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物：

陳楸帆，中國更新代代表科幻作家之一，以現實主義和新浪潮風格而著稱，被視為“中國的威廉·吉布森"。作品曾多次獲中國科幻小說銀河獎、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最佳長篇小說金獎、科幻奇幻翻譯獎短篇獎等國內外獎項。

了不起的作家多少都會有一些癖好。

陳楸帆的書桌上有三樣東西，一部蘋果膝上型電腦、一隻水杯和一尊吉爾莫·德爾·託羅的玩偶。

吉爾莫·德爾·託羅是2017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語》的導演，作為他最喜歡的導演之一，陳楸帆把吉爾莫奉為書桌上的偶像，一方書桌也可以是一位科幻作家的迷你神壇。

從陳楸帆寓所的客廳往外望去，四周都是層層疊疊的高樓大廈，城市裡的水泥森林絲毫不影響他用文字構建一個寬廣的世界。

一如他所欣賞的《水形物語》所表達的對跨物種之戀的同情與理解，陳楸帆也相信，愛是一種超越時空的力量。愛也是貫穿在陳楸帆作品中的重大母題，從被翻譯為多國語言的長篇小說《荒潮》，到剛剛獲得第31屆銀河獎的短篇小說集《人生演算法》，莫不如此。

透過在Clarke World、F&SF、Lightspeed、Interzone等歐美主流科幻雜誌發表的系列科幻作品，陳楸帆逐漸在世界科幻圈建立了自己的名氣，並被評論界貼上了現實主義和新浪潮的標籤，成為中國80後科幻作家的重要代表。早在2014年，這個80後就向媒體發出“科幻是最大的現實主義”的斷言。

2020年9月的一天，在與陳楸帆長達數個小時的訪談中，我們談到了很多話題，包括他是如何寫作的，潮汕人的身份對他的影響，在北大、谷歌、百度的經歷，甚至他是否介意和AI談一場戀愛，但是談到最多的還是技術的影響，所有流行之物對在場的每一個人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期待能從一位科幻作家那裡，獲得關於未來的蛛絲馬跡。

1

反英雄，對抗大機器：賽博朋克的核心是自由

陳楸帆：科技的發展會給科幻作家靈感和啟迪，我們從中獲得素材，再組織成故事。回看歷史，所有科幻蓬勃發展的時期，都是科技和生產力關係得到極大提升的時期。

我在百度和谷歌的工作經歷，對我的科幻創作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在大的科技公司，我能看到一個創意如何透過研發人員的開發，從概念變成一個產品，再推向市場，讓億萬的使用者去使用它。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種種問題——倫理問題、法律問題、公平問題等。甚至我會去關注在網際網路公司工作的人們是如何思考問題的，他們的工作方式是怎樣的，這些所見所聞對我的創作有很大啟發。

但是當科技發展過於迅猛，分工和分科越來越細緻化、垂直化時，科幻作家會發現自己逐漸沒有能力去理解所有的技術和理論，從而會產生焦慮。換句話說，科幻作家的理解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也會失語，無法把前沿的科技轉化成更直觀的故事。

我們飛上太空，我們有了量子計算，我們有了基因編輯技術，所有這些變成現實之後，我們怎樣去書寫技術，以及想象不一樣的未來？我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科幻的位置和角色。回看技術發展的歷史，處在技術之外的人和社會的因素還沒有被關注，而這些關注恰恰是科幻所能賦予的，所以科幻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宏大的雄心。

Q：有人稱您為“中國的威廉·吉布森”，您如何看待賽博朋克精神？

陳楸帆：賽博朋克的核心是自由。在所有賽博朋克的故事中，無論是什麼樣的主角，都是反英雄的，對抗大機器、大公司和大體制，最後的目的是把屬於人的自由意志還給人。說到底，賽博朋克要對抗的是人類的機械化和資料化，或者說對抗用控制論的方式操控人類行為，所以我覺得它的核心是自由。

“自由”是個很難定義的大詞。看起來，我們現在的自由越來越多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自由也越來越少了。我經常遇到一種情況，我正在跟客戶溝通，突然提及一個事物，當我開啟一個購物網站時，突然就跳出一個彈窗。

