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共和黨在州級改選中掀起紅色浪潮。
愛德華·杜爾，新澤西的一位卡車司機，在新澤西議會選舉中擊敗了民主黨資深議員史蒂夫·斯威尼。這一戲劇性的反轉被媒體大寫特寫。杜爾的選舉經費只花了一百多美元，參選影片樸實、接地氣，卻擊敗了民主黨大佬，還是在民主黨基礎良好的新澤西州。在民主黨的鐵盤弗吉尼亞州，民主黨更是一敗塗地，新任州長同樣是共和黨政壇新人，同時副州長、眾議院也全部由共和黨接管。
本輪州改選是拜登上任以來的第一次民意檢閱，也被視為明年國會中期選舉的風向標。這兩個鐵盤藍州翻紅，民主黨整體支援率下滑明顯，拜登壓力猛增。如果不採取措施挽回支援率，那麼民主黨在明年中期選舉中可能會丟掉不少席位，拜登也將成為像奧巴馬一樣的“坡腳鴨”總統。
拜登，做錯了什麼？
拜登上任不到一年，各種支出法案的甜頭轉化為持續高漲的通脹苦頭。不僅是共和黨反對，民主黨內的巨大分歧已經阻礙了“拜登新政”的推進。改選中，民主黨人嘗試再次用“特朗普策略”拉攏選民、對立共和黨人，但是這種方法似乎失效了。原來支援民主黨的選民批評拜登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太左太激進，製造了經濟通脹及社會混亂。
本文試圖從美國州級選情出發，沿著通貨膨脹-激進政策-政治選票-政治身份-意識形態的思路，分析美國的政治生態及社會思潮的演變。
本文邏輯
一、紅色浪潮
二、通脹經濟
三、身份政治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25'，感謝分享】
1
紅色浪潮
民主黨為何丟掉弗吉尼亞州？明年的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人還能否掌權國會山？
離華盛頓一河之隔的弗吉尼亞州弗州是民主黨的鐵盤。在本輪州長競選中，拜登、奧巴馬、哈里斯等為民主黨人麥考利夫站臺唱票。然而，共和黨新人、曾任私募基金凱雷集團執行長的格倫·楊金擊敗了麥考利夫，成為新一屆州長。
要知道，一年前的總統大選裡，拜登以10%的勝率超過了特朗普，贏下了弗州。如今，不到一年後，當地選民便轉換風向，政壇老將麥考利夫敗給了一位新人。而且，同期改選中，弗吉尼亞副州長、司法部長以及弗州眾議院全部由共和黨人贏得。弗州的全面飄紅也算是對拜登上任後民主黨政府的表現交了一份評卷。
楊金出身於弗州郊區，他的選票中郊區選民佔有很大比重。在當地頗為焦灼的教育問題上，他對“批判種族理論”的表態贏得了選票。過去幾十年裡，學校教職人員發展為民主黨的堅實後盾，較為激進的教育理念漸漸滲透進美國公立教育體系。就批判種族理論而言，這種理念十分強調反種族主義，近幾年在美學校裡有較為極端的演變。譬如試圖更改美國曆史，追求學校裡教師、學生在種族分佈上數量平衡，甚至在篩選中給以差別性對待。某種程度上，暗含了另一種的種族歧視。這種激進的教育灌輸令當地的白人父母感到焦慮。在弗州一縣，因追求跨性別教育引發的一例廁所性侵慘案讓家長震怒不已。然而，面對家長們對當前學校教育問題發出的質問，麥考利夫表態冷淡。
相比之下，楊金對“批判性種族理念”的否定贏得了當地多數中年白人女性的支援。他承諾禁止批判性種族理論，同時又與特朗普保持距離，最終以這種競選策略贏得了選民的支援。楊金的競選成功，似乎給共和黨人打開了一個新的競選策略，那就是利用特朗普但又與特朗普保持距離來贏得選民的信任。
民主黨基礎雄厚的新澤西州也發生了反轉。州長選舉上，民主黨人菲爾·墨菲以微弱的優勢勝過了共和黨人，但州議會選舉中，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政治素人、卡車司機愛德華·杜爾勝過了參議院議長、老牌民主黨人史蒂夫·斯威尼，成為了州議員；而且，這位政壇新人在參選經費上只花了153美元。如此強烈的反差，足以說明搖擺的選民對民主黨執政一年來的混亂表現不滿。
不止教育，民主黨尤其是黨內激進派的部分典型主張都遭到了反彈。去年，因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執法造成黑人弗洛伊德死亡，當時伴隨著全美狂熱的抗議浪潮，民主黨人在國會提出了大規模改革警察系統的議案。在極端憤慨的情緒下，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考慮要取締當地警察機構，以新成立的公共安全部代替。但是，一年過後，明市的市民公投以56%的反對否決了這項修正案。實際上，“廢警”政策，讓很多原本的支持者拋棄了拜登。
