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海貝思”颱風在日本登陸，NHK最新訊息稱，颱風海貝思目前已經造成66人死亡，19人失蹤，數百人受傷。

這次災難再次驗證，生活在日本，就意味著要面對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的颱風、地震和海嘯。

僅在東京，每年的有感地震就有40次。對於這樣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而言，最近的大災難可能就在短短8年前。而且那場災難實在過於可怕，日本人對它的記憶也充滿了痛苦，光是說出那場災難都成了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因此日本人都語焉不詳地把那場災難稱作“那一天”（あの日）。

那一天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9.0級特大地震，這是人類有記錄以來的第四大地震，引發福島核洩漏。而這場被稱作“中國家門口的切爾諾貝利”的核事故所造成的傷痛，至今還無法消弭。

在日本東北部的大川小學，這種傷痛尤為深刻——這場災難中共有1.8萬遇難者，只有75個孩子在有老師的看護下仍然不幸遇難，其中竟有74個孩子都來自這所學校。

3月11日這天是大川小學六年級女生萬野的生日，下午放學後，全班人為她唱起了生日快樂歌。

生日歌剛唱到一半，地面開始劇烈晃動。

老師在教學樓裡跑上跑下，沒過多久，孩子都戴上安全帽，井然有序地在空闊的操場上排好了隊。

此刻，待在家中的媽媽們也都經歷了這場震動。雖然心中惦念著還沒回來的孩子，但常識告訴他們，孩子待在學校要比在家裡安全。

還有不少媽媽說，孩子此刻只是被困在了學校，說不準正在體育館裡辦睡衣派對呢。

第二天一早，孩子還是沒回來。但家長聽說會有直升機前去營救，便迅速分好工：男人清理出讓直升機降落的空地，女人則準備飯糰和便當。

但從早上等到晚上，直升機都沒有來。

一種異樣的不安開始出現在家長心中。

災後第三天，也就是3月13日，在這種不安的驅使下，今野仁美一早便出發去學校。這段路平時只需要走20分鐘，這次卻花了一個多小時。

剛走到學校附近的大橋，仁美就看到了學校，它被樹幹、房樑、船、床、單車、棚屋、冰箱、轎車包裹著，周邊建築幾乎都被海嘯夷為平地，只有校舍巋然不動。

“那就是地獄，”仁美說，“一切都消失了。就好像掉下了一顆原子彈。”

淤泥、垃圾、殘骸、荒原，一個個已經沒有人形的軀體一絲不掛，散亂地躺在破敗不堪的平原上。這幅景象與日本浮世繪中所畫的地獄並無二異。

3月11日那天原本是個再普通不過的週五，整個學校都沉浸在週末即將來臨的輕鬆與歡樂之中。孩子在教室裡一邊聽老師臨週末前的訓話，一邊跟鄰桌小聲商量著週末去哪兒玩。

但學校在頃刻間變成地獄，打破了原本的平靜，孩子這些稀疏平常的日常，似乎全都變成了不可多得的奇蹟。而那個在地震發生之時過生日的孩子，她的生命也就永遠停留在了生日那一天。

人們小心翼翼地踏進這片地獄，把橫七豎八的樹幹和木樁一一拖開，撬開被沖毀的車門。一旦發現屍體，他們就抬去橋對面的交通島，女人則在那裡擺好屍體，再用從河裡提上來的渾水沖洗。

每個人都一邊流淚，一邊幹活。

學校一共有108個學生。海嘯發生時有78個孩子在學校，其中74個孩子不幸遇難。

在學校就相當於安全代名詞的日本，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震動了整個日本社會。一位客居日本20多年的英國記者理查德·勞埃德·帕裡在得知這個看似荒謬不已的慘劇之後，立馬起身趕往大川，走訪每一個倖存者，逐步拼湊出事情的真相。

海嘯吞沒了大川小學，成年人也未能倖免，11個老師中有10個遇難——唯一倖存的老師遠藤純二自然成了事件的焦點。常人看來，遠藤是位相當成功的老師，老是帶孩子做趣味小實驗，非常受歡迎。

而且，他在之前任職的學校專門負責防災，曾因發現防災手冊中的避難高度不足以抵抗海嘯，及時加以糾正，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學校本是完美的庇護所，經驗豐富的遠藤更是讓學校萬無一失。

但事實是，孩子都遇難了。

學校的鐘停在了海嘯襲來的那一刻

老師是不知道海嘯會來嗎？

當然不是。

當時，校長柏葉照幸不在學校，副校長肩負起了全校師生的安危。就在師生都在操場上待命時，他正通過收音機一遍又一遍地收聽海嘯警報。

其間，有兩個男孩提議爬到山上去，不然“地面會裂開，把我們都給吞進去”。但老師不准他們說話，他們只好老實地回到班級隊伍中。

操場上的所有人都等著副校長做出決定，就在操場等了40多分鐘之後，他做出了與那兩個男孩完全相反的決定：去河岸邊的交通島避難。

就是副校長這個決定，把孩子一把推入了海嘯這頭巨獸的血盆大口。

如果這場悲劇的原因完全是因為一位老師的錯誤決策，那悲劇就成了鬧劇，一個人的烏龍導致80多人被海嘯吞沒。

但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副校長為什麼沒有領著孩子往後山疏散，而是迎著海嘯襲來的方向走去？

在日本，每個學校，不論大小，不論公立私立，都有一本厚厚的應急手冊，規定著學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自然包括了自然災難來臨時的避難措施。

