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第三個女人是李玉茹。她是曹禺多年的好友，也是上海京劇劇院的院長。

在曹禺寫給巴金的信中，他是這樣說的：

“我即將赴英，行前，必須向你——我多年的兄長說一件事，不然是過不得的。我已和李玉茹結婚了，我早該告訴你，並且事先商量。我多次想和你說明白，我不好意思說。因為自從方瑞去世後，我也想不再結婚。後來，發現自己幾次突然晚上犯病，叫不了人，幾乎死去。感到需要，但仍不覺得什麼!還是可以捱過去的。死就死了。孩子們曾勸我結婚。我也覺得很難尋伴侶，我怕高階知識分子，也怕那些家庭婦女。實在不易找。很有幾個人為我介紹，我看了，都不行。去年忽然看見玉茹，我才想起這個念頭，因為我認識她在三十多年前，那時她便對我談過她的出生與境遇。她也認識方瑞，恭敬她，稱她為“方先生”。方瑞也覺得她人好。

我說這些，不是要為自己解釋。對別人，我是不在乎的。只是對你，我必須講一講，我應該使你明白我與李玉茹相守的道理。我69，她56，前些天,才登了記。對外說，我們前半年已登了記，免得搞“吃糖”，亂哄哄，使人害臊的這一套。

其實，你早已看出，但不對你講明白，我的心不允許。這個人是好的，對我是十分體貼的，是心地善良的，是受苦人出身，經過舊社會的侮辱，知道人生很不容易過下去的。她老了，原不肯再嫁。我也老了，也不想再惹麻煩……我們原只想再做做朋友就算了。但是不行，社會不允許，人言可畏，必有個法定的手續才能相守。有人說玉茹嫁我，是她做了一大傻事，因為我比她大13歲，我早死的可能性較大，我還有較重的心臟病。她是很健壯的。我想過這個問題，但是我很愛她，她很愛我，我們真說得上來，也就不管這許多了。

如果發生什麼意外，這也叫作“命該如此”!

我這一生犯了多少錯誤，犯了多少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的錯誤與過失，埋在肚子裡，也很難過，但我卻敢同玉茹講，多少講一點。”

巴金關於這封信的回信是：

“我瞭解你的心情，但希望不要太激動，年紀不小了，應當保持冷靜。我的意見在北京時對你講過，我認為你們兩個都是有才華的藝術家（當然你的才更高，還不曾完全發揮出來），都有自己的藝術生命和前途，你們的婚姻是不是會給彼此帶來家庭幸福，我有點懷疑。但你既然決定了，而且做了，你有這權利。我沒有理由反對，我只應祝福你們。我希望你們好好安排生活，使所有關心你、關心你們的朋友、讀者和觀眾都放心。

你、你們好好地生活吧，我相信你們這次的決定，也相信你們會好好地安排一切。只要你們過得好，過得幸福，我還有什麼不高興的？應當勇敢些，高高興興地向前看。既然自己考慮過了，決定了，還怕別人不瞭解幹嗎？還怕別人議論幹嗎？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但有一個毛病，怕這怕那，不敢放膽地寫，顧慮太多，你應當記住，你心靈中有多少寶貝啊。”

萬方說要感恩一個人，就是李玉茹。1980年她和曹禺結婚後，萬方一直叫她媽媽。1996年曹禺去世之後，是她把所有儲存下來的方瑞和曹禺的通訊交給了萬方。不光是信，還有便條、電報、手稿……萬方多麼感激她那顆溫厚的女人的心，只有這樣一顆心，才明白這些信珍貴的意義。

歌德在古稀之年（74歲時），愛上了19歲的少女烏爾麗克，愛得神魂顛倒，不能自拔，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年。萬方說她完全相信是真的，因為她看見了，她的爸爸就是如此。

經常天還沒亮，曹禺就已經趴到客廳的方桌上，給李玉茹寫信了。四周是黎明前的黑暗，只有檯燈的一束光照著他，他是那麼一心一意，把所有思念的煎熬一股腦傾倒在信紙上。他叫她玉妻，玉伴，好媽媽，恨不得把生活中的一萬件小事都訴說一遍，仍然吐不盡分別之苦。

他心神恍惚，除了寫信就是盼信，睡覺時把玉茹的來信壓在枕頭下面，隨時拿出來讀一讀，或者用手摸一摸。

他害上了相思病，信是他不可或缺的。

曹禺和李玉茹的通訊《沒有說完的話》已出版。從這本書裡，我們可以看到什麼是婚姻的基石，沒什麼新鮮的，和所有人與人的關係一樣，是理解。

在曹禺和李玉茹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對知己的夫妻，互相理解，無話不談，不管美或醜都毫無隱藏，無論對於男人或女人這都是極大的福分。

曹禺感情充沛，善於表達愛。愛時就投入地愛，沒有保留。

萬方認為他爸爸確實有福，三段婚姻，三個女人都愛他。這不是運氣，而是因為他需要愛，更懂得付出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