根據CNBC全美經濟調查中的統計（10月21日釋出），拜登的支援率大幅下滑，只有41%的公眾對拜登的總統任期表示贊同，而有52%的人表示反對。這或許與新冠疫情的治理應對工作顯露疲態，而引發民眾長期悲觀預期有關，也與幾項典型事件的失敗應對有關。例如，8月下旬，糟糕、混亂的阿富汗撤軍被共和黨指責為“西貢撤退”，這一事件直接導致拜登在9月支援率下降到43%。
不過，選民放棄民主黨一個共同的理由是，拜登上臺不到一年來的政策太左太極端，太討好激進派和進步派，民主黨的建制派和溫和派非常不滿，而共和黨和中間派選民，更是擔心這種政策會引發極端混亂。
去年，代表建制派和溫和派利益的拜登，啟用親激進派、進步派的競選策略，最大限度地團結民主黨的支持者聯合抵制特朗普，最終贏得了總統席位。但拜登的政治基礎並不牢靠，拜登能勝選有疫情和郵寄選票“相助”，另外就是競爭對手特朗普太特殊。
當特朗普下去後，這種鬆散的政治聯盟迅速分裂。當前民主黨在參議院對共和黨僅有微弱席位優勢，要想國會透過提案，必須得到全數民主黨人的支援。而民主黨激進派、進步派和溫和派、建制派，在稅收、福利、氣候上存在極大的分歧。
8月，民主黨人在國會推進了3.5萬億美元“重建更好”法案，預算支出覆蓋家庭、氣候、醫療保健、基礎設施和就業幾大領域。這法案是由進步派的重要人物伯尼·桑德斯撰寫，是進步派和激進派的主要訴求之一，其中帶有明顯左派特色的提案譬如發展清潔能源、擴大醫保福利範圍。
但是，喬什·戈特海默為首的9名溫和派眾議員公開反對。他們認為，該法案過度傾向於進步派和激進派，同時，應該考慮共和黨的支援，循序漸進，先透過基建法案。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得不妥協，承諾基建法案將於9月27日之前完成投票。近期，兩黨通過了基建法案，更大規模的社會支出法案被推後。這是拜登為了團結溫和派的一種妥協。但是，接下來1.75萬億美元的社會支出法案，將擴大醫保福利等部分刪減，這又引起了激進派的不滿。
拜登無法搞定民主黨內部紛亂複雜的派系以及利益分歧。當意識形態和政治操弄退潮後，選民逐漸更加理性地看待拜登以及民主黨。一些民主黨的支持者、中間派人士放棄了民主黨，遠離激進派和進步派。據《今日美國》和美國薩福克大學的最新民調顯示，進步派代表、副總統哈里斯的支援率僅有28%，不支援則高達51%。這個資料讓哈里斯成為歷史上支援率最低的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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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經濟
在美國，經濟永遠是最重要的競選主題。意識形態左轉和民主黨內部分歧，拜登或許還有轉圜的餘地，但是糟糕的經濟，對拜登和民主黨來說是致命的。
11月10日，美國勞工部公佈最新資料顯示，美國10月CPI資料連續第17個月上漲，10月CPI同比上漲6.2%，創下30餘年來新高。
歸根究底，通脹是貨幣現象，而非成本現象。拜登激進財政與貨幣的政策扭曲了供需與價格，是通脹的罪魁禍首。
在供給端：由於全球疫情氾濫，能源供應緊張，拜登還打擊傳統化石能源，停掉了頁岩氣補貼，限制新的油井開發，以氣候變化為名大量補貼新能源勢力。但是，新能源勢力不堪大任，導致能源供應青黃不接，石油、天然氣和電力價格飆升，進一步抬高了商品價格。有意思的是，拜登指責石油商操控了油價，要求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進行行業調查。這種套路頗為熟悉，試圖掩蓋政治干涉的錯誤。
另外，大量的家庭補貼推遲了就業，突破底線的福利政策抑制了勞動力供給，這導致美國勞動力短缺。
在需求端：拜登大規模擴張財政，給予家庭大量的補貼，在就業低迷的情況下人為地製造了旺盛的需求。全球供應鏈原本處於緊張狀態，需求端的強刺激引供求失衡，問題集中在供應鏈上爆發。
下面圍繞著供應鏈危機來分析。
10月底，美國最終爆發了供應鏈危機，港口大擁堵，超市部分商品缺貨。我們知道，計劃經濟因為價格無法自由伸張而出現短缺，如今自由市場發達的美國，居然也出現短缺。其實，原因是一致的。
