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不能比害怕上帝更害怕 Facebook 吧？”

文 | 杜晨 編輯 | Vicky Xiao

應要求，大部分被採訪物件進行了匿名處理

9月26日，對許多在矽谷的中國人來說，都是難忘的一天。

炎熱的週四中午，接近400名華人聚集在了 Facebook 位於 Menlo Park 的總部門口。他們都穿著黑色的上衣，手捧白花，在Facebook 標誌性的“點贊”標誌前方，自發地舉行了一場悼念活動。

他們悼念的，是一週前，在 Facebook 總部因跳樓去世的同胞Qin Chen。9月19日，就在這裡，年僅38歲的 Qin 從Facebook的最高樓層4樓一躍而下，當場死亡，到場的警方認定他屬於自殺。

許多參與者自發獻花，不僅僅是表達對 Qin 的追思，更是對其生前可能遭遇的不公待遇的憤怒 —— 在Qin出事後，不少人在網上發帖稱，工作的壓力、與上級的緊張關係、遭受的職場欺壓、乃至綠卡簽證困境，這些可能都導致了他做出自殺決定。

除了白花以外，出現在現場人們手中的，還有表達抗議的紙牌——上面寫著“WE DESERVE THE TRUTH”（“我們應得真相”） ，或者倒豎的拇指。

還有許多人舉著“要求調查”、“反對有毒工作環境”、“我們要求真相”等標語，嘴裡喊著相應的口號。

引起到場和未到場的華人們抗議的，正是點贊這個標誌的所有者、世界上最大的網際網路公司之一 Facebook，以及它對這一事件討論傳播的壓制，內部不透明、不公正的績效考核，高壓的工作環境，還有對員工的制度性歧視。

組織者後來稱，除了將近400人到現場參與了悼念活動，另有大批同胞也前往了活動地點，但因為交通狀況而未能趕得及，這些人後來在活動組織的微信群裡表達歉意和對其他到場者的感謝。知情人士透露逝者家人和密友出現在了悼念活動現場，但並未亮明身份。

這場活動從籌備到開始一共只用了不到三天時間。然而誰也沒想到，這個活動不是這個事件的開始，更遠非它的結束。背後指向的，不僅僅是Facebook——這個全球第五大公司、華人工程師在矽谷的大僱主，更是一個在矽谷乃至在整個美國的華人的普遍困境。

“我們要為他站出來說話”

Mangogogo 是悼念活動的組織者。

在9月26日下午一點，悼念活動開始時，她帶領在場的人們進行了長達一分鐘的默哀。隨後，也是她用中文講述了 Qin 的故事，以及組織這場悼念活動的目的，並感謝所有從灣區各地趕來的參加者。

令她沒想到的是，帖子得到了熱烈的響應。活動組織的微信群里人數很快逼近了400人。為活動提供資金的籌款專案，很快就募得6000美元。Mangogogo 設立了活動的微信群，並告知參與者保留好打車的發票以便報銷。幾名志願者買好了鮮花，製作了幾十塊印有標語的牌子。

有人負責在 Twitter 等海外社交媒體上進行圖文直播；有人專門去聯絡記者；有人請了假，開著車不停從一英里外免費停車場和 Facebook 總部之間往來，接送從灣區各地不斷趕來的悼念者。

在事前的行動指南中，活動組織者呼籲前來的同胞儘量不要穿帶有公司 Logo 的衣服，如果有 Facebook 員工參與悼念活動，也希望不要接受媒體的採訪。但是，炎熱的矽谷夏日中午讓越來越多人的情緒愈發激動。

Facebook 點贊標誌位於 Willow Rd. 和 Bayfront Expressway 的交界處，車流巨大，過往的車輛速度也都很快。即便如此，仍有數十名志願者舉著牌子，走到了路邊，向著來往車輛展示“要求調查”、“反對有毒工作環境”、“我們要求真相”的標語，並喊著口號。有人被他們的行為感動，走上馬路為他們拍照，其中一名志願者立即向她大喊注意安全，讓她回到更安全的區域內。

這樣喊口號20分鐘後，人們已經有些疲憊，口號聲音開始弱了下去。這時，一名男子從人群中走出來。他聲嘶力竭的叫喊，替換了之前的口號聲：

“今天如果不做些什麼，這種情況就永遠無法改變！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矽谷華人的希望！”

