為什麼要為那些不會影響你的事情而煩惱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