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後期的印度看起來依然故我，仍然固守著自己的文明，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獨立的含義遠不只是英國人的離開。獨立的印度，是個早已被挫敗的國度，純粹的印度歷史在很久以前就結束了。

……印度的危機不只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更大的危機在於一個受傷的古老文明最終承認了他的缺陷，卻又沒有前進的智識途徑。

——節選自奈保爾《印度：受傷的文明》

印度納薩爾派

一九七五年，時年43歲的印度裔作家奈保爾重新回到了印度，此時距離他第一次遊歷印度已經過去了整整13年時間。這一次，奈保爾的筆鋒更犀利，寫作風格也有了精進：他放棄了舊有的遊記式的寫作方法，更多關注寫作藝術與思考內容。在他的序言中，他直言本書的寫作目的：

就智識而言，這本書暗含著一個想法：印度誕生於多次的政府，征服的現實決定了印度的多種面向，但這並非總能得到承認。

在奈保爾看來，印度是一個建立在一個又一箇舊文明的廢墟上面的國家，這似乎在暗示著印度文明的不斷輪迴的命運，重複著戰爭、征伐和劫掠。然而深究之下，印度文明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似乎是在那遙遠的過去完成的——在一次次的征服中，印度文明已經失去了那種內在的進步能力。

在英迪拉·甘地被指控總理選舉舞弊案後，印度進入了長達兩年的“緊急狀態”，五年計劃、工業化與民主實踐所展現的欣欣向榮的印度發展成績背後，殘酷而慘痛的現實是：印度文明的“舊傳統”與“新進步”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令文明產生了斷裂”。

英迪拉·甘地（左）與伊麗莎白二世（右），1983年

現代的印度，我們可以看到各類印度的反智主義活動，它們與印度的宗教、政治深度捆綁，撕裂著印度現代化的程序。印度憲法中描述的那個“社會主義印度”，在現實中卻是土地私有制，日本從中國手中成功奪標的印度高鐵專案，1400公頃的土地徵收任務，5年只完成了1%，印度首條高鐵的建設，在土地私有制、地主治理模式下，顯得愈加遙遙無期。

另外，印度根深蒂固的宗教影響使得它在重大社會問題上的改革舉步維艱：

印的缺乏他所需要的新的信條。這裡不再有規則。受到太多的侵略、征服和掠奪，四分之一的人口永遠是“不可接觸者”階層，人民沒有國家，只有主子——這樣的印度被再次發現是殘忍的，充滿恐怖的暴力。

在這樣一個國度中，自然而然存在著共產主義的進步力量，他們潛藏在印度中央和東北部的峽谷與深溝中，逃離壓迫和侮辱，他們就是印度的納薩爾派。他們奉行中國共產主義鬥爭的思想路線，在勢力範圍內開展土地革命、武裝鬥爭。

印度農民抗議驚現鐮刀錘子旗幟

許多人放棄學業成為納薩爾主義者，……許多人被殺，許多仍在監獄中。……有人把它（納薩爾運動）抬得更高，說印度在納薩爾運動中失落了整整一代最優秀的人，受到最良好教育卻最具理想主義精神的年輕人。

在五十年前的印度，對於社會問題的思考與掙扎，已經明顯迸發出了革命的火種。然而在印度文明的主體觀念中，那種疾風驟雨式的運動，不被主流認可。在印度進步人士或者部分高階知識分子眼中，國家的進步和改革因為受到印度文明舊有觀念的束縛與拉扯，不斷倒向歷史的輪迴中去，這是痛苦的，但是他們卻無能為力，這是一個擁有超過十億人口的巨大國家，傳統的力量超乎精英們的控制，他們大部分人只能做傳統的從者。

“對我們印度人（包括我自己）來說，保持批判態度，不對復古的情感隨波主流，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新德里尼赫魯的學的心理學家蘇德爾·卡卡爾醫生在最近的來信中寫道。“印度的知識分子要在兩條戰線上鬥爭——內在的和外在的——因為，和法國或德國截然不同的是，我們總是把早期的童年看作人生的黃金時代，就好像總把遠古時代當做印度歷史上的黃金年代一樣，這就是我們在成長中的命運。”

這就是奈保爾一九七五年眼中的印度，似乎直到今天，它仍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