這個人叫尹伊，一位三個月前剛剛加入 Facebook 的高階軟體工程師。他接過了話筒。他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工卡，證明自己是 Facebook 的員工。

“我們換一個口號好不好？”情緒激昂的尹伊問大家，隨後也將其他人的情緒帶上了頂點。

他用幾近沙啞的聲音帶領著人們高喊 “Give me the truth, Zuckerberg!"（“告訴我真相，扎克伯格”），並號召大家回去給馬克·扎克伯格——Facebook 的創始人兼 CEO 發郵件，要求進行調查並公佈事實真相。

本來逐漸因為炎熱和口渴而稀稀拉拉的口號聲，再一次因為尹伊的出現變得整齊劃一。有人主動站出來要求替換已經在太陽下舉了半小時標語的志願者；記者旁聽到有人開始聯絡還在園區內的同事，要他們也一起出來參加這場活動。”我們的人站出來了，我們也要加油，“一位參與者對著電話另一邊的人說。

就在尹伊熱情高漲而短暫發言的幾乎同時，幾名稍後被證實是 Facebook 公關的人，站在遠離尹伊和所有人的角落，接受媒體採訪。

這位在微軟、Salesforce 和 Facebook 等美國大科技公司，以及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等機構有著超過10年經驗的公關老兵，在面對一群華人的訴求時面露難色。

她對這次活動幾乎毫無準備。當面對中文媒體的鏡頭和話筒，被問及有對於悼念者的幾大主張將作何迴應時，她幾次因為磕巴要求重新錄製自己的回答。幾名助手站在旁邊，除了在訪問結束後記錄記者的姓名和供職單位之外，並沒有幫上任何的忙。

不僅僅是她，沒有人預料到參加悼念會的群眾如此之多。尹伊此前就未聽說公司門口就有一場追悼會。他也是後來從同事那裡才聽說了這場活動。

Qin的故事令尹伊無比痛心。他告訴記者，在週四的中午，他一度情緒十分低落，躲開了同事在辦公區的角落裡無聲地發洩。出現在悼念會場上的他看起來極其亢奮，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在當時情緒激動到難以控制自己。他是現場少有的、亮出了自己 Facebook 工牌的悼念者。他的手止不住地發抖，後來一位女孩幫他把名牌掛在了胸口。

悼念會組織者 Mangogogo 在追悼活動開始前，對所有到場的人解釋為什麼她組織了這場悼念活動：

“我們今天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挖掘真相，因為真相是什麼我們沒有人知道，我們已經沒有機會跟逝者對話，去了解究竟是什麼令他如此的憤怒，要用縱身一躍來表達最後的反抗。

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對Facebook 要求的：面對真相，面對事實，給我們華人福斯的一個交代。”

"我們想給灣區的工程師們帶來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

事實上，沒有人能夠百分之百了解自殺前Qin究竟遭遇了何種待遇、他的心理活動，以及是什麼讓他選擇用生命做出最終的反抗。

矽谷的“遊戲規則”和“糖衣炮彈”

儘管外部的人們還在嘖嘖羨慕 Facebook 優渥的待遇和工作環境，比如從理髮洗衣到三餐出行的福利、五彩繽紛如遊樂園的辦公園區，但是事實上它高壓的工作環境在圈內早就不是祕密。

不少受訪者都提到，儘管 Facebook 已經如此龐大，高層卻仍期待維持一個創業公司的形象和與之匹配的增長速度。當這份期待通過政策傳遞到經理和工程師身上，會發生極大的變形：高壓的工作環境、頻繁的業績考核週期和用機器人管理人的制度，對於關鍵組別和崗位的工程師不但很難起到激勵作用，反而造成每個人都疲於奔命。

不過，在那些初入職場者，以及面臨著家庭、孩子和房貸壓力的華人工程師面前，一份 Facebook 的 Offer 足以令他們拋棄所有的不滿。畢竟，吃苦耐勞的華人，沒有什麼不能承受。而且，在這樣一家正在連線和重塑世界格局的公司工作，是許多人都夢寐以求的事情。

但很多人在加入公司後的第一次業績考核來臨時，發現豐滿的理想被骨感的現實所取代。

Facebook 使用的是“員工分級評鑑制度”(stack ranking)，在上世紀90年代由世界級管理大師傑克·韋爾奇 (Jack Welch) 發明，通過他的公司通用電氣，以及包括 Facebook、微軟等在內的美國科技公司發揚光大。

