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月14日以來，智利多地出現一系列針對公交系統票價提價的抗議活動，引發數十年來最為嚴重的暴力衝突。

以學生為主的抗議者從不買票跳閘進站，演變成佔領車站、破壞地鐵設施，甚至在街上縱火等激烈行為，騷亂造成的死亡人數已上升至至少8人。智利總統皮涅拉於19日凌晨宣佈首都聖地亞哥進入緊急狀態並取消上浮地鐵票價。

此次騷亂的起因被普遍認為是地鐵票價漲價。智利的公共交通一直由政府定價。近期，政府決定早晚高峰期地鐵票價由800智利比索（約合人民幣7.97元）漲至830智利比索（約合人民幣8.27元）。

就是這3角錢的漲幅，竟遭至部分民眾強烈反彈，他們指責政府未事先徵詢民意，且過去12年聖地亞哥地鐵票價已經漲了近一倍，而民眾工資卻沒有同等漲幅。

智利被譽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發達經濟體”，其發展經驗也被稱為“智利模式”，但突發的暴力衝突給智利的亮麗形象蒙上了陰影，也促使人們進行反思。

智利是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早的拉美國家。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弗裡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就積極參與智利經濟學教育，為智利培養了一批深諳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人材，1974年美國支援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這些“芝加哥弟子”都被提拔到高位，幫助政府大力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主要內容包括：

歸還收歸國有的外資企業，取消政府對經濟的管控，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實行貨幣自由兌換，完全放開市場等。

軍政府連續執政17年，政局穩定，經濟政策連貫，加上本國自然資源十分豐富，這些都為智利經濟實現較快增長創造了條件。1974年，智利人均GDP為1554美元，1994年增加到4024美元，2007年人均GDP首次達到10502美元，按世界銀行標準，智利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2010年1月，智利與“富國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簽署協議，正式成為該組織第31個成員，2014年智利人均GDP達到14520美元，被稱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發達國家”，“智利模式”成為輿論熱議話題。

然而，光鮮的GDP數字難以掩蓋智利經濟存在的嚴重結構性矛盾和危機。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

其一，智利自然資源豐富，僅銅礦資源就佔世界儲量的30%，銅礦產品出口量佔世界出口量的2/3，在GDP中的佔比高達15%，對國家稅收的貢獻率為17%，經濟增長高度依賴銅礦資源開發和出口，導致資源型產業結構嚴重固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遲緩，經濟持續增長動能嚴重不足。

其二，智利產業結構中採礦業一支獨秀，加工製造業發展乏力，去工業化狀況十分嚴重，缺乏完整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經濟競爭力低下。

其三，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環境，深受“資源魔咒”束縛，隨著國際貿易環境惡化，資源豐富的優勢變成了劣勢，導致經濟增速不斷下行。

其四，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社會問題不斷加重，社會公共支出沒有相應擴大，失業率高企，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不平等嚴重，貧困率、赤貧率不斷攀升，社會不公嚴重加劇，涉及民生的稅制、養老金、勞工制度、醫療保險、教育以及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建設等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改善。

智利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長期存在，根源在於其實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該模式以私有制為基礎，強調市場自發調節，輕視政府幹預，缺乏平衡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矛盾的體制機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克服內外部經濟危機能力弱，這些都極易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衝突。

在世界經濟繁榮高漲的時候，經濟發展模式的缺陷和問題不突出，一旦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各種矛盾和問題就會凸現出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加上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對華貿易戰嚴重惡化國際貿易環境，智利經濟增速開始不斷下降。

智利經濟曾經長期領跑拉美國家，現在已經失去領跑地位。在2019年洛桑國際競爭力報告公佈的排名中，智利的排名比2018年下降了7個位次，為下滑幅度最大的國家。

智利長期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靠單一的資源和初加工產品支撐出口，雖然在一段時期能夠實現經濟的高增長，但是終究不具有可持續性，其所實行的小政府大市場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雖然能夠激發市場競爭活力，引導資源配置，但是不利於化解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無力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智利此次因地鐵提高票價發生嚴重暴力衝突不是偶然的，而是經濟和社會矛盾長期積累和不斷激化的結果，有一定的必然性。

智利是拉美最早實行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國家，對華盛頓共識的形成和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國家的流行發揮了帶頭和示範作用，可謂始作俑者，今天包括智利在內的眾多拉美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危機和衝突，都與新自由主義及其翻版華盛頓共識脫不了干係，是實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必然結果。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是鼓吹“三化”，即全盤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絕對自由化，其翻版“華盛頓共識”則是一組具有濃厚激進色彩的經濟緊縮措施，主要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金融自由化基礎上的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貨幣自由兌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

從許多國家的經驗看，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對於那些經濟增長緩慢、通貨膨脹嚴重、財政赤字龐大、政府債臺高築、貿易赤字巨大，經濟一時陷入困境，希望儘快擺脫困局的國家和地區往往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但是採納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無異於飲鴆止渴，凡是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和地區大都很快陷入新的困境：經濟持續停滯，兩極分化和不平等擴大，政治紛爭不斷，種族歧視和民族矛盾加劇，社會分化，動亂不止。

大量事實一再證明，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不是擺脫經濟和社會困境，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靈丹妙藥。只有從實際出發，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探索和走出符合本國本地區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才能克服面臨的困難，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是我們從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帶給人們的慘痛教訓中獲得的應有啟示。

（作者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