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在美國工作的經濟學家，分別是MIT（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Abhijit Banerjee（班納吉）和Esther Duflo（迪芙洛），以及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Michael Kremer（克雷默），以表彰他們“利用實驗方法消除全球貧困”的貢獻。這裡說的實驗方法主要是隨機田野實驗，即人為地設計一種政策，然後通過對比來看這種政策的干預效果。例如，政府或某個非盈利機構給某個貧困村裝了自來水，通過將這個村莊與條件類似但是沒有自來水的村莊對比，觀察自來水會不會改善居民的健康情況並提高其收入水平。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最大的看點是，它創造了多項世界記錄。第一，最年輕的諾獎得主。Esther Duflo，女性，1972年出生於法國巴黎，今年才47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平均年齡據說是67歲，此前最年輕的獲獎者是51歲的斯坦福大學教授阿羅，最老的是90歲的明尼蘇達大學教授赫維茨。她比平均年齡少了20歲！第二，夫妻獲獎。三位得主中，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是師生戀。前者是後者的博士生導師，兩人早年育有一子，而且前者的正牌妻子也在MIT工作！這個“三角戀”當時在經濟學界成為著名八卦新聞。不過，近幾年Banerjee和Duflo終於結婚了。第三，諾獎首次授予隨機田野實驗。他們用隨機實驗來研究減貧方法，是典型的“知行合一”。第四，Duflo成為第二位女性經濟學諾獎得主，也是唯一活著的女性經濟學諾獎得主。第一位是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奧斯特羅姆，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可惜第二年就去世了。其實，Duflo早已鋒芒畢露。她幾年前獲得了克拉克獎，這是授予在美國工作的40歲以下的青年經濟學家最高獎，被認為是“小諾貝爾獎”。

如何看待隨機田野實驗方法？田野實驗方法這些年比較流行，主要是因為能夠較好地解決計量經濟學中的內生性問題。但批評的聲音也很多。第一，很難真正地找到“乾淨”的對照組。人類社會畢竟不是小白鼠，無法在引入一個政策衝擊後，象自然科學實驗一樣保持“其它條件不變”。第二，很多實驗的發現都是“常識”，只能算是邊際上的改進。連諾獎委員會這次也承認，實驗方法主要用於很多小型的、便於管理的專案。例如，給學生換一下教室的座位，或者提供一臺電腦，而真正關鍵的主要制度，例如防止腐敗、對政府問責，根本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田野實驗。說白了，這有點“避重就輕”了。第三，很多政策可能難以推廣。因為大規模推廣一項有效的政策，必須得到政府的批准，而政府官員的激勵不足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通病，並且這一點不是任何實驗可以治癒的！復旦大學唐世平教授曾專門撰文批評，他主要說了三點：第一，很多實驗結果無法被重複；第二，按照標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很多實驗的結果不顯著；第三，很難真正找到完全可控的對照組。

如何看待實驗方法對全球減貧的作用？諾獎委員會認為獲獎者的工作對於全球減貧做出了貢獻，這可能容易產生爭議。相信很多中國學者都會同意，全球減貧最大的貢獻者是中國，中國減少了幾億貧困人口，這與發展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似乎毫無關係。因此，當我們評價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時，要與實際貢獻區別開來。畢竟，經濟學仍然是“軟科學”，對真實世界的影響還沒有公眾預期的那麼大。經濟學家，在現實面前要謙卑。

這次頒獎對中國有何影響？這可能是福斯最關心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會鼓勵更多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而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實可以提供很多很好的研究主題和研究素材。如果有更多人關注發展問題，關注減貧問題，那麼這對於宣傳中國成就、總結中國經驗從而“講好中國故事”肯定是大有裨益的。另外，其實中國的扶貧機構以及一些非盈利組織已經在中國各地開展了一些小型減貧實驗。中國的減貧成就巨大，如何提升理論水平和宣傳水平，這是值得政府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