在業績考核時，工程師們需要在系統裡撰寫兩封信，分別評價自己和經理的表現，並尋求三五同事也為自己評價；緊接著，經理會閱讀這些信件，按照工程師在過去六個月內所完成或未能完成的每一項工作，其所造成的影響（Impact），進行逐一量化分級。

這會導致一個不可避免的情況：在一個組裡，儘管大家的 Impact 可能接近，也都很不錯，由於比例相對穩定，總會有人不得不被放置到更差的區間裡。

而且，儘管考核分級會經過不同級別的人校準，最終還會由 Facebook 的聯合創始人和 CEO 馬克·扎克伯格，以及 COO 謝麗爾·桑德伯格簽字，但工程師們的直屬Manager (經理）在這個考核體系裡有相當大的裁量權，因此，少數Manager 便會以自己的利益至上，壓榨工程師，加重了高壓環境對其的摧殘。

Qin 就職於 Facebook 的廣告定向產品組 （Ads Targeting Product)——一個不僅在公司內，也在整個矽谷工程師圈子裡家喻戶曉的高壓組。

廣告部門是 Facebook 最核心的現金來源，組內員工承擔巨大的責任，因此成了 Facebook 工程師職業道路上的一把雙刃劍：做得好，升遷很容易，甚至很多從 Facebook 廣告部門出來的中層跳槽出來去其他公司，都會直接升一級；但是另外一面就是，工作繁重、壓力巨大。

遺憾的是，Qin 並非少數幸運者。他加入 Facebook 僅僅一年零七個月，按照六個月一次績效考核的制度，剛剛完成自己的第三次績效考核。而在這最後一次考核中，經理給他打了被 Facebook 員工簡稱為 "MM" 的評價。

MM，全稱 "Meets Most"，也即“達到大多數期待”。聽起來是一個好評，實則全然相反。

在 Facebook，一次“MM”足以將工程師送進爬不出的深淵。

多位信源透露，在這次考評之前，Qin早已不堪廣告部門的壓力，希望換組，而且已經談好了新的組，但是，卻被這個“Meets Most”給斷送了換組的機會。

不在廣告部門的 Facebook 華人老員工 Eric 則指出，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經理的確會阻礙換組，“最棘手的情況是，經理一般不會直接拒絕，而是會談一些條件，比如用自己的全力支援換取員工在換組之前的踏實工作，這樣員工會抱很大的希望，最後卻一層一層的破滅，最後也來不及做準備了。”

本來負責廣告定向產品組的經理轉去了另一個組，而新到的經理對廣告定向產品組具體的業務情況和人員安排不夠熟悉，加之該組本來就有多名員工安排好換組，導致組內壓力劇增。不得已，新來的經理阻礙了 Qin 的換組請求。

“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經理對組員的背叛。“另一位不願透露的 Facebook 員工如此評價。

但是對於Qin來說，被打了這個評價的後果，還不僅僅是換組失敗這麼簡單。

Eric 透露，換組失敗的情況在 Facebook 出現，好的情況是等一個考核週期繼續申請換組，壞的情況可能會被經理送進 PIP。

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這個最讓工程師們心驚的詞，也即所謂的“績效改進計劃”，是另外一個裹著糖衣的文字炮彈。

微博使用者erain9就分享了自己在亞馬遜工作時被PIP的經歷：

經歷了差評和換組失敗的Qin，或許當時已經徘徊在崩潰邊緣。在他短短38年人生的最後一刻——根據多個信源的說法——是 Facebook 的一個機器人推了他一把。

大約倒數兩週時，Facebook 廣告系統發生了一個嚴重宕機事故（severe site event，簡稱 SEV）。

SEV 管理機器人給 Qin 建立了一個新的任務，告訴他必須儘快完成漏洞修復並提交 SEV 報告。他在漏洞修復階段曾經試圖把目標時間推遲到原定的一週之後，但是一個漏洞機器人拒絕了這一請求，回覆他只有12天的時間可以修復該漏洞，並規勸他合理安排自己的優先順序。

這樣的機器人，其實是 Facebook 開發的指令碼。在 Facebook，有許多這樣的機器人被用於控制進度、優化流程等工作，經理和更高級別的負責人可以在通過內部工具檢視這些機器人所提供的彙總報告，追蹤 SEV 或其它相對更輕鬆的開發任務的進度。