美國供應鏈危機和商品短缺的原因在於，自由價格和供需兩端的扭曲。拜登上臺後簽署的新冠疫情紓困支出法案，直接以現金資助發放補貼，刺激了人們的需求。然而，美國的供應能力受疫情限制，只能依賴於大規模的進口，這直接導致美國進出口吞吐量嚴重失衡。
今年以來，德國、英國等國家的進出口吞吐量都趨於平衡，但美國的失衡越來越嚴重，如今進口集裝箱是出口集裝箱的五倍。如此，大量輪船和集裝箱到港，不少貨輪空船返航，很多集裝箱滯留在美國港口。按照美國當地法律，集裝箱不能堆高，加上卡車和卸貨工人不足，港口腹地被集裝箱堵死。貨船和集裝箱的週轉率下降導致全球海運效率下滑。
這一系列事件中有兩個短缺：一個是全球性的，海上運力也存在短缺；一個是美國國內，即運輸汽車與卸貨工人短缺。
美國勞工部資料，7月倉庫行業出現49萬個職位空缺，8月美國約有430萬人辭職，這些數字均創紀錄。滿負荷工作之下，美國東海岸第二大集裝箱港口薩凡納港仍滯留了近8萬個集裝箱。正常來說，運輸車輛、工人短缺，工人市場工資抬高，但是工人為何不工作了？
勞工部資料顯示，9月份辭職人數創新高，達到了443萬人，零售、餐飲與酒店行業是重災區。很顯然，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存在不平衡。這與拜登上任以來的財政補貼不無關係。實際上，拜登在福利救濟法案上已經打破了民主黨同胞克林頓改革的底線。“極左”思潮影響下的政治表態，也將美國經濟推向了更暗地帶。
上任後，拜登簽署了第一個法案：1.9萬億美元新冠紓困法案。其中包括了家庭現金資助、失業救濟金升級、租房與住房援助、教育援助、兒童稅收抵免升級等。其中，家庭現金資助直接向家庭進行經濟救助，個人年收入低於7.5萬美元或家庭低於15萬美元將會收到個人700美元的現金；而且該法案為每週失業救濟金增加300美元額外福利，擴大失業救濟範圍並將適用時間延長至9月6日。兒童稅收抵免則在過往的基礎上，從減免2000美元（一個孩子的標準）稅收額提高到3000美元（一個孩子的標準），而且拜登免去了對家庭年收入達到1.5萬美元的要求。這意味著，一個沒有收入的三孩家庭可以從中獲得高達9000美元的退稅。
取消福利救濟的門檻，推動無勞動家庭收入，這種福利救濟的閥門大開必然會滋生福利依賴，對市場激勵機制產生負作用。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拜登的福利政策甚至突破了民主黨作為一個福利主義政黨的傳統底線。
90年代，民主黨人克林頓上任後開始向選民兌現社會福利改革的承諾。1996年，克林頓簽署《個人責任和就業機會協調》法案，這一法案從理念和執行制度上對社會福利進行改革，敲定了一種基調。它體現在，克林頓提出的改革理念是“從救濟到工作”，即引導勞動力走入就業市場以終結貧困。法案還否定了過往的無限制救濟，縮短貧困家庭福利救濟時間，譬如不超過五年，再如將接收職業培訓和推薦工作作為前提條件。法案的實施，也引導了貧困者將責任部分歸因於個體的社會思潮迴流。
福利制度改革實行後，適逢美國經濟轉入復甦期，福利改革和服務措施為勞動力市場培育了基礎，1998年，在救濟-就業效果較好的州譬如威斯康星州，超過50%的救濟領取者開始工作，而且接受救濟的貧困人口比例逐年下降。在前半個90年代裡，1990-94年領取救濟人口增加24%，佔總人口比例升至5.5%；而1995年後，這一比例不斷下降，1995-2000年下降了57.6%，佔總人口比例降至2.1%。【1】
如今拜登無底線的福利被視為終結了民主黨人克林頓的福利傳統。政治家採用政治姿態來取悅選民，但是法案推動導致的思潮倒流卻難以挽回。短期內，底層勞動力們揮霍著福利救濟，但是假以時日，拜登法案的“結果不公平”會被暴露。
拜登政府大規模財政與貨幣刺激的激進政策，以及突破底線的福利政策，最終釀成了經濟學家早已警告的結果：通脹，如果還有更遭，那就是滯漲危機。拜登不計通脹後果依然推行更大規模的社會支出法案。共和黨人一致反對這項法案，認為這是一項不計後果的法案，將透過新的稅收和大規模支出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從而損害經濟。
可見，通脹背後是拜登的激進政策，而激進政策背後是政治選票，即民主黨激進派和進步派的支持者。下面，我們沿著政治身份的方向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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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
