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夫婦宣佈離婚的訊息，震驚全球。

在Twitter上，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官宣了一份公告：

「在為這段婚姻付出巨大努力後，經過深思熟慮，我們決定結束婚姻關係。過去27年來，我們養育了三個出色的孩子，建立了一個讓所有人能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全球基金會。我們會秉持這一信念和使命，繼續在基金會攜手工作。我們不認為，我們能再像夫妻一樣，在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共同成長。在我們開啟新生活之之際，請給我們的家庭和我們兩人隱私空間。」

對於這場離婚案，目前大多數公眾關注的問題集中在兩個點：

（1）兩人為什麼要離婚？

（2）1300億的財產該如何分割？

但不管是感情問題還是財產問題，本質都屬於私域問題，公眾不宜過多指手劃腳，蓋茨夫婦也並不欠公眾交代。

作為公眾，更應該關注公域問題，那就是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下簡稱蓋茨基金會）未來將何去何從？

位於美國西雅圖的蓋茨基金會總部

要知道，這才是兩人在離婚宣言中真正劃重點的事項，短短的文字中前後提了兩次。

蓋茨基金會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會，根據畢馬威（KPMG）為蓋茨基金會所做的獨立審計報告顯示，基金會在2019年的淨資產達510億美元。

成立以來，蓋茨基金會已在全球範圍內捐贈538億美元，開展公益專案。而在2018年和2019年，基金會每年捐贈更是高達50億美元。

這些錢，都花在了全球公共衛生、兒童疫苗等領域，而在疫情初期，蓋茨基金會就向中國捐贈了500萬美元，並在疫情全球大爆發後，前後兩次共計投入2.5億美元來應對疫情。

對於慈善基金會來說，不管它的使命和目標有多大，總歸離不開兩件事：籌錢和花錢。

作為科技界先驅和連續13年（1995-2007年）蟬聯世界首富的企業家，比爾·蓋茨運作基金會的方式也開創了投資+專案雙軌模式，為人津津樂道。

2000年成立的蓋茨基金會（1.0版），在2006年改為比爾及梅琳達蓋茨信託（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簡稱蓋茨信託）；我們現在所說的蓋茨基金會（相當於2.0版）其實是在蓋茨信託之後重新建立的基金會。

橫屏觀看，效果更佳

它們的關係，簡單理解就是，蓋茨信託負責籌錢，蓋茨基金會負責花錢，將錢的管理和使用分開。

蓋茨基金會自身開展的公益專案，需要向蓋茨信託申請撥款；如果要捐贈，蓋茨信託也只能透過蓋茨基金會進行，不能直接點對點捐錢。

蓋茨夫婦既是蓋茨信託的委託人（給錢），也是其受託人（管理），這在美國被稱為「宣言信託」（Declaration of Trust），是一種獨特的信託方式。

由於在美國，開展慈善的私人基金會可以享受美國聯邦所得稅豁免，蓋茨夫婦的操作，除了完成慈善目標之外，也能減少他們的遺產稅負擔。

注意2006年這個時間節點，正是在蓋茨基金會（1.0版）升級之後，巴菲特看到蓋茨基金會運作的投資價值，所以從這一年開始，他將手中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捐贈給了蓋茨基金會，併成為蓋茨夫婦之外的第三位理事。

按照蓋茨基金會去年給巴菲特過90大壽時所寫的公開信來看，從2006年到2020年，巴菲特捐給基金會的錢累計有290億美元。

2020年，比爾·蓋茨為慶祝巴菲特生日，專門做了一個有巴菲特頭像的奧利奧蛋糕。

蓋茨信託可不是一個坊間認為的大富豪將錢左手轉右手，用來避稅的組織。實際上，蓋茨信託本身還參與資本運作，由專門的資本運作團隊管理，信託基金會所賺的錢得用於慈善。

商業組織和公益組織的最大區別，並不在於是否採取資本或商業運作，而在於賺來的錢是用來分紅，還是用來做慈善。

蓋茨基金會在投資+專案的雙軌運作之下，成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慈善組織。比如，它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捐贈，僅次於主權國家美國，是全球第二大捐贈方。

