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由郭柯導演的，我國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走入觀眾視野。

遺憾的是，就在影片公映前，大陸最後一位“慰安婦”倖存者也已離世，她們至死都沒有等來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隨著倖存者的急劇減少，那個慘痛的時代總會過去，但有些該面對的問題，還是應當面對。

比如，我們是否應該繼續使用帶有侮辱色彩的“慰安婦”這個詞？

再比如，為什麼寧願使用“慰安婦”這個詞，也不願意用“被強迫的性奴”。

每一句“不說了，說不下去了，心裡難受”的背後，除了受害者的傷痛，更多的是難以忍受的“羞恥”

影片中，毛銀梅老人是一位從小逃難到中國的韓國人，在抗日戰爭期間不幸落入慰安所，被日本人關押欺辱。在面對鏡頭講述自己經歷時，老人仍舊淚水漣漣。口述間，老人說出“不說了，說不下去了，說了心裡難受”的話。

林愛蘭老人，曾是一名抗日遊擊隊隊員，被日本人抓去後，遭到了非人折磨。影片中，她毫不掩飾地講述了日本的槍子兒擦過她頭頂打出一個洞，還拍了拍大腿說這是日本兵折磨斷的腿。可一說到“慰安婦”的時候，她的眼神立刻暗淡下去，一雙手遮著雙眼，哽咽地再也講不出一句話。

可以言說的是傷痛，無法言說的是“羞恥”。

是的，是“羞恥”。作為受害者，他們可以痛斥那些罪犯對他們身體其他地方的傷害，卻無法堂堂正正說出因失去貞潔而受到的傷害。

為什麼，是什麼捂住了他們的口，讓他們“說不下去”？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裡，“失貞”是比死還屈辱、還殘忍、還不能讓人面對的事情。

為什麼“失貞”比死還讓人難以面對？

因為這是老祖宗留下的“規矩”，這些“規矩”讓人們記住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如果非要在貞潔和死亡之間選擇一個，老祖宗告訴我們要選前者。女性被侵害了，如果還活著，就是一種恥辱的存在。

女人的貞潔不是自己的，而是屬於男人的，所以所謂失貞，失的是男人的“貞潔”。

女子對丈夫的貞潔守護，如同男子對君王的忠誠，都是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基本原則。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

隨著中國法治文明的不斷髮展，人們的權利意識也在不斷增強，這其中也包括曾經羞於出口的性權利，可這一權利目前仍然處在“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狀態，因為中國人骨血裡面始終還有揮之不去的封建貞操觀的影子。

“慰安婦”是否應當被禁止使用

作為《二十二》歷史顧問的蘇智良曾說過，他不太喜歡“慰安婦”這個名詞，因為日語詞典裡，“慰安婦”含有自願的意味。

馬家輝也曾說過，“慰安婦是日本叫我們中國的受害婦女叫慰安婦，我們不應該用敵人的名字來繼續叫我們的受害婦女。”

“慰安婦”三個字代表的不只是一種傷痛，更是一段屈辱的歷史。“慰安婦”三個字是日本人發明的，用來淡化、掩蓋罪行的詞語，是日軍犯罪的遮羞布。

有網友說：“這個從侵略者為主體出發點的稱呼還在被廣泛傳播和大量使用，真是令人汗顏和憤怒。”

然而，更令人諷刺的是，很多中國人不糾結是否應該禁止使用“慰安婦”這個詞，而是“慰安婦是否不光彩”的問題，那份來自受害者本人的“羞恥感”，還被同胞昇華了。

傷害不僅僅來自日軍，更來自身邊的同胞。

前面已經說了，我們被封鎖在封建社會貞操觀的閉環中，不僅是受害者，很多旁觀者也覺得他們受到的傷害是一種侮辱，即便很多年過去了，一些人提起這部分受害者甚至還會覺得羞恥，不願提，不敢提。

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臨拆遷，慰安所遺址的去留引發了不小爭議。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就曾對著鏡頭表示：

“你在學校裡放了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而慰安所遺址附近的某中學生則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瞭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甚至有人認為“‘慰安婦’就是妓女啊。”

在美國，美國原國務卿希拉里要求美國所有檔案和宣告禁用按日語直譯的“慰安婦”一詞，改稱為“被強迫的性奴”。

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專家、南非人權問題專家馬約迪納也強烈要求，日本應正視歷史教訓，把“慰安婦”一詞更名為“被強迫的性奴”。

在日本侵華期間，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口中的“慰安婦”，作為日軍軍妓制度最大的受害國，我們難道不該禁用“慰安婦”這個詞嗎？

知乎上看到過這樣一句話：

“慰安婦”這三個字，一邊保護著日軍犯罪的事實，也同時保護著這群受害者最後的一次尊嚴。

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一種悖論。因為受害者的尊嚴並不是透過遮掩歷史真相來維護，而是透過我們丟掉所謂的“貞操”枷鎖，給予其理解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