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與義務對立統一，不可分割，沒有權利就無所謂義務,沒有義務也就沒有權利。

權利與義務的產生，同樣來自於最原始的狩獵採集時代，發源自合作。在原始部落中，每個個體都有參與合作的義務和參與食物分配的權利，具體的講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參與狩獵與採集，否則他將不能獲得食物。當然，這裡面有幾種特殊情況，一是老人，無法參與勞動的老人，二是病人傷者，暫時無法參與勞動，三是小孩，暫時無能力參與勞動，四是首領，參與決策不一定參與實際的勞動。但這四種情況，不參與勞動都是暫時的，要麼在曾經參與過，要麼在將來會參與，要麼勞動的形式不同。簡而言之，如果有人申明：我擁有獲得食物的權利，但是我沒有參與狩獵和採集的義務，那麼這個人將被逐出部落；如果這樣的人佔了大多數，那麼這個部落將不復存在，這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那個模型，利他者組成的群體，在群體之間的競爭中容易勝出。

權力和義務必須對等，只有權力沒有義務的部落是自私的，無法存續的，只有義務沒有權力的部落就是暴政，同樣無法長久存在。不過隨著組織的擴大化，人數激增，依據人性利己的本性，集體中的個體都在極力避免履行義務，但卻想要獲得更多權利，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在群體中利己者更容易生存下去。為了規範權利與義務，避免利己者過多，管理者想出了各種辦法，率先使用的就是宗教，宗教在凝聚人心，解決矛盾的同時，也起到了監督人的作用。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讓人產生敬畏感，比如人類最早期的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部落大祭司會告知部眾必須按照他的要去履行狩獵和採集義務，然後按照他給定的分配方案來確定個體的食物多寡權利，如果有不服從的，那麼就會受到山神、水神或是部落圖騰降下的懲罰。這一現象到後來演化為“舉頭三尺有神明”，也是時常告誡人們，如果做了虧心事，沒有履行義務，那麼就會受到神明的懲罰。

在這個時期，權利和義務都是抽象化的，更多是眾人的口頭約定。在文字產生，國家形成後，權利和義務開始具象化，統治階級透過法律和教育的形式將權利義務定型定量。比如最早的《漢謨拉比法典》，其中關於權利和義務的內容，一言以蔽之便是人生而不平等。法典將人分為有自由民上層、無公民權的自由人和奴隸，不同等級之間的權利義務完全不對等。比如奴隸主將奴隸傷害致死為無罪，而奴隸不承認主人是自己的主人則當割除雙耳。法典尤其注意保護奴隸主對奴隸“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以至於收留一不堪主人虐待而逃亡的奴隸要判死刑，理髮匠剃去奴隸的髮式標記要判砍掉雙手。

成書於公元前407年的《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它是為了保證變法的順利進行，保護經濟、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維護新興地主階級所取得的利益而制定。該法典在廢除世卿世祿的同時，卻又正式確認了與封建等級相適應的權利和義務關係，宣佈“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自一以上者誅”，從而表現了封建等級制度的森嚴。此外，“丞相受金左右伏誅”，也是保護特權者的一項具體規定，這也是“刑不上大夫，故誅左右。”的出處來源。

由此可見，權利和義務具有很強的階級性和階級特徵。若要實現全體公民的權力和義務平等，那就必須消滅階級，這一點印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內容。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張、權利與義務應當並重，一個集體既要注重個人奉獻又重視個人的權利、尊重個人的權利，重視對個人的主體能動性的承肯定與鼓勵。既要注重個人合理合情的權利要求，同時，更要注重個人對社會的有關義務。只有義務和權力並重，才能讓群體的力量發揮到最大，也就是利他精神的最大化，這樣的群體在競爭中將是無往而不利。

因此，我們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總結。權利與義務是一對矛盾體，權利的表現形式是獲得，義務的表現形式是付出，從利己本性出發，所有人都希望主張權利，摒棄義務，但是為了集體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只有權利與義務兩者之間達到矛盾平衡時，才是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