實際上，通脹反而容易掩蓋美國當前複雜利益鬥爭與的政治分歧。如今，拜登困在美國嚴重分化與對立的政治格局之中。學者福山在《身份政治》一書中將美國以身份政治劃分的眾多政治派別定義為“新部落主義”。
從威爾遜時期到小羅斯福時期，民主黨的勢力得到擴張，美國政治呈現穩定的兩黨分化格局。但各自黨內的分化並不嚴重，共和黨主要是保守派，民主黨主要是進步派。
二戰後，幾位民主黨總統領袖不斷在民主民權上開疆拓域。60年代，民權、女權、學生運動層出不窮，吶喊追求“平等、自由”的社會思潮影響深遠。1964年肯尼迪簽署《民權法案》，作為民權運動勝利的一個里程碑。但隨之，民主黨相對於共和黨的區別強化，順勢以此為理念旗幟，滲透到了更多民眾心中。但分裂也隨之擴大，進步派的意識形態更加左轉。
70年代開始，資訊科技力量、投資銀行勢力、新移民與全球化勢力迅速崛起，加大了美國的政治分化。克林頓在任期間實現了財政赤字轉盈，全面削減政府開支、增稅，但大力支援高新科技發展。90年代，資訊化革命正處於蓬勃新發之際，而克林頓政府的大力投資、財政補貼則提供了沃土，也從此籠絡了這批科技新貴和金融新貴。
2008年金融危機後，又進一步加劇了內部分化，最得利的是科技新貴和金融新貴，他們享受著貨幣超發的紅利。現如今，科技勢力包括網際網路媒體、投資銀行及跨國公司，這群建制派成為民主黨內最強大、離最高權力最近的核心圈層。但是，貨幣超發加劇了貧富分化，掠奪了窮人的財富，進步派分裂出極左的激進派，以桑德斯為代表。當然，除此之外，激進派還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極端環保主義者、黑人，以及部分少數裔、移民者、媒體人、知識分子及技術極客。
至此，民主黨內建制派、溫和派、進步派、激進派看似在一條繩子上，但實質已經分化，是一個極為鬆散的利益相互衝突的政治聯盟。他們各自以利益捆綁或意識形態宣揚吸引了美國不同的群體加入其中。而黨內代表“極左”的激進派與另一端的建制派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上相差最遠。
我們再看共和黨。
與民主黨相比，共和黨是一個成分更簡單、更加團結和高效的黨派。長久以來，傳統金融、工商業勢力以及中產階級是共和黨的穩定票倉。共和黨的主要意識形態是保守主義，經常被稱為保守派。里根改革被認為是保守主義的勝利。
但是，蘇聯解體後，兩極格局消除，身份政治崛起，共和黨內也出現了分化，新保守派崛起。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什提出了全球新秩序，追求新目標“全球和平與安全”，同時提出“華盛頓共識”。進入千禧年，小布什高舉著“新保守主義之父”列奧·施特勞斯的大旗，為反恐戰爭樹立正義性——“民主軍庫裡最有力的武器是我們造物者寫入人類內心的對自由的渴望。只要我們繼續忠於我們的理想，我們就能打敗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極端主義分子”。
細心的人可能已經發現，與保守主義不同，新保守主義帶有明顯的世界主義色彩，意識形態似乎有偏左的成分。背後的原因是全球化以及跨國企業勢力。
九十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更加深入，俄羅斯、中國、印度等一些新興國家加入其中。共和黨傳統工商業勢力、傳統商業銀行勢力，如沃爾瑪、通用汽車、花旗銀行，快速進入新興市場，成為強大的跨國巨頭。共和黨最具實力的支持者，他們開始更加關注在全球的利益，需要跳出原來保守主義的框架。
2008年金融危機後，共和黨的傳統工商業、傳統商業銀行以及跨國企業，與民主黨的新興科技勢力、新興投資銀行以及跨國企業，一樣都享受著貨幣超發的紅利。其實，民主黨和共和黨共同形成了一股最為強大的派別，那就是建制派。民主黨以克林頓家族為代表，共和黨以布什家族為代表。蘇聯解體至今30多年時間，除了特朗普執政4年，這兩個家族及其建制派完全主導了白宮。
但是，貨幣超發、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以及建制派主導的世界，同樣分化了共和黨，嚴重打擊了共和黨傳統支持者——本土中小企業、中產階級以及藍領工人。貨幣超發洗劫了這部分的財富加劇了貧富分化，一群中產階級出現了塌縮。同時，在失衡的全球化秩序下，跨國公司在全球逐利，尋求政治保護和經濟壟斷的紅利，但是本土中小企業和藍領工人只能在原地破產和失業。這是“資本全球流動、勞動被限制流動”的秩序的惡果。這部分群體從保守派中分離出來，意識形態上往右轉，成為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被特朗普所領導，被稱為特朗普主義者。