很多時候，你以為是你自己在做選擇，但很多你瀏覽的內容、得到的資訊已經被演算法篩選過了，它被刻意推送到你面前，讓你做選擇，但你的選擇其實非常有限，這是一種自由的幻覺。科幻的力量就在於它能夠揭示層層的幻覺，讓你看到一個世界可能的真相，但不一定是唯一的真相。

Q：您如何看待科幻作家所承擔的角色？

陳楸帆：在這個時代，科技結合資本的力量已經非常強大了，它滲透進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頌歌並不需要我們來唱，技術發展已經有足夠大的聲量將自己包裝得光鮮亮麗，科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反思精神，包括經典的《美麗新世界》《1984》，近幾年特別火熱的《使女的故事》，它們都是透過虛構的未來，來探討我們當下的現實問題。

科幻作家是講故事的人，透過故事把各種各樣的信念植入人們的思想中，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中，就像《盜夢空間》一樣。我們更多承擔的是批判的角色，很難從現實層面去改變世界。我們能看到在西方的科幻作品中，批判是很主流的敘述方式，他們一直在批判當下技術加速主義所帶來的危害。看起來“批判”是在挑刺，其實是一種技術發展的對沖機制，就類似股市的熔斷機制一樣。

如果只有頌歌，人類肯定會更快地走向一條自我滅亡的道路，因為每個人都在踩油門，沒有人看路、踩剎車。

2

將一切外包給智慧裝置，人類還剩下什麼？

Q：您每天在寫作之外用手機的時間有多久？

陳楸帆：很多。雖然很多時候不看手機，但會在電腦端登入應用、接收資訊。所以有的時候我甚至會把通知全部關掉，甚至會關閉電腦網路，強迫自己聚焦。

人類大腦的設計不適合做多執行緒任務，但網際網路是多執行緒的，鼓勵使用者高頻使用，以至於我們周邊的資訊環境非常嘈雜，它不斷彈出資訊，打斷我們思考的程序，被中斷以後再重新回到原來的程序，非常消耗能量。

Q：是不是在腦機介面普及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很多東西外接化？

陳楸帆：沒錯，比如你去坐計程車，司機其實是不認識路的，他離開導航就找不到方向了。在以前，我們覺得這種人怎麼能做司機，不認路怎麼能開車呢？但現在我們把很多原有的技能外包給了雲端或移動端的裝置。

那麼，大腦最後還剩下什麼功能呢？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我現在就在寫這樣一個故事，所以做了很多研究如何把網際網路完全關閉，結論是這非常困難，因為它做了很多冗餘式結構的設計，就算切斷了海底光纜，關閉了根伺服器，它依然有備份系統。只要知識和資料還在，它就能被恢復。

除非發生全球性核戰爭，把基礎設施和資料庫全部摧毀，人類才有可能回到原始石器時代重新開始。

Q：近 20 年來，網際網路帶來最大的好處和最突出的問題是什麼？

陳楸帆：我從中學開始接觸計算機和網際網路，我看著它們進入中國，變成非常普及的產品，或者說一種生活方式。它們帶來最大的變化是資訊的權利，這種權利分發到每個人的手裡，包括資訊的獲取權、使用權、釋出權等。

它們以往被控制在中心化的機構裡，但現在所有人都擁有了程度不一的資訊的權利。在過去 20 年裡，無論是技術的應用還是商業的創新，大部分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但是最大的問題也來自於此。我們正處於歷史波浪式前進的過程中，一邊去中心化，一邊重新中心化。科技公司掌握了大量資訊資料的權利，個體對這種權利是無知的，甚至可以說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誤導，從而無法行使自己的權利。這是我們在下一階段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從技術的層面入手，更應該加入人文和社會的視角。

Q：2020 年的新冠疫情讓幾乎所有人變成“線上動物”，您怎麼看待這種趨勢？

陳楸帆：成為“線上動物”是大勢所趨。這個趨勢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而是從我們接觸網際網路那一瞬間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疫情起到了加速作用。當整個社會都往線上轉移時，線下的成本效率會遠遠低於線上，當然線下有很多不可替代的東西，比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但我們已經很難再倒回線下。

2020 年以來，我會覺得跟朋友吃頓飯是很珍貴的事情。往後線上線下將進一步分化，線上強調速度和效率，線下回歸情感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真實的不可替代的體驗，肯定會變得更加稀缺和珍貴。

