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馮友蘭出生於河南省南陽市，七歲開始了求學之路。12歲時父親因病去世，但馮友蘭並沒有因此荒廢學業，而是遵從母親的教誨繼續求學之路，並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開始接受系統的哲學訓練。

在北大學習期間，胡適和梁漱溟先後來到任教，對馮友蘭以後研究中西哲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19年，馮友蘭赴美考察，並於次年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師從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

1923年，學成歸國的馮友蘭開始在開封中州大學做哲學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後又輾轉至廣東大學和燕京大學任教。

抗戰期間，馮友蘭擔任了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國難當頭之時，馮友蘭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自己作為哲學家的使命，他在《貞元六書》的總序中寫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

這期間，馮友蘭還曾經站在炸彈坑裡給學生上哲學課，為的是用炸彈坑來激勵學生，時刻不忘自己的使命，與抗戰同呼吸共命運。

西南聯大文學院師生合影

1990年，馮友蘭為自己預擬了95歲壽聯：“二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六書”指的是馮友蘭在抗戰時期創作的《貞元六書》，他用這六本書建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二史”指的是馮友蘭三十年代創作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和晚年創作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

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說：“1911年先是取唐河吳太夫人之侄女吳淑貞結婚，1913 年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夫人吳淑貞已病故。”

馮友蘭的婚姻生活直到娶了第二任夫人任載坤才算是真正開始。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第二中學讀書的時候，經同學介紹他與同鄉河南新蔡人任載坤相識，後二人共同組建家庭並攜手走過了數十年風風雨雨。

女兒宗璞曾提到，父親在家更注重“言傳身教”。在孩子們面前並不嚴厲，對學習成績沒有嚴格的要求，孩子們想學什麼專業，父親也尊重他們自己的選擇。

馮友蘭在家裡常常講一個笑話，說有人問他兒女怎麼沒有一人“子承父業”研究哲學，他很幽默地笑著回答：“那是因他們深知哲學之無用。”

提到中國現代哲學史，胡適和馮友蘭都是繞不開的兩個名字，如果說胡適是中國哲學史的開山者，那麼馮友蘭就是中國哲學史的集大成者。

而馮友蘭作為後起之秀，光芒有稍稍蓋過胡適之勢，這使得胡適內心有些不悅。據錢穆在《師友雜憶》一書中回憶，胡適當時說：“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也就是說胡適認為馮友蘭是天下最蠢的人。

當然馮友蘭也並沒有示弱，根據史學家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記載：“1947年盛夏，馮先生從賓州大學過訪紐約，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館。我晚上去看他，長談中提及朋友見告，楊紹震夫人許亞芬(清華第六級1934年畢業)在斯密絲女校( Smith college)的碩士論文的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馮先生聽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極純極濃的河南腔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很好，因為過了1927,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

兩位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大師，評價對方時的語氣卻像個孩童一樣幼稚好笑，阿研覺得稱二位一聲“老頑童”實不為過。

今天的“名家系列”就講到這裡，你對馮友蘭先生又有哪些深刻的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