現在，用三角格局恰恰能理解特朗普之於美國政治。特朗普最廣泛的那部分群眾基礎，正是共和黨被邊緣化的藍領工人、農民、本地中小企業主、白人及基督教徒，他們認同傳統的美國社會價值觀，強烈反對移民、在意識形態上與民主黨尤其是激進派針鋒相對，在經濟利益上被共和黨人剝奪，而特朗普一聲令下，各種極端、非理性的政策卻迅速得到了他們的支援。
特朗普上臺後，共和黨的分化也徹底暴露，出現了建制派、新保守派、保守派和特朗普主義者。
過去，兩黨、左右意識形態是分析美國政治的基本框架，但是如今這個分析邏輯行不通了，美國的政治生態已經改變：從單一派別演變為以身份政治為劃分的眾多派別；從兩黨平行線競爭演變為三角結構鬥爭。這就是美國全新的政治生態。
在這個權力結構的金字塔尖，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建制派，他們的意識形態色彩更弱、分歧更小，利益更加趨同，更關注全球化和資本利益；而三角結構的兩邊，分別是共和黨的極右和民主黨的極左，他們的政治身份明顯，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衝突嚴重；三角結構的三個點，他們之間的政治權力、經濟利益與意識形態分歧最大。
作為三角格局的極右，特朗普顯然不被共和黨建制派和民主黨建制派支援；民主黨激進派更不會支援他。在這種三角格局下，拜登被送上總統席位，不過隨後也陷入瞭如今黨內黨外的尷尬困境。拜登同樣困在被政治身份分裂的三角政治生態之中，這就是拜登的難題。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民眾對國家身份的認同不如傳統民族國家。在二戰和冷戰時期，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尚還能團結不同利益、種族、地區和宗教信仰的民眾。但是，冷戰終結後，國家身份逐漸被政治身份替代。
“就美國而言，20世紀50年代白人和少數族裔給兩大政黨投票的比例大體接近，但是，到了2020年的總統大選，90%的黑人、63%的西裔、67%的亞裔投票給了民主黨，而56%的白人投給了共和黨，兩大政黨的種族色彩清晰可見。【2】”
扭曲的全球化和糟糕的貨幣政策加速了利益分化，民眾更加以政治身份的方式來尋求利益的保護。每個人都試圖以政治身份來獲得支援，以政治正確來建立合法性，保護和獲取更大的利益。“黑命貴”運動就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身份運動。
正如狂熱的政治家和社會運動家吸引最多眼光，三角格局的三個極點總會成為討論熱點。他們的聲音最大，但是，未必人數最多。在三角格局的中間區域，仍然有眾多處於中間的人群，他們在乎疫情、收入、社會穩定和安全。現實的角度來看，誰能夠搞好經濟，誰就可以獲得更多更穩定的支援。
經濟不過是最務實的臨時方案，美國學者試圖找到根本出路，即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可以打破政治身份的割裂讓美國更加團結。新保守主義者提出迴歸到國家身份認同上，以抵禦民主黨的世界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引發的社會混亂和分裂，但是他們斷然不能接受特朗普主義主張的“美國優先”。
其實，美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哈耶克主張的建立在自由選擇與規則協商之上的“開放性社會”。開放性社會的意識形態，既不是國家主義，也不是政治身份，而是社會契約——在稅收、貨幣、全球化三個方面更加公平的社會契約。
最後，分析美國的問題，無關他國之好壞與強弱。
參考文獻：
【1】從救濟到工作，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及啟示，信長星，中國就業；
【2】身份政治，弗朗西斯·福山，劉芳譯，中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