Q：在疫情期間，您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呢？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需要讓渡自己的一部分資料，包括出行記錄、行動軌跡、社交資訊。我覺得在疫情這個特殊的情況中，這是必要的手段。但未來我們有可能發展出一種技術，類似現在的聯邦學習，能夠在不危及個人的資料安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用我們的資料做一些事情。

3

談教育：自我尋找的過程在現代教育中缺失了

Q：在“外包社會”中，下一代年輕人應該培養什麼能力？

陳楸帆：我發現身邊很多朋友把孩子往各種輔導班送，大家都很累，家長累，孩子也很累。“望子成龍”是非常中國式的心態。我覺得人的心智是一個彈性結構，但是現在很多技能和衡量的標準，是剛性結構。讓彈性結構去適應剛性結構，是一種消耗。

我們很容易把教育引向極端化的方向，這是過度競爭導致的，人們為了獲取更多資源和上升空間，不斷武裝自己，也武裝自己的下一代，讓他們無所不能。

因為家長也不知道孩子能在哪一方面脫穎而出，結果就是使孩子喪失了主觀能動性，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存在於世界上，也不知道自己尋求的人生意義是什麼。很多人因為失去生活的意義感和價值感而選擇自殺，這個自我尋找的過程在現代教育體系中缺失了。

接下來教育會全面線上化。這個話題應該回歸到，線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替代線下的功能？很多我們現在還不能模擬的東西，會逐漸被模擬出來，比如觸感、味覺、嗅覺，有一天會透過腦機介面傳輸給你，世界會變成駭客帝國一樣虛擬化的存在，這樣一來，線上和線下之間的界限會逐漸模糊。

4

談寫作，AI 無法替代人類作家

Q：AI 是否會搶科幻作家的飯碗？

陳楸帆：這個問題需要分兩面來看。一方面，AI 寫作的水平能否達到人類現在的寫作水平，目前看來是達不到的。不管是 GPT-2（一種可以生成連貫的文字段落的模型）還是 GPT-3，它的本質是資料處理，透過強大的算力，生成不同的結果。

其中有兩個問題：第一是邏輯性，比如一部小說前後的邏輯關係，人物之間的關係，情節上的起承轉合。機器無法理解複雜的關係，這就導致 AI 無法生成一個邏輯上嚴絲合縫的故事。

第二是情感，機器無法理解情感，它沒有自己的經驗和經歷，只能去模擬。這讓人覺得它寫出來的句子好像是帶有情感的，但跟人類感知情緒的方式並不相同。它更像一個貼上組合的機器，把很多它讀過的東西打亂，重新組合成一個新的故事，但讀不到一個真實人類的情緒，所以 AI 寫作離足以挑戰人類作家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距離。

但我們可以從 AI 寫作中獲取靈感和啟發。我們跟 AI 一起創作，把人的主動性跟機器的能力結合起來。人有寫作的套路，因為常年的寫作會形成路徑依賴。但是 AI 不存在路徑依賴，它可以生產隨機內容，無論是框架還是詞句，有時候能發現 AI 寫出來的句子讓人驚豔，它更像是詩，像一種先鋒派的詩歌或者散文。這能幫助作家跳出原有的套路和模式，所以 AI 提供了一個打破自己的可能性。

我之前也嘗試過 AI 助手寫作，效果比較初級。因為它資料量不夠大，邏輯也沒有很完善，所以寫出來的內容缺乏邏輯性。但它寫出來的某些句子還是挺讓人驚豔的，因為正常的人可能不會想到這麼去組合一些詞語和句子，所以它可能給你帶來一些眼前一亮的刺激，但是怎麼樣將這些刺激融入一個故事，其實是挺難的。

《共生》簡介：

本書總結和梳理了2020年全行業對數字化未來的思考與實踐，聚焦疫情中的挑戰，從疫情之下的科技“戰疫”，疫情之中科技與產業的正規化變革，到疫情之後未來工作場景和創新動力，產品向服務轉變的趨勢，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發展的影響和相關科技倫理建設，提供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

疫情讓我們深刻意識到，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和普及，不僅是立足當下，更是關切未來的選擇。當數字科技從極限考驗迴歸到社會常態，有關現實世界與數字空間、傳統行業與數字技術、線下世界與線上世界新型關係的討論，便顯得尤為重要和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