大川小學也有一本，上面細緻規定了一旦發生地震或海嘯等災難，要去哪裡集合避難，上面寫著：

“發生海嘯的二次疏散地點：學校附近的平地或公園。”

但稍微觀察一下四周就會知道，那是鄉下，沒有公園，有的只是空地。

而且，大川小學本來就靠河，如果繼續待在學校附近的平地，那根本不足以抵抗逐步攀升的海水，唯一正確的逃生方法，就是上山。

大川小學靠河，背靠一座兩百多米的山

但是，學校事前並沒有做出任何調查或更詳盡的考慮，只是簡單地套用通用的模板：海嘯來了，就去附近的平地，哪怕那裡將被海嘯吞沒。

常識告訴我們，水來了就要往高處跑。當時，也有學生站出來，發出最後的吶喊：

我們應該爬到山上去，老師。

如果我們待在這兒，地面可能會裂開，把我們吞進去。

如果我們待在這兒，可能會死掉！

但老師讓他閉嘴：如果海嘯沒來，孩子反倒在爬山過程中受了傷，該怎麼辦？

最後老師還是決定遵守手冊上的規定，放棄“危險”的山路，選擇“安全”的河岸。

你可能會說如果一開始就加一條真正適合大川的避難措施，那老師遵從手冊的行動，就不會發生任何意外。

但其背後的問題則更加複雜。

經過長達6年的採訪和調查，帕裡寫下《巨浪下的小學》一書，說明大川小學絕不是一個特例，而恰恰是暴露黑洞的蟻穴。

眾所周知，日本擁有堪稱完美的防災系統，抗震係數極高的教學樓、及時的預警、頻繁的演習，以及細緻完善的手冊。多虧了這完美的系統，日本在這次大地震中只有75個孩子在有老師的看護下身亡。

在系統執行正常時，日本人只需要按部就班就能獲救，但在規則明視訊記憶體在異樣的情況下，還是選擇按部就班——這才是問題所在。

正是這種對規則和系統的迷信，讓老師們帶著孩子走向 “學校附近的平地或公園”，走向河岸的交通島，走向巨浪，走向死亡。

對於家長而言，謀殺孩子的，還有一隻看不見的怪物。

做出錯誤決定的副校長已經不在人世，家長能夠發洩怒氣的物件只有校長。

校長當天剛好不在學校，這當然不是他的錯。但讓家長氣憤的是，他在災後第六天才出現，到了現場也沒有幫忙救援，而是直奔學校的保險櫃。

“你知道每個班失蹤孩子的人數嗎，校長？不看那張紙。你不知道，不是嗎？你必須要看著你那張紙。我們的孩子——他們只是一張紙嗎？他們任何一個的臉你都不記得，是不是？”

但校長只會說，“我道歉，為我的反應遲鈍，以及其他失誤表示深深的歉意。”

遇難孩子的家長手持海報上街，

海報上寫著“明明乖乖照老師說的話做了”

即使事情真相已經曝光，校方也仍然不願承擔錯誤，甚至隱藏重要線索，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鞠躬，重讀冷冰冰的官腔宣告。

官員都不在乎百姓的性命嗎？

不完全是。事實上，他們作為個人，個個都不辭辛勞，盡責敬業，如果沒有他們，這場災難造成的損失只會更大。

但一旦有人要問責他們所在的組織或集體時，這些英勇的個人就開始縮成一團，躲到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護傘之下。

個人，可以下跪認錯，但集體的失敗，絕對不能承認。

所以，為了保護組織的聲譽免受損害，官員選擇了沉默。

就像福島核洩漏剛發生之後，東京電力公司決定隱瞞情況，當年批准建核電站的政府也自欺欺人，直到七年後才首次公開承認確實有人因核輻射而死亡。

面對這種打不還手、罵不還嘴、但死不認錯的官員，家長無奈選擇上訴。

想必很多人都會以為，全體家長會團結在一起，組成控訴團，要求道歉和賠償。但事實是，只有四五個家庭願意上法庭討說法，而且他們在收集證據的同時，還要忍受其他村民的指責。

在日本社會，尤其是鄉村，大家普遍認為，鬧上法庭是一件丟臉的事，說明你不識大體，硬要做出頭鳥，破壞了和諧氣氛，會被定義為“缺乏常識的人”。

而這些常識，就像大川小學那本手冊上的條條框框；而這些要控訴學校的家長，就像那天提議爬山的男孩，被要求保持安靜，不要再說話。

在這個表面上精緻整齊的社會，實則隱現著某種看不見的力量，這種力量時刻準備著消滅不同的聲音，或者是消滅發出不同聲音的人。

是誰殺死了74個孩子？

是海嘯，它們奪去孩子的肉身，有些人的屍體至今還沒找到。

是副校長和老師，他們不顧常識，做出錯誤的決定。

是錯誤的應急手冊和完美的避難系統，它們禁錮了人們的頭腦。

是永遠不願反思和改錯的社會——它表面上和諧完美，實際上掩蓋了多少問題？又殺死了多少追求真相的人心？

▂

●規則和自由該如何去權衡？

[英]理查德·勞埃德·帕裡 著

尹楠 譯

一旦發生不幸，有些社會的第一反應就是掩蓋真相，對於這樣的社會而言，《巨浪下的小學》是發人深省的一堂課。今年你再也不會讀到比這本書更好的非虛構故事。

6年追蹤調查3·11地震：海嘯並不是問題所在，日本本身就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