倘若沒有高超的運作手段，很難想象蓋茨基金會在捐這麼多錢後還能有510億的淨資產。

當然，這背後離不開美國完善的慈善制度。

在狂飆突進的年代，美國的大企業家如美孚石油公司的老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耐基等超級企業家，創造了傳統農業時代無法想象的財富。

但是，經濟發展迅速的同時，貧富差距也被拉大，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對於貧苦的底層人民來說，需要外部的力量來保障基本生存。

社會對個體生存的保障與救助，自古以來，一直都有，方式各有不同。

整體來說，有兩種普遍的模式。

一種是統治當局對弱勢群體的支援。

比如中國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就要求統治者賑災、恤貧，減輕賦稅徭役，照顧鰥寡孤獨；

在西方，羅馬帝國時代的一些皇帝就曾自掏腰包來救助貧苦百姓；

中世紀時期的阿拉伯世界，當時全世界最富有的皇帝，西非馬裡帝國的曼薩·穆薩（Mansa Musa），賑濟窮人的方式更加特別，他在朝拜路上途經埃及的時候，將自己所攜帶的金子直接分發給當地的窮人。

另一種是社會力量對個體的救助。

比如佛教東傳後，僧人團體對中國底層社會弱勢群體進行救濟；

歐洲中世紀的教會或由私人捐助的濟貧院，也會對貧困人口進行救助。這些組織本著博愛、濟世的心態，幫助貧民，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

但是，這兩種模式都有缺陷。

統治者體恤底層百姓，依賴於統治者的個人品質。

普通民眾能否得到救助，完全看統治者心情。一旦皇帝或國王更換，這種救助不但有可能缺失，甚至還有可能因新任統治者的橫徵暴斂而加劇生存難度。

而社會團體的救助，也會因為社會力量與統治階層發生衝突而被打擊，導致救助缺位。

即便社會團體比較穩定，但是長期以來，這種救助機制並不完善，從狄更斯等人的小說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瞭解到，濟貧院出身的孩子在長大之後或多或少會遭受社會歧視。

更重要的是，濟貧救助透過直接的財富轉移來減少社會貧困，它是間歇、區域性質的，並不能保證全體社會底層受益。

而且，不管是統治者還是社會團體，都會面臨兩大難題：

（1）錢應該從哪裡來？

（2）如何保證救助的覆蓋面和持續性，讓有需要的人都能及時得到救濟？

現代的私人慈善基金會，便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

對於富人來說，人總是會死的，積累的大量財富該如何處理？傳給後代，未免擔心子孫成為二世祖，富不過三代，將家產敗光。

功成名就的老洛克菲勒想要做些好事，捐助了當時在美國還排不上名的芝加哥大學，還別出心裁地採用1:1配捐制度的方式資助。

也即，老洛克菲勒捐助一筆錢，芝加哥大學的董事會也捐同樣數額的錢，這樣就避免了大學的運作完全依賴於企業家的捐贈。

1917年，78歲的老洛克菲勒。

繪畫：約翰·辛格·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

但這樣做慈善，老洛克菲勒覺得效率還不夠高，範圍還不夠廣，不能滿足他想要做好事的精神追求。

富人也有富人的煩惱，當然也不缺為他們解決煩惱的人。

老洛克菲勒在律師朋友的建議下，成立了以救助全人類為目標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且影響力至今。

比如全球聞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原名為衛生與公共健康學院，2001年為表彰捐助者邁克爾·布隆伯格而改名），便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16年捐助建立的。

疫情期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蒐集疫情病例，向公眾開放疫情地圖的表現，意義非凡。

1917年，在考察了中國的公共衛生與醫療水平後，洛克菲勒基金會複製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模式，在中國籌建了協和醫學院（後來演變為北京協和醫院），幫助提升國人的醫療水平，其影響不言而喻。

