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菲利普親王去世當天，他的照片出現在倫敦街頭。

倫敦——伊麗莎白和菲利普的婚禮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47年，當時英國對王室的尊重還沒有面臨即將到來的無情撕裂。那時候，我自己的家族幾乎能在王室生活中看到自身的影子，儘管非常遙遠。

和在週六下葬的菲利普親王(Prince Philip)一樣，我的父親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服役。母親回憶說，他被部署了長期任務，她有三年時間沒見過他。在倫敦，白金漢宮遭到轟炸。我的姑姑、叔叔和祖父母在英格蘭西北部巴羅-弗內斯的排屋也是如此，那裡離造船廠很近，是德國空軍的目標。

1953年，伊麗莎白加冕為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我們聚集在鄰居家的一臺小黑白電視機前，觀看被宣傳為英國首次現場直播的加冕典禮。當然，這是一個盛況空前的時刻，似乎是為了慶祝英國從戰後的貧困中重新崛起。

但到菲利普親王上週去世時，英國人早已不再緊隨王室的步伐。那面鏡子變得遙遠，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王室家族和臣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分道揚鑣的？這對於君主制的未來預示著什麼？

1947年，在與伊麗莎白公主舉行婚禮之前，身著皇家海軍制服的菲利普·蒙巴頓親王在白金漢宮。

乍看上去，可能很難從英國的國家廣播機構鋪天蓋地的恭敬報道中提煉出答案，菲利普親王的無數成就被記錄在各種個人簡介、評論和採訪之中：他在戰爭期間的記錄；他作為在位時間最長的王室配偶在國家舞臺上的表現；此外，愛丁堡公爵獎(Duke of Edinburgh award)專案向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提供了建立自信和磨練戶外技能的機會。

“非凡”這個詞在他對家庭的管理、他的慈善事業和他的軍事相關背景中被頻繁地提及，簡直像咒語一樣。

然而，對嬰兒潮一代來說，親王的去世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這對英國君主立憲制元首夫婦終其一生，都是國家的象徵。

上週，在溫莎城堡外，電視攝製組的燈光照亮了向菲利普親王獻上的鮮花。

人們對菲利普親王的私生活有一種親暱和寬容——是一種狡黠的點頭認可或是擠眉弄眼；還有他那些公開失態，其中一些是種族和文化方面的冒犯；就是那種與官方傳記作者相比，更受《王冠》(The Crown)劇本作者青睞的一面。他的兒子安德魯王子(Prince Andrew)稱他為“國家的祖父”。

但時間和熟悉並不總能讓人產生好感，也不能治癒他的言論在這個已經變得更加多樣化的國家留下的創傷。大部分人可能是在為女王而悲傷，她成了寡婦，正面臨統治時期的嚴峻時刻，沒有了那個她的加冕禮上發誓要“全心全意敬仰於你”的丈夫。

重重危機有可能顛覆她頑強奮鬥才建立起來的制度，而正如女王在1997年所說，菲利普親王一直是她“多年來的力量和支柱”。

也許有一天，歷史學家將穿透迷霧，看清菲利普親王在許多王室危機中扮演的角色，那是冷漠、正統與華麗的混合，透過這種混合，君主制在名義上的領導者執掌下，在一個不斷縮小的后帝國疆域中努力生存。

近年來，英國王室受到一系列醜聞的打擊，包括1997年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的去世，以及菲利普親王的孫子、自我放逐的哈里王子(Prince Harry)和妻子梅根(Meghan)3月在加州接受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的採訪時發起的猛烈抨擊。

那個說菲利普親王是國家祖父的安德魯王子，就是美國執法官員想就其朋友傑弗裡·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性交易指控提出質詢的安德魯王子。

1997年，菲利普親王和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向戴安娜王妃致哀。

這些日子裡，幾乎沒有人想說死者的壞話，人們更願意關注親王在梅根和戴安娜這些人的人生歷史中的象徵性位置，嫁入溫莎王室對她們來說是一種挑戰，她們要接受它隱秘的行事方式，還要定義她們身在王室內外往往沒有被劇本規定的角色。

從某種意義上說，菲利普撐得比她們都久。然而，他的離去可能會被視為一次嚴峻而尖銳的彩排，因為在這些年裡，女王一直佔據著一個看似不可動搖的地位，成為這個國家的重心。她的任期與14位英國首相和同等數量的美國總統相當。

在這個人們心懷敬意的時刻，沒有說出口的問題是，作為家族的保證人，她要怎樣才能被取代。

在戰後的20世紀四五十年代，英國學生們死記硬背女王祖先的名字和血統，從都鐸王朝、金雀花王朝、斯圖亞特王朝到漢諾威王朝、乃至薩克森-科堡王朝和溫莎王朝。

在一個忠誠和志向更為分裂的時代，經久不衰的教訓可能不會來自屬於過去的名字和頭銜，而是來自這樣一個事實：除了在17世紀的一個短暫時期內，君主制本身一直得以延續下來，儘管經常面臨艱難的選擇，需要極強的韌性，以及通常是不情願或強制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