根據造成嚴重程度不同，SEV 後面會跟一個數字，從4到1分別代表嚴重程度從低到高。而剛才提到的這起嚴重事故，被分配給了 Qin，級別為 SEV1——絕大部分員工在 Facebook 職業生涯中都不大可能遇到的嚴重程度。

更悲哀的是，對於一個廣告系統的員工來說，讓他們心力交瘁的 SEV 很大程度上並非他們自己的錯。Facebook 有著大量的不同產品線、巨大的程式碼庫和複雜的棧結構，任何其它部門的正常業務都有可能導致本部門的系統崩潰。

一位在 Facebook 廣告部門工作的員工在職場匿名社交平臺 Blind 上透露，經常是別的組 "Move fast"，導致本組 "Break things"。該員工回憶，他每週都有 SEV，感覺“一直在救火”。（Move fast, break things——“快速行動，破除陳規”是 Facebook 沿用很久的信條。）

儘管 Facebook 一直對內宣稱在類似的事故處理中不鼓勵將問題歸咎於個人（在 Facebook 的網站穩定的相關手冊資料中，專門有一節講述如何在事後報告中杜絕歸咎），實際上，被分配到 SEV 的工程師不可避免的承擔了隨著等級提高越來越大的壓力，畢竟在很多情況中，一個 SEV1 未修復意味著每分鐘造成的損失是以幾十甚至上百萬美元計的。

一些 Facebook 工程師透露，每次事後報告中都清楚地記得“總在找人背鍋“。

很有可能是別人的問題，不得已背到了自己的身上，而且還是一口擎天大鍋，推都推不掉——當這樣的情況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那種同時襲來的壓力和屈辱足以令人崩潰。

一些 Facebook、亞馬遜等公司工作的員工，曾在公開渠道透露，SEV3 或者 SEV2 級的任務對於他們來說已經足夠令人精神壓抑，他們無法想象一個剛被打了 Meets Most、換組失敗的同事，還被分配到 SEV1 級的任務，在當時經歷著何種難以名狀的痛苦。

“很遺憾，最後經理選擇了更差的那一個，放大了（Qin）焦慮的因素，造成了最終的結果。”他說。

精密設定的員工分級評鑑制度、頻繁的考核週期、績效改進計劃……這些種種從外界看來是在幫助員工調整、適應和改進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卻都成為了為員工設下的一個個陷阱，成為一根根明明推著員工前行、卻包裹著糖衣的大棒，讓他們焦慮無言。

CNBC 曾報道，去年10月，在一次 Facebook 內的 "Town hall"（直通高管問答會）上，一位女員工面對著包括桑德伯格在內的高管說出了許多人一直想說但不敢的話：

在 Facebook 工作本就十分辛苦，而一種無形的、來自制度的壓力讓員工必須表現得看上去“一切都很好”，這種壓力已經讓她難以為繼。

馬克·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總部主持 town hall

季度績效考核、差評、換組失敗、SEV 報告，一次次將 Qin擊倒，最後，他終於站不起來了。

Facebook 發言人奧斯丁試圖證明 Facebook 已經做了許多。她說公司有大量內、外部資源，包括並不限於互助組織、心理救助機構和熱線電話等，並且會確保有自殺傾向的員工可以更方便地接觸和運用這些資源。

然而，許多接受採訪的 Facebook 員工都指出：

如果過分關注 Qin 在生前最後幾個關鍵時間點上的遭遇，或是過分關注“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揭露和最終改變 Facebook 可能存在的不合理政策和有毒工作環境而言並無太大幫助。

脆弱的中產，如履薄冰的美國夢

制度的惡，輕易能夠把人逼上絕路。

很早就來到 9 月 26 日悼念活動現場的王先生表示，“（逝者的遭遇）是一個不分國界的事情，每一個人都可能經歷。”

他所指的，並非侷限於 Facebook 員工，而是幾乎所有依靠 H-1B 工作簽證/實習資格在美國工作的外籍人士，特別是華人，都在面臨的脆弱境地。

在外界看來，就業於矽谷大小科技公司的程式設計師是當之無愧的天之驕子：他們拿著全美數一數二的高薪，享受著股票期權、免費班車、免費午餐、在家辦公等其他行業不可企及的福利。一份工作，美國夢幾乎實現。

然而在親歷者看來，外界的觀感更多集中在他們光鮮亮麗的一面。實際上，一點預料不及的工作變動，就足以斷送他們的“美國夢”；而為了確保自己和家人能夠過上穩定的日子，他們只能在一次次“自願”加班、on-call 、甚至被上級和同事有意無意的抱團排擠中，自己嚥下自己的不甘和焦慮。

事實上，拿著 H-1B 簽證/OPT 實習資格在美國工作的華人，同時也是最沒有安全感的一個群體。

在公司裡，他們拿著比本土同事低的薪資，卻承擔著相同甚至更多的工作量；他們幹著重要的活兒，但是工作評價、晉升機會卻並不明朗；相比前幾年科技公司四處搶人、工程師們可以“說走就走“的灑脫，由於簽證環境正在變得更加糟糕，加之矽谷和美國整體經濟下行，他們的處境更加微妙了：

裁員盛行，工作機會已經在慢慢減少。失去工作意味著他們必須在 60 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找到新的工作，否則 H-1B 簽證將會失效，意味著他們和家人將立即失去在美合法居留和工作的，來之不易的資格。

如果走了背運，即便在失業後找到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美國移民當局 H-1B 簽證轉移稽核被拒，而導致上述情況出現。

在矽谷，生活成本已經居高不下，即便相對美國其他地區拿著高薪的科技公司員工，生活也並不輕鬆，只能等待著拿到綠卡的那天——在此之前，大部分沒有身份的員工只能仰賴公司提供的工作簽證，也正是因此，絕不能輕易失去工作。

Eric 則認為，公司總體來講已經比較人性化了，“在全美都是屬於1%的行列。”同時他也指出，公司內部的大環境並不樂觀，工作壓力巨大。

圍繞著 H-1B 簽證頻繁的政策變動，將已經處在極度焦慮當中的華人，推向崩潰邊緣。

這一情況，意味著有相當大比例拿著 OPT 供職於科技公司，等待著抽取 H-1B 簽證的華人，他們的美國夢很有可能還沒真正開始就已結束。

與此同時，大量 H-1B 申請的審批工作，都因為“補充資料”(RFE) 和行政複核等各種理由停滯不前。這其中不止新申請，也包括很大一部分的續簽和轉移申請。

所以，即使持 H-1B 簽證的外籍就業者在失業之後，有 60 天的寬限期來找到工作，但令很多處在這種境地的華人擔心的是，即便找到工作，也很有可能因為簽證轉移申請被拒而斷送前途。

當有著“吃苦耐勞”天生屬性的華人被暴露在更大的工作壓力下，他們的話語權極其有限。唯一能做的只有堅持下去，試圖熬過長達三、四年，甚至更久的綠卡排期。

遺憾的是，我們至今仍不知道，Qin 的簽證情況如何。我們唯一可以猜測的是，如果他已經在綠卡申請過程中，最近幾個月的不幸遭遇，恐怕已經讓他難以在心理和生理上支撐到排期結束。

王先生指出，自己認為華人的一個弱勢是不善於交際，不善於表達自己，“我們應該要求更加公正透明的評價標準，鼓勵更積極的文化。不管你來自哪個國家，你應該被公正公平地對待。”

“不能比害怕上帝更害怕 Facebook”

Qin 的遭遇在灣區工程師群體中引發的“海嘯”，並沒有隨著他的悼念活動的結束而結束。

9月30日週一，Sanford Heisler Sharp 律師事務所在其官網宣佈，正式啟動對 Qin 跳樓自殺一案的調查，並呼籲知情者與之取得聯絡。

對於發生在公司門外的哀悼活動，Facebook 發言人奧斯丁表示之前並不了解太多細節。她強調，公司的立場並不反對這樣的活動，“我們相信表達自由，認為提供人們以哀悼的機會是十分重要的，這與我們的公司政策相符合。”

積極參與發聲的尹伊，已經被 Facebook 以含混不清的理由開除。

該郵件還指出，如果員工有異議，或有關於事件的更多情報分享，可以和該 HRBP 或一名人力資源高管取得聯絡。

以下為郵件部分內容：

多位接受採訪的 Facebook 員工表示，知道該事情基本事實部分的員工數仍不多，因為公司沒有在內部以任何方式宣佈 Qin 自殺事件，內部的公開程度直接影響了知情者的數量。

上週四悼念活動現場，尹伊接受了包括美國電視臺 ABC 等在內的媒體採訪。回到公司後，他立即向自己直屬的部門總監彙報了這一情況，包括媒體名單，回顧了被問及的問題和如何作答等。

之後，他曾在閒聊中告訴總監，自己私人事務繁多，最近壓力也比較大。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在收到的一封郵件中，HRBP 專門向他重點提及了心理救助方面的資源和聯絡方式。這讓他感到十分不適。

上週五，總監再次找他一對一，HRBP 也加入了會議，並他多次詢問尹伊是不是情緒不太好。尹伊告訴記者，這種追問在當時給他一個感覺，就是在誘導他自己承認，“一旦後面我跟公司撕破臉，公司就可以說我這個人心理有問題。但是我要宣告，我的發聲是出於對 Qin 的同情心，不意味著我也要自殺。”

這種發聲，正是 Facebook 所不想看到的，而公司在這一事件上的態度令其在尹伊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該員工繼續追問尹伊都和外部的哪些人員有聯絡，並一再對他強調不得再和任何人討論此事。

“可我已經和別人說過了，我還見過 Qin 的家人了。”尹伊說他對 HRBP 的窮追猛打感到沮喪和厭惡，“如果我和 Qin 的家人都有意願見對方，公司有什麼理由可以禁止兩個自然人的會面？”

HRBP 用升級作為威脅，告訴尹伊如果他繼續違抗公司的命令，將不得不舉報到更上一級的高管。這句話徹底激怒了尹伊，但他回憶自己在當時仍努力試圖維持著剋制，並告訴記者，自己理解 HRBP 的威脅，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飯碗。

上週三，尹伊收到了 HRBP 發來的最終警告書，進一步要求他不得再違反公司的有關規定。他沒有簽收這封書信，而是諮詢自己的導師 (mentor，Facebook 為剛入職員工配對的同組老員工），問她收到這封信是不是就意味著自己被開除了，而導師嚴詞告訴他自己不想討論這件事。

不久，尹伊再次收到郵件。導師以和尹伊的對話令自己感到不適 (made me feel uncomfortable) 為理由，向 HRBP 舉報了他。

10 月 7 日週一，尹伊在電話會議中正式收到了開除的通知。開除理由是“缺乏判斷力” (lack of judgement)。

他仍記得，在從公司大樓往悼念活動走的路上，見到了許多三兩成群的同事，在快要到達目的地之前收起了自己的工牌，“我完全理解他們的做法，但是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種特別悲哀的感覺。要是（Qin）泉下有知，或許覺得有同事能實名站出來參與這個悼念活動會更好。”

只是，最近兩個星期的經歷，讓他切實感覺到了公司對公開要求權益的員工是何態度。

黃女士則指出，當 Facebook 的員工遭遇不公正對待，引發如此重大的慘劇時，公司的高層沒有絲毫的反應，自己感到非常不公平。“今天參與這個活動，我的訴求是希望我們能有更大的聲音發出來。”

有發聲訴求的不止有年輕科技從業者，還包括更早來到美國、孩子們都已長大的華人們。

在悼念活動現場，王先生努力地克服著激動的情緒，緩慢地告訴記者，“我們也希望尊重逝者的隱私，但更關注事情背後透露出來的，矽谷大公司背後的一些潛規則和工作文化，到底是不是能夠代表全世界科技最先進的水平。這些大公司人文關懷能否跟科技水平匹配？我們作為員工，到底是發明者、創造者，還是螺絲釘？”

尹伊至今仍然認為，能加入 Facebook 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和 Qin 同為八零後，年齡已經不算小，但在國內有過10年工作經驗的他，仍然不得不依靠著 OPT 實習資格才能在 Facebook 工作。在此之前，因為有 competing offer（其它公司也給他發了入職邀約），加之面試過程很順利，經理也幫他寫過郵件要來了更高的薪水。

經過了這件事之後，開玩笑說自己其實沒有退路的尹伊，也只能開始尋找新的機會。LinkedIn 好友申請以每小時幾十個的速度襲來，他一邊吃飯一邊用手點。他說這星期的安排除了跟律師接洽意外，還打算把最近一段時間的經歷寫成一首歌，送交當地華人春節晚會稽核。

和其他失去在大科技公司工作的人比起來，他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幸運兒，但即便如此，不發出一點聲音還是讓他感覺不舒服，

“我一個人光明了，世界上就沒有黑暗了嗎？”

文 ｜ 杜晨 編輯 ｜ Vicky 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