參與籌建協和醫學院的小洛克菲勒（前排黑色西裝者）和其他考察團人員。

此外，拯救了無數人生命的青黴素，在研發的過程中也受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

那時，英國科學家錢恩（ Ernst Chain）和弗洛裡（Howard Florey）領導的研究小組正在鑽研抗菌物，經費用完了，英國醫學研究部門拒絕再給予資助。遠隔重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施加了援手，促使兩人提純了青黴素，最後與青黴素的最先發現者亞歷山大·弗萊明共享了諾貝尓醫學獎。

洛克菲勒基金會也因資助的專案屢獲諾獎，而被稱為「諾獎收割機」。

卡耐基基金會的建立背景也類似。

安德魯·卡耐基本人因為受教育水平低，白手起家，歷盡艱辛，深知受教育的重要性。1900年，他出錢捐助建立了一所位於匹茲堡的技術學校。

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

後來，這所學校因為卡耐基和另一位捐助者安德魯·梅隆（共和黨人，出生在匹茲的梅隆家族，曾經擔任過三屆美國財政部部長），更名為卡耐基-梅隆大學。

在1911年卡耐基基金會成立後，它捐助美國成立了2000多家公共圖書館；開展了面向黑人和底層人員的成人教育專案；成立卡耐基教學促進會，提升教育質量......

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側重於醫療，卡耐基基金會側重於教育，這是因為企業家們認為，疾病和受教育水平是導致人與人不平等的前提條件，如果能夠改善這兩點，人們透過努力，就能擺脫不平等的境遇。

不過，由於老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在發家致富的過程中，沒少幹過坑人的事，所以基金會在成立初期，受到了來自公眾和政府的質疑，甚至是陰謀論：這些暴發戶為什麼好端端地拿錢出來做慈善，必有詐。

面對質疑，這些私人基金會努力爭取政府和民眾的支援，推動美國完善了慈善基金會的相關法律條文，將慈善基金會納入監督但並不干涉運作的範圍，以制度化的方式促進社會力量對社會問題的改善。

1913年，美國國會透過《收入法案》（Revenue Act），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簽署了這一法案。《收入法案》除了首次確定個人所得稅累進位制，還規定包括慈善基金在內的慈善組織免稅，以鼓勵慈善基金會的成立；

但並非所有富人都心懷全人類，也有一些富人透過基金會免稅這個漏洞轉移財富、避稅。

於是在1969年，為了扭轉富人利用基金會牟取私利的行為，美國出臺了《稅收改革法案》，對私人基金會的成立和捐贈嚴加限制。在免稅的基礎上，私人基金會每年必須拿出5%的資金開展慈善專案，這些專案和資金都需要進行嚴格的稽核。

從誕生至今，一百多年來，大大小小的慈善基金會為解決人類的發展問題做出巨大的貢獻。儘管覆蓋範圍有限，但相比於政府部門，慈善基金會運作更加靈活，管理更有效率，彌補了政府在救助上的不足。

直到今天，像蓋茨基金會這樣的慈善基金會，仍延續了美國早期企業家的精神，將對人類命運的改善，重點放在醫療和公共衛生事業上。

他們深信，疾病致窮。解決了疾病問題，才能解決起點不平等的問題。其他的，則憑個人努力。

因為有了完善的慈善制度，才會出現蓋茨基金會這樣淨資產達500多億美元的基金會。

也因有了這樣的基金會，所以蓋茨夫婦離婚的公告，才會讓全球公益界為之震動。

好在，兩人在公告中也宣告，基金會將執行如常。他們已在公域問題上對公眾做了交代。

當有人看到蓋茨夫婦宣告離婚，大呼「再也不相信愛情」的時候，不妨調整下關注的焦點。畢竟，疫情時代，健康衛生才是直接抵達我們平常人生活的議題。

與此同時，不妨對人類多一些信心。

無論是微軟對人類生活方式的塑造，還是蓋茨基金會對人類境況的提升，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無疑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了不起的人物背後不一定有了不起的制度；但了不起的制度，更容易誕生了不起的人物。

改變